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

198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会场。

　　《冬天里的春天》（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革命干部于而龙重返故乡石湖的三天两夜经历，回溯、对照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帮”长达40年的斗争生活，表现了“春天在人民心里”的主题。主人公于而龙抗日时期是石湖游击队的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是某大型军工动力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他重返故乡是要为他的亡妻、游击队指导员芦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解谜，找出打黑枪的凶手。于而龙和芦花当年都是石湖贫苦的渔民，为了还高门楼王家的债，于而龙喝了药酒到冰湖中捉鲤鱼险些丧命。他们在党的指引下毅然举起了革命的火把，与高门楼王家斗，与日寇、湖匪斗，出生入死战斗不息。于而龙后来又作为骑兵团长，驰骋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作为第一批创业者，在沼泽地里建起了大工厂。可是他的结发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牺牲。芦花有着异常坚定和敏感的阶级感情，她与高门楼王家有着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她像一尊威严的战神，把王家老大的头颅掷在老二王纬宇的面前。王纬宇则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几十年来一直隐藏在于而龙身边捣乱，表面上却假装“革命”，刨掉自己父亲的坟墓，用血写入党申请书，开口闭口是“阶级斗争”，又利用游击队的求胜心理作出错误决定，险些使全队覆灭。在工厂又搞什么“红角”，凡事“左”三分，最后他刽子手的面目终于被揭露了。小说时序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情节扑朔迷离，更增加了它的艺术魅力。

　　李国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被划过“右派”。1979年又写小说《月食》，重新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和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槃》《洁白的世界》，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著有《骂人的艺术》《苦瓜苦瓜》《寻找快乐》，《说三道四》《淡之美》《十字路口》《红楼非梦》以及《重新评点〈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一

　　听说《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有一部关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的访谈录，即将问世，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从20世纪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81年3月24日，茅盾先生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开始，直到21世纪的今天，若要谈起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必然涉及长篇小说，必然绕不开自1982年首届起、至今九届的近50部茅奖作品，这些长篇小说（包括那些遗珠之憾的未能获奖的作品），实际上可以看作新时期文学30年的缩影。她的这部研究茅奖的专著，等于打开当代中国文学之门，使我们得以登堂入室，品评赏鉴，起到尝鼎一脔、窥斑知豹的作用，所以，值得期待。

　　平心而论，这些获奖作品，并非统统都是实至名归、足以传世的上品佳构，用平庸之作与精粹之作并存、泛泛之作和优秀之作同在来概括的话，大概接近于准确。因此，对参差不齐、难以尽美的现象，也不必求全责备。中外古今、历朝历代，凡文学作者的结群，凡文学作品的组合，薰莸同器，良莠不齐，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常规现象，一点也用不着奇怪。我的获奖作品《冬天里的春天》，自然属于平庸和泛泛之作中的一部，而且可以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的演化，作家和评论家的成熟，特别是读者的长进，估计对我这部作品，无论公开评价，还是背后议论，当会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事，可我并不因此恧颜。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大作家写大作品，不大的作家写不大的作品，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并行不悖地瓜分文学市场，只不过大作品存活的时间，要比不大的作品存活的时间长久一些，但茅奖作品中的“长久”，距离真正的不朽，恐怕还有相当遥远的路程。

　　我写作，从不追求长久，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写作，尤其写长篇小说，是个力气活，犹如举重，超过自身能力极限，1公斤，或0.5公斤的突破，也往往是徒劳无功的挑战。所以，我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也深知自己的文字，不过尔尔，因此，我写作更在意当时效果，作品问世，三头两月，一年半载，有人赞，有人弹，有人高兴，有人跳脚，我就足够足够了。晋瑜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您会回头去看自己的旧作吗？”第一我不那么自恋，第二除了编书和校对的必须外，我认为有读旧作的工夫，还不如写新作。所以，《冬天里的春天》出版以后，偶尔翻翻，有；从头到尾地再读一遍，没有。三十年过去，这部作品中人物、故事、情节，已经逐渐淡化，记忆模糊，也只好无可奈何了。我记得有一年和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对话，问起他笔下曾经写过的几篇有关中国风物的作品，因何而来？他的回答干净利落：一、我老了；二、我写得太多太多；三、我忘了。那时的莫拉维亚也就七十出头、八十不到的样子，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年纪要更大些，但他最后“我忘了”的答复很精辟，被人遗忘，或者，被自己遗忘，也是绝大多数作家和绝大多数作品的最好下场。因此，对于某些前辈，某些同辈，也许太过自恋的缘故，忙不迭盖个文学小庙把自己供起来，也只有掩口葫芦而笑了。

