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美术馆如何避免“善意的枯竭”？

银川当代美术馆

　　2012年底成立的龙美术馆，2014年收藏家余德耀推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术馆，以及不久前刚刚开馆的银川当代美术馆相继亮相艺术界，民营美术馆又成为业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也让公众将目光聚焦到民营美术馆的定位与发展等问题上——从私人美术馆到国家美术馆再到民营美术馆，从沙龙到白盒子再到无墙概念，如今，中国民营美术馆已近140家，并且每年都以10家的速度在增长。伴随着民营美术馆全球化运营课题的深入研究，如何建立现当代民营美术馆制度伦理、如何打破民营美术馆与传统美术馆的定位壁垒、如何权衡展览与学术研究之间的交融、如何完善美术馆教育活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连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正是基于此，日前由银川当代美术馆、 99艺术网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民营美术馆发展论坛在银川“开坛” ，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荷兰、德国、美国、日本、英国、西班牙等国专家针对“民营美术馆的定位与规划”“民营美术馆在馆际方面的展示和交流”“民营美术馆中的学术专业性及文创战略”等话题展开讨论；期间，大家更为关注的是，美术馆的“民营”性，又能为制约民营美术馆发展的重要因素——找钱，带来多大可能性。

　　举步维艰？

　　傲慢与虚荣、不稳定的管理、激烈的家族纷争、关于公益事业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不现实的抱负、缺乏可持续运作的资金、日渐阑珊的意兴、善意的枯竭、美术馆面临倒闭的威胁及随即所面临的美术馆恢宏建筑的处理问题……在西雅图弗莱伊美术馆馆长乔安·伯尼·丹兹克尔看来，以上情况在欧洲和美国的私人博物馆美术馆历史上司空见惯。“尽管很多私人美术馆满怀希望和期待，却深陷内部冲突与财政危机之中，在拉帮结派的管理阴影下和财政、观念及体制的不确定中苟延残喘。 ”策展人陆蓉之表示，私人或者民营的美术馆由民间提供资金，提供资金的个人往往可以决定收藏方向，甚至决定藏品的运营模式，资金的可延续性就成为民营美术馆得以延续发展的基石。

　　“很多民营美术馆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身份和地位。 ”荷兰眼镜蛇(Cobra)现代艺术博物馆艺术总监卡佳·魏特琳认为，在美术馆的竞争中，吸引公众、藏品的关键，是怎样得到财政支持，“在这一方面，所有民营美术馆都需要在制度和展览模式上进行开拓。 ”据她介绍， Co - bra的一个策略是与阿姆斯特丹的艺术学院达成长期合作意向，两个机构共同开发一个荣誉课程，将Cobra的艺术知识与年轻创作者的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并为他们在博物馆里提供艺术实验空间。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Cobra全球’的计划，展览项目在全球巡展，既建立了广泛的合作网络、开拓了展览方式，也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 ”

　　上海龙美术馆馆长王薇也认为，馆际合作及民营美术馆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是对展览结构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分摊展览成本的核心要素。2014年，龙美术馆与英国Ben Brown画廊合作“万象——维克穆尼斯个展”并巡展至以色列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法国圣艾蒂安当代美术馆；龙美术馆与墨西哥阿罗塞纳博物馆共同举办“白银帝国——墨西哥，历史与未来”展览巡展至北京恭王府和广东美术馆等地； 2015年，龙美术馆以红色经典馆藏与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文物交换展出，双方互免行政费用，分摊策展及运输费用，探索出官方与民营美术馆合作的新模式。“馆际之间的交流展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策展费用、运输费用、借展费用、印刷费与媒体广告费等。在一定程度上，展期与展览成本具有正相关性。当某展览的收支需求依赖门票收入及衍生产品的销售收入，馆际之间的展览交流则是平衡展期与成本的重要手段。 ”王薇说。

