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学》创作笔记

乡村小学(木刻版画) 徐匡

    徐匡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系四川省美协顾问、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的木刻版画《乡村小学》 ，以新颖的构思、自然真实的呈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本文系作者对创作这件作品时点点滴滴的回忆，如今读来，不仅亲切，亦十分珍贵。

——编者

　　我们去四川巴县一品公社时，那里住房比较紧，区委的同志安排我们到一所有空房的民办中学去住。民办中学一切都很简单，只有十多张桌子、板凳和一个放作业本和简单教具的木柜。

　　我们住处的外屋就是学生教室，桌椅板凳花样可多啦，有长的、有方的、有高的、有矮的，凳子腿也有好几种，有四条腿的、有三条腿的，还有两条腿的。教室里除了课本、钢笔、墨水、砚台以外，还有锄头、斗笠、镰刀、猪草等这些和上课似乎毫无关系的东西，看起来很不习惯，这和我念过的中学，脑子里想象的中学，相差真是太远了。

　　学校当时有两个班， 80名学生， 4位老师，一男三女，年龄都不大，和我相仿。他们不仅要带好这80名学生，还要处理自己吃饭、洗衣、种菜这一摊活计。晚上在油灯下改作业，四周肃静得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样。他们知道了我们是做文艺工作的，就一定要我们表演。最初大家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想，反正就这几个观众，小油灯又不亮，也就不害羞了。每个同志都“各尽所能” ，表演了各种节目，受欢迎极了。四位教师也唱了许多有味的民歌。老乡们听见学校里歌声四起，都纷纷跑来看，有些小社员(也就是学校的学生)还参加了表演，人愈来愈多，像过节一样。在这种“文娱晚会”上，我们认识了许多农民，和老师的关系也更亲切了。

　　有一次，我们在区委帮助工作队画连环画，工作到深夜，下起了大雨，就在区委住下。第二天回家一看，我们的床铺都被搬到一边去了，地上放了几个脸盆，用来接天花板上漏下来的雨水。这是老师们夜里起来，帮忙搬的。一连几天的雨，气温下降得很快，我们正计划派代表回城去取衣裳，老师们就送来了各式各样的毛衣、绒衣，有些还是新的。我们不好意思穿，直到他们几乎要生气了，我们才只得穿上。生活上的关心、照顾，是基于同志间的友谊，我们总觉得也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才好，因此当他们提出希望我们给学生上美术课时，大家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相处的时间愈长，愈发现在乡村教师和农民子弟的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教学参考资料少，老师们就到各处去找，必要时还整本地抄下来。特别是其中一位女老师，她年岁比我小，参加工作却比我早，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她还向我学普通话，有时一个字音要念上十几次，也不觉枯燥，特别好学。凡是跑外勤，比如学期开学前，向县里办理订书、买书、运书的事，多半都是她去。有一次我在县里正好遇见她往回背书，我坚决要求代背，试了一试，好像几百块扎在一起的砖头一样，实在吃力。而她背起来，却比我轻快多了。一路上她那谈笑风生、轻松愉快的样子，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这里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刚开始办中学时，只有破旧古老的空房子，没有桌子、板凳，学生们就坐在地上听课，把门板拆下来涂上墨当黑板，没有足够的教科书，同学们就彼此传抄。没有运动场，他们就自己动手，把校园前面的荒地开垦出来做操场。同学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一个同学脚受伤不能走路，住在附近的就背他上下学，还帮他补习功课。

　　相处时间越长，感情越深，也就产生了一种想画他们、表现他们、歌颂他们的强烈愿望。我很快画出第一张构图，画了老师、学生，画了黑板、板凳、窗子，还画了锄头、斗笠、阳伞、墨水瓶，甚至老师手里的粉笔头都画了。因为我喜欢他们，教室里所有的一切，都那么亲切、可爱。我很满意这张构图，可是同志们看了却觉得太一般化。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慢慢地察觉到这张构图缺乏艺术感染力，好像什么都想说，什么又都没说清楚。

　　有一天早晨，暴风雨刚刚过去，阳光灿烂明亮，上课铃打过了，一切渐渐地安静下来。空气里散发着菜花的清香，四周的大自然被刚才的雨水洗刷得焕然一新，什么都变得那么透明、湿润、清爽。我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忽然，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靠在墙脚下的一排排锄头和斗笠，还有那绿油油的红苕藤，它们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多有意思！刚才的大雨，把红苕藤淋得水莹莹，之后太阳又把它们照得一个个闪闪发光，有的还好像低着头看地上的积水，有点害羞似的；那些锄头，被雨一淋显得又黑、又亮，一个个昂着脖子，伸直了腿，显得多神气！

　　看着它们，使我马上联想到，刚才暴风雨里，那些少先队员、中学生们，怎样在地里摘红苕藤，为的是抓住这个好天气，能及时地栽下去。劳动完了，又急急忙忙地，沿着崎岖的山路，泥泞的田坎，一溜一滑地跑来上学……那些从暴风雨里战斗过来的、被雨水浸透了的锄头和斗笠，与往日活跃在脑海中的、日夜想表现的少先队员们美好的形象结合了起来，变得更加光辉灿烂了。

　　这不正是我想要表现的主题吗？我兴奋极了，像找到一把开门的钥匙。锄头、斗笠，突然从黑板、桌子、板凳、书包、钢笔、墨水、粉笔中跳了出来，成了描绘的主要对象。很快，第二个构图也出来了——我把锄头、斗笠和红苕藤从教室里搬了出来，搁在房檐下，让它被明亮的阳光照射着，使它更为突出。在旁边，只留一个窗户，其他的就让观众自己去想象吧。

　　至于窗口里出现什么，是学生？是老师？还是都要呢？

　　有人认为，出现老师好，让观众通过老师认真教学的形象去想象学生。从构图上看，画面只出现一个半身的教师，刻起来也少费些劲。也有人认为，若是只出现老师，转的弯子大了点，观众也许就会猜：里面是什么人呢？也许是干部在开会，社员在休息吧。这样，内容就变了。所以，还是画学生好。

　　我选择了后一种。因为它不仅避免了内容模糊，而且学生们的出现，会使主题更明确。这些锄头、斗笠由于能进一步揭示这些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变得更加可爱了。通过他们和锄头、斗笠在典型环境里的特殊关系，能让人联想到，这些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听讲、做笔记的学生们，一旦走出校门，拿起锄头，就是生产劳动中的能手。

　　在斗笠的处理上，我做了一些提炼、概括。例如真斗笠上，竹丝编纹要比画面上的密四五倍，但如果依样葫芦地画下来，会是一个很平的灰面，看不出斗笠的结构，也不美，而且在用刀上会带来很大困难，造成整个画面的风格不统一。

　　第一次重刻时，我想用拓片办法，费了好大劲，拓出来的画，调子却很灰暗，与画里表现的主题思想、内容不调和。又重刻了第二次。但在色彩处理上，窗口里面的学生被浓烈的颜色压得透不过气来，影响了主题思想的表达。有许多同志都曾提了意见，经过反复思考，我套了一个浅底色。发现色调单纯、清新得多，主题也突出了。

　　我最初的构思，并没有明确要画“乡村小学” ，只想到要表现他们那种办学的风格和精神。到后来主题明确了，才决定画小学。因为我觉得小学生和锄头、斗笠联系在一起，不仅使画面更生动、有趣，而且与画年纪更大的学生相比，小学生更能让人感动——让人想到，这些孩子在这么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他们长大后会怎样，不就可想而知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画“小学”对深化主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