　　不过，关于我得茅奖的这部《冬天里的春天》，旧话重提，还真是五味杂陈，颇多衷曲。多年来，偶尔在文章中像祥林嫂似地唠叨几句“没想到春天也有狼”之类的话，为人诟病，遂尽量少谈自己。其实，狼除了不吃死孩子之外，无论春夏秋冬，都张着吃人的嘴，说又何益？这次，晋瑜要写这部关于茅奖的书，找到我，要我为她的这部著作，提供一点现场感，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了。因为一，我得过奖，属于在劫难逃；因为二，我得的还是首届奖，更是难以推脱；因为三，这是最重要的，与我同届获奖的其他五位同仁，死的死，亡的亡，她能找得到的当事人，也就只有我。既然无法拒绝，也就只好扯下脸皮，不谈春天的狼，而谈秋天的收获。大言不惭，幸勿见笑。

　　我从网上查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为1982年12月5日。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举行的，那天天气不错，晴朗无霾，但遗憾的是，那时我所属单位为中国铁路文工团，与首都文学界少有来往，偶尔碰到一起，寒暄几句，姓氏、名声、面孔、职务，常常吻合不到一起。所以，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诸公，究竟有几位，又是哪几位，失敬得很，真是记不起来。而主持者谁，讲话者谁，授奖者谁，我是从哪一位前辈手中接受这项荣誉，实在有点对不起晋瑜，三十年后的我，对于这次盛会，在记忆中已成空白。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也努力在网上搜索，能够找到的，仅有一张照片，站在左边的那个高个子，就是本人。我很讶异那时的我，一副木然的表情。后来才悟出来，大抵旱得太久的庄稼，即使等到迟来的风调雨顺，成活也许不是问题，但精气神的振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了。命也运也，夫复何言？

二

　　命运的转折，应该更早一点，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突然心血来潮地写了一篇题名《改选》的短篇小说，投给了《人民文学》，很快就发表在七、八两期的合刊上。因此罹祸，逐出北京，碧落黄泉，命运颠覆，一蹶不振二十多年。20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杂志，为文学期刊之翘楚，人所共知。我的处女作，能在那里发表，还放在头条位置，自然是难得的“殊荣”。随着这部小说的问世，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而在国内形成风气的“干预生活”文学潮流，也就从此中止，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论著，都把《改选》列入此次文学潮流的代表作之一。老天的作弄，有时是很残酷的，成功与失败，只是须臾间事。随后，我被发配到太行山深处修新线铁路，开山劈石，接受高强度的劳动改造，以及一言难尽的屈辱和折磨。起初，我以为我活不下去，或者，即使活，大概也活不多久，后来，我不但活了下来，似乎还活得可以。

　　《改选》七八千字，获罪二十多年，所以没趴下，所以没死掉，正是《改选》能够在《人民文学》头题发表，给我带来的创作自信，成了我必须活下去的动力。相信有一天，当我重新执笔，会写出一些东西，而且还是说得过去，成个样子的东西，是绝对可能的。因此，我特别相信那句名言，“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因我深有体会，也是笃信不疑的。1999年，我应已故的丁聪先生之约，为他画我的漫画，赋打油一首：“学画吟诗两不成，运交华盖皆为空，碰壁撞墙家常事，几度疑死恶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红，幸好留得骂人嘴，管他南北与西东。”其实正是这种内心反抗的写照。