　　与企业相遇

　　2001年，当金泽21世纪美术馆聘用新馆长时，现任东京当代美术馆首席策展人的长谷川佑子正在思考“21世纪是怎样的一个世纪” ：“20世纪和21世纪的变化可以通过3 M到3 C的变化来把握——3 M是Man、 Money、 Mate - rialism， 3 C则是Co-existance、Collective Intelligence、 Con - siciousness——共生、知识的共同创造及意识的转变。 ”由此她认为，当代的美术馆应是“开放的美术馆” ，不仅指使用方便或者游客服务周到，还蕴含着通过信息和人的交流、更换，创造许多相遇、合作和生产的可能性。

　　“相遇”的主题，在香港M+高级策展人皮力的视野中同样出现。在他看来， M+的目标，是一个让艺术家、观众与艺术“相遇”的地方，这是一个平等的场所，兼顾考量艺术家与观众的需求，“怎样使博物馆成为一座‘为公众而建’的文化艺术场所？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答案，而是由成百上千的交流细节来使之发生。 ”

　　成百上千的细节中，就包括与商业机构的合作。在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看来，这叫“企业融合”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执行总监石瑞仁的口中，这叫“艺企合作” ：“我们积极和民间企业如艾美艺术酒店、台新银行、新光三越百货、艺殿图书公司等创意共荣和三赢的‘艺企合作’方案；当代馆之前在捷运线形公园推动的‘南西当红——校区嘉年华’在台新银行、捷运公司、新光百货、小区商家共襄盛举之下，每个月推出不同的主题策划，参与的层面不断拓展，也希望向下扎根，让亲子与更多民众分享，进而将此区域营造成‘小区生活、时尚商圈、创意聚落’三种小区能量相互整合激撞的特色场域。 ”

　　美术馆或者博物馆渐渐从一个以学术、研究、教育为主体的时代，悄然进入一个以行销、推广与管理为优先的环境。著名美术馆或博物馆，甚至主题形式的大展或城市双年展、三年展，都是形成地方旅游观光经济的重要吸引力和收入保障。美术馆、博物馆从昔日高高在上的学术堡垒，变身千万创意竞逐的市场。陆蓉之指出，像上海当代、 K 11等属于“艺术中心”性质的美术馆，以跨界合作的产业发展为导向，强调产品所辐射出的产值，成为艺术跨界商业的典型模式。

　　艺企合作办展行之有效，利用衍生品将艺术管理与商业行为相结合，更是民营美术馆资金不可或缺的来源。Mo MAStore开发的产品种类繁多，民生用品、餐具、文具、家具、珠宝、服饰、玩具……光是他们介绍收藏品的专书，翻译成7种语言每年在纽约展馆一个卖点就可以为馆方入账超过200万美元；纽约就有4家门店，在东京涩谷区表参道有分店，还有线上商店，并设有批发部门，Mo MAStore年收入数千万美元的业绩，早已成为Mo MA重要的经费来源。北京798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从2009年布局艺术商店，不但发展了各式艺术衍生品，在服装设计领域也培养了一批新军，业绩也是艺术中心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

　　主题鲜明、形式特别的展览和公教项目、体验互动的观展模式吸引的票房，以及多方位合作的衍生品推销，是民营美术馆养活自己的不二法门。但是，业界的共识是，从找钱引发的民营美术馆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中，政府的支持、主事者的视野、从事人员的发掘与培训，都是民营美术馆从艺术圈少数人话语权主导的小众机构跃升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创意大事业的重大课题。“中国的通信事业在十几亿人口尚未进入‘座机’普及的阶段就直接跳进‘手机’普及的现况，这种跳跃式的成长，显然是中国的特有环境。 ”陆蓉之认为，在“手机”时代，相比“找钱”这样我们尚能有很多良好范例可以遵循的问题，如何创新和如何拥抱大众，才是美术馆从业人员的重要目标，政府在税制上如何鼓励民间对文化事业的投入，更是文化建设结合政府与民间资源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