中国电影与人文精神

芦苇做客北大美学散步文化沙龙

　　4月18日，在燕南园56号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举办的“美学散步文化沙龙”活动中，电影编剧芦苇与来自首都几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师生共聚一堂，漫谈电影编剧艺术。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叶朗，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章柏青，《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李道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王德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张智华教授，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首都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主任凌燕副教授等20多位学者参与了此次活动。

　　沙龙开始，叶朗先生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环境。他说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学术大师，正是这些大师的存在构成了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环境。这种人文环境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欲罢不能。冯友兰先生说，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就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他们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个火不灭。为什么要呕出心肝呢？冯先生回答他是欲罢不能。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欲罢不能就是对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一种献身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北京大学一种人文传统，一种人文精神，这也就是燕南园的人文氛围。叶朗先生还向与会者介绍了历次举办过的沙龙，他认为举办这些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一方面延续北京大学浓厚的人文传统和学术氛围，另一方面引导当代大学生，同时也引导整个社会有一种更高的精神追求。他说，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是不会有太大前途的。

　　此次沙龙活动主题是“中国电影与人文精神”，著名编剧芦苇和与会学者分享了自己40年从事电影编剧的体会与思考，以及自己在电影领域的起点和追求。他说到自己已经创作了24个剧本，拍成电影的有11个，现在还有很多话要说，还在继续创作剧本。芦苇坦言目前正在创作一个主旋律电影。电影题材取自东北二人转老艺人的故事，为了写好这个故事，去年一年他都在搜集和整理素材，现在已经写出了初稿。他说自己想把主旋律作为一个电影类型来做一个尝试，他相信主旋律能够写好。

　　好的电影是“大家相信的电影”

　　芦苇认为区分电影的好与坏的基本尺度主要是真实。他说：“好的电影是大家相信的电影，坏的电影是大家不相信的，这就是电影好坏的区别。”他认为，目前中国电影有两种倾向，一方面知识分子过于强调电影文化上的意义，而忽视影视语言本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为了一味迎合观众，电影自身娱乐功能泛滥化，忽略了电影的文化传承功能。芦苇认为好的电影其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面应该是统一的。

　　他以电影《图雅的婚事》为例，谈了自己创作心得。《图雅的婚事》是一个发生在四川的真实的“嫁夫养夫”的故事。芦苇认为这样的题材之所以是一个好题材，因为它关注了民众的真实生活，讲述了民间生存的真相，这其中有最为真实的生活质感，有婚姻情感的坚守、道德伦理的传承以及组建家庭的责任，更有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无奈之感。他认为这一点正是《图雅的婚事》最大的长处。在听内蒙古长调的时候，他突发灵感，为什么不拍一个内蒙古的故事呢？于是萌生了把整个故事移植到内蒙古草原牧民的生活中去的想法，可是这样的故事在内蒙古的牧民生活中可能发生吗？经过调查发现，这样的情形在牧民家庭也时有发生，当自己的丈夫丧失生存能力的时候允许第三者介入。电影找到了最为真实的社会基础，故事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伦理习俗的冲突、两性的冲突，生存的困境以及这些冲突和困境背后的意蕴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

　　芦苇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将近14亿的大国，我们的GDP已经跃居全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的电影依然走不出国门，“中国电影人包括每一个人应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难道是我们的文化没有魅力吗？难道是我们社会生活没有魅力吗？难道是我们中国人乏味吗？都不是，最关键的还是选择问题。”

　　电影的文化内涵和基本价值观

　　芦苇对上述现象给出自己的理解：中国电影目前商业化的倾向非常严重，人文精神的表达基本缺失，这是中国电影的尴尬之处，是中国电影的短板，也是中国电影缺席世界各大电影节的根本原因。在被问及是否考虑过为迎合年轻一代的娱乐化而创作时，芦苇表示虽然娱乐片给的稿酬比较高，但“写那种电影没有感觉，我也做不到，干脆独善其身，我只写我感兴趣的。到今天为止，我作为电影编剧庆幸我写的所有剧本都是我愿意写的，没有一个剧本为了别的目的而写的。”有学者因而指出，芦苇作品体现了中国大陆第五代电影人不畏苦难、勇于承担的精神气质。

　　关于电影的基本价值观，芦苇谈到了《白鹿原》这部电影。他认为《白鹿原》的主题主要表现的是白嘉轩这代人和他的儿子价值观的撕裂，这是《白鹿原》小说里面最深刻的主题，影片若把这个主题除去之后就等于把故事的骨架抽掉了，很难确立起来。芦苇谈到自己对《白鹿原》这部戏倾注过许多心血，前后写了七稿，耗时四年，改到最后一稿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把主题写清楚了，很遗憾电影最后拍摄的时候却没有采用他的剧本。

　　较之当年《图雅的婚事》以500万人民币的投入，在柏林电影节上胜过了投资4000万美金的大片，芦苇认为真正起作用的就是价值观的选择。他说：“这证明我们中国民间、中国社会里面有大量的堪称经典的故事和人物。”

　　对于电影的文化内涵和基本价值观问题，芦苇认为，“这几乎就是一个建筑学力学的问题。盖一个房子的话起码房子根基得稳，价值观就是起这个作用，作品在人类的基础情感、价值判断上不要出问题。” 然而，价值观的传达又不是简单的说教。芦苇说电影并不能开出一个社会的药方，给出治愈社会问题现成的答案，电影没有这个职责，也没有这个功能，只是通过电影表达创作者所思考的问题。芦苇认为，对于电影的文化功能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类型即是文体

　　观众一般都认为芦苇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是艺术片，但芦苇在多种场合提到或强调这几部电影中的类型思维。关于类型片和艺术片的内涵、差异与融合的问题成为参加本次沙龙的学者们极为感兴趣，也是交流最为深入的话题。作为较早提出类型片概念的电影人，芦苇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电影剧本的时候，就意识到所有的电影都应该有类型选择。

　　首先，芦苇认为电影的类型和写文章的文体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文体表达的内容是不同的。

　　其次，芦苇指出，类型这个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电影界是非常模糊的，最近几年类型这个问题才被学术界和行内的人接受，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进步。在提到陈凯歌的几部电影时，芦苇认为陈凯歌的电影在早期和中期类型的特点呈现得比较清楚，《黄土地》、《孩子王》类型都非常清楚，当年自己和陈凯歌合作《霸王别姬》时比较注意电影的类型问题，《霸王别姬》在情节片类型的呈现上是成功的。他认为总体上现在中国电影人对不同类型的电影如何叙事比八九十年代要明晰得多，电影界逐渐意识到类型的重要性了。

　　芦苇认为在类型电影面前“电影就不纯粹是我们个人的玩具，电影是一个公共交流的行为”。“当我们面临不同的题材，不同故事的时候，我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到底是经济是票房呢？还是有一种话要说，要跟观众交流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认为一切选择最后一定是价值观本身的选择，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底线受到价值观的左右，如果底线乱了选择必然是乱的。

　　虽然“类型”涉及电影创作最根本的问题，但是芦苇所说类型更为宽泛，它超越了诸如警匪片之类的类型片，更多是指电影讲述的一种方式。芦苇也表示，我们利用类型，但类型绝对不是目的，类型只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话语，只探索和寻找一种他们乐于并习惯接受的方式而已，这就是类型的重要性。

　　在此次沙龙中，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如何理解类型”“电影的基本价值观问题”“从主流价值观的失落到新的价值坐标的寻找”“电影的人文内涵和类型范式如何融合得更好”“电影的文化内涵与娱乐功能的断裂与融合”“如何驾驭重大的历史题材”以及“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叙事困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