　　《改选》一出，舆情大哗，最滑稽者，莫过于一位文学界前辈，带头发难，在《文艺报》著文批判《改选》，他认为我的文笔老辣，应该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化名之作，那也太抬举我了。紧跟着，那时还是一个鸦鸦乌的小角色，后来鼎鼎大名的姚文元，也在《中国青年报》长篇累牍对我口诛笔伐，对此，我一一笑纳，并以阿Q精神，借此证明我的写作能力，大概属于“出类拔萃”的一拨，否则，干吗那样咬牙切齿，恨不能食肉寝皮呢？诸如此类的批判，不但屁用不顶，反而增大我的文学信念，巩固我的创作信心，而且支撑着我，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无论怎样拿你不当人，也要坚忍不拔地活下来。中国人习惯三十年为一代，而每一世代的更迭，都会随之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变化，这在我读过的那些史籍中是有据可查的。算一算账，试以二十加三十，难道我会熬不到五十多岁吗？

　　于是，到了70年代，中国进入了只有一个作家唱独角戏的年代，斯其时也，一方面是《诗经·小雅·小旻》里的那句“我视谋犹，伊于胡底”，弄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一方面是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中的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隐隐约约的异动，势必要来的转机，正在形成当中。那时，我已年过半百，开始构思在“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下，来写《冬天里的春天》这部长篇小说。

三

　　依我之见，文学作品在作家还存世的那些岁月里，大家关注的重点，是其艺术成就的高低、美学品位的优劣、词语文字的精糙、趣味风格的雅俗上。但是，印刷物的寿命通常要比写书的作者长些，经过日月的淘汰、时光的销蚀，后人拿起这部长篇小说阅读，除了上述文学属性的考量外，恐怕更在意这部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真实程度。文史文史，文和史从来是不分家的。所以，我在想，若干若干年以后，读我们现在这些获奖作品的读者，犹如我们曾经读过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收获应该是相同的。除了美学享受外，或多或少得以了解抗战以前的上海、北平，以及抗战以后解放区、国统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特别诸如那些年里，国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思想感情、政治动向……乃至于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等等感性认识，在历史教科书上，是绝对读不到的。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相信，百年以后，也许不到百年，大部分茅奖作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应当是处于尘封状态。即便如此，这些作品中，所写出的20世纪后半叶，至21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社会，哪怕只是一个粗陋的画面，一个模糊的背影，对于那时的读者，也是具有文学以外的认识价值。

　　正如晋瑜所说：“《冬天里的春天》的创作运用大量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艺术手法，打乱了叙述节奏，穿插写作今昔之事，充满新意。”“新意”二字，也是我萌发重新执笔、回到文学创作以来的始终追求。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手工劳动，都是永不停歇的或简单或复杂的无数次重复，独有文学创作，对同为手工业者的作家而言，最忌重复，重复别人不行，重复自己更不行。所以，我在写作《冬天里的春天》时，抱定主意，尝试变换长篇小说的传统写法，不是按照人物成长，故事进展的ABCD时序，逐年逐月，一路写来，而是打乱顺序，时空交错，以CBAD，或BDCA的架构，通过主人公两天三夜的故乡之行，来叙述这个延续将近四十年的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的故事。这种写法，至少那时的中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还没有别的同行在做类似的实验。因此我想，这部并无多少过人之处的作品，若不是写法上的这点“新意”，会入评委的法眼吗？

　　小说，在英语里，本是故事之意，现在很多“洋范儿”小说，不大讲究故事，故尔成为小众文学。小众文学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中国读者的欣赏口味，与西方人到底是有些不同，可能是文化传承的关系，阅读习惯还是属意于以故事见长、以情节取胜的大众文学。因此，对我这种时空错置、前后颠倒、故事打散、多端叙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东打一枪、西打一炮的碎片化写法，能不能得到读者认可，一直心存忐忑。直到审稿的秦兆阳先生，给我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很遗憾后来不知被谁借走，遂不知下落），约有十几页，密密麻麻，语重心长，表示认可的同时，提出不少有益的改动意见；并腾出自己的办公室，让我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精力修改，我这才释然于怀。现在看起来，读者的智商，常常为我们作家所低估，其实，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情，用不着啰唆再三，喋喋不休，一个词语足以表达的意思，用不着卖一赠二，重床叠屋。如同中国画的留白一样，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用不着怕读者不能够心领神会。此书问世以后，在这种写法的改变上，始终得到读者的大度宽容。

