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与造像记

元桢墓志 杨大眼造像记(北魏)

张黑女墓志 崔敬邕墓志(北魏)

孙秋生造像记 孙秋生造像记(局部)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丧葬礼仪，不仅在地面修筑神道，树立碑版，在墓室中随葬各种生活器具，而且还将死者的家世、籍贯及生平事迹书刻在石板上埋入墓中，称为墓志。墓志在东汉后期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普遍。早期的墓志形制与地面的碑版相似，但形状较小，所刻的文字内容也比较简略，书法、刻工都显草率。到北魏时期，墓志发展到成熟阶段，通常由两块大小相等的石板组合而成：上面一块用篆书刻墓志的全称，四周镌刻花纹装饰，称为志盖；下面一块用楷书刻墓主的家世、事迹、死亡和埋葬的时间地点等情况，最后是一段四言韵语的铭文，所以又称墓志铭。从北魏开始，墓志已成为陵墓中不可缺少的随葬品，到隋唐以后更是数量繁多，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出土，比较集中的则是河南、山东、陕西、河北、山西、江苏等地。

　　宋元时期已经有古代墓志出土，但数量不多，也未引起重视。到清代后期，随着金石学兴起，特别是碑学观点在书法界盛行，人们开始关注魏晋南北朝的石刻书迹，墓志也成为研究、收藏的重要对象。从清末到民国，民间盗墓之风普遍，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出土了大量北魏和隋唐墓志。特别是在北魏都城洛阳附近的邙山，出土的都是北魏皇族元氏及朝廷大臣、武将的墓志，这些墓志的书法和镌刻水平都很精湛，而且具有不同的风格面目，是魏碑体楷书的典型代表。清末以来书法界所推崇的魏碑，除了一些著名的碑版之外，魏碑的墓志占了绝大多数。

　　隋唐时期延续了南北朝的风气，墓志的使用达到高潮，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死后都有墓志随葬。特别是唐代，楷书艺术登峰造极，许多墓志都由著名书家来书写，即使是出于无名人之手，也往往具有很高的书法水平，成为后人学习楷书的良好范本。

　　从清末到民国，墓志大量出土，吸引了很多的古董藏家、考古学者和书法家竞相购买收藏。由此，一方面使得学术界、收藏界和书法界对古代墓志格外重视，价格很快走高；另一方面，在众相追逐之下，也使得墓志中的一批精品名声远播，一拓难求，其中尤以洛阳出土的元氏一族墓志最负盛名。此外，有些墓志出土后辗转倒手，或被人深藏不露，或原石已毁坏佚失，其拓本就更加珍贵。例如北魏《张黑女墓志》原石不见流传，世间只有孤拓一本，曾经著名书家何绍基收藏，保存至今，享誉海内。又如北魏《崔敬邕墓志》原石佚失，现存拓本仅有四五本，在书法界堪称稀世珍品。

　　除了书法价值外，墓志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其为当时人的原始记述，所以对史书记载多有补充和纠正，对历史研究尤其重要。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利用出土墓志已经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果。

　　从南北朝开始，佛教盛行，留下大量有关佛教的石刻文字，包括石窟造像题记、摩崖刻经及经幢等，时代以南北朝到唐代数量最多，而在书法上影响最广的要数造像题记。

　　北魏上层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即开始在城南龙门山上开凿石窟，从皇族大臣到贫民百姓都纷纷捐资在洞中雕刻佛像和题记。题记内容都是为皇帝或家人祈福，求佛保佑之词。龙门石窟的题记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宋代，数量有两千多种。清代以前，这些造像题记一直没受到关注，碑学书风兴起后，学习书法的人开始注意并收藏这些造像记拓本，特别是其中的北魏造像记，因其书法与魏碑、墓志上的字迹风格特点一致，受到普遍的追捧，形成了“龙门四品”、“龙门十二品”、“龙门一百品”等选集，其中如《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一批精品更是在书法界脍炙人口。

　　此外，山东的“四山摩崖”刻经、河南巩义的北齐石窟造像题记、河北涉县的北齐摩崖刻经等，也都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

　　墓志和造像记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碑，但从上面所刻字迹及其书法来看，与碑版摩崖具有同样的价值，再加上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因而在碑帖的研究、学习及收藏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