四

　　晋瑜问道：“您知道有哪些评委吧？和他们有交流吗？”按照中国作协后来的评奖办法，好像要经历初评、复评两道程序，首届茅奖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有当时主持此事的人员可以回答了。至于我的作品如何入围，如何中奖，真抱歉，恕我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接到一纸通知，某月某日，到王大人胡同华侨饭店报到，是不是携全国粮票若干，我也记不起来了，不过，就在那里，我们六位获奖者，分别拿到了各自的奖金3000元。3000元，对当时月入八九十元的我来讲，也相当于一个天文数字了。相比在此之前，我在1980年3月份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月食》，次年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数百元奖金额度，真有小巫大巫之别了。

　　实际上，《冬天里的春天》完成在先，出版在后，《月食》写作在后，发表在先。所以，80年代初期，《月食》的影响比较大些。我也不知《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先生，从哪里打探到李国文还活着，跑来约稿，那时，我一家三代人挤住一间半屋子里，他一来，屋子便满了。盛情难却，唯有应命。那时，我的《冬天里的春天》已经脱稿，循着“大地、人民、母亲”这样一个母题，驾轻就熟，写出来《月食》。尽管人物、故事、情节、内容，两者大相径庭，但《月食》实际上等于是《冬天里的春天》的缩微版，因此，很受在解放区生活过的老同志赏识，甚至被问过，“你是晋察冀几分区的？”在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北影导演水华先生，有意要将《月食》搬上银幕时，约我与当时还健在的钟惦棐先生对谈。他用车先来拉上我，然后再去接钟先生。他一上车，水华先生为之介绍，这就是写《月食》的李国文，我和他都坐在后座，他侧过身子打量我一番，然后，第一句话就说：“你的这篇小说，可让我流了不少眼泪啊！”

　　至此，沉寂22年以后初试身手的这部作品，能得到那时的读者青睐，那时的文坛认可，时年五十出头、六十不到的我，也就相当知足了。尤其是只有一面之缘的钟先生的那句话，对我来讲，意义非同一般。尽管经历漫长时间的沦落，写作能力尚存，文学禀赋未泯，就冲这一点，敝帚自珍，狂飙两句，也就不在乎方家笑话了。

　　晋瑜说：“20世纪80年代末，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其实，作家也许是春天飞来的第一只燕子，“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70年代末已现端倪，随后，新时期文学便开始出现旺盛的势头，一发而不可收，那时文学书籍的印数，动辄以数十万计，与当下寒酸到不好意思在版权页标出印数，有天渊之别。这其中既有“文革”十年的空窗期后，读者对于文学的渴求强烈的因素，也有复出作家的努力回归，以及知青作家的来势汹涌而产生的影响，于是，那几年里，佳作问世，口碑载道，名家名篇，洛阳纸贵。现在回过头去看，大有看自己孩提时的照片那样，对于那时写作的幼稚、粗糙、浅显、笨拙，甚至不堪卒读，也只好哑然失笑，撇在一边。当然，学步时的蹒跚，那是行走的最初阶段，谁也回避不掉，所以也无须自卑。那时的作品，完成了那时读者的须求，也就算完成任务。但如果看不到文学在日日新、又日新的前进过程中，如果看不到中国人习惯以三十年为一代，过去完成时，硬要掺和到现在进行时中裹乱，那就难免要贻笑大方了。

　　对此，我尚能保持最起码的清醒，因为晋瑜这本书，又犯规倒出了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实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