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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宗飞作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美协副主席,张家口市美协主席,他与于长江、陈嵘、吴涛毅于1999年合作完成的中国画作品《民兵史画长卷》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中获金牌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后,他的《潮——2004》 《七月流火》 《风和日丽》等作品也曾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创作备受美术界关注。
身为人大代表,同时又是长期从事美术创作、研究的艺术家,钱宗飞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怎样的建议,他近年来对于创作又有着怎样的探索与体会?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近些年您关注的重点在哪些方面?
钱宗飞:身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将基层百姓的诉求、期望以建议的形式带到两会上,是我的责任。我在念书的时候学的是师范,之后教过书,又一直从事美术创作,因此提出的建议大多是关于教育与文化方面的。比如2014年,我提交了有关“重塑张家口堡子里,为冬奥会搭建文化平台”的建议。
“堡子里”是张家口市区最早的城堡,也叫张家口堡,它不仅是张家口市区的原点与根,也是研究张家口乃至中国北方城市发展的珍贵标本——据史籍记载,堡子里始建于明宣德四年( 1429年) ,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因该堡以北有东、西太平山对峙如巨口,才得名“张家口” 。
直到现在,凡生活在张家口或在张家口工作过的人,都会因堡子里昔日的建筑、庙宇、商号、票号、钱庄的恢宏、气派而自豪。因其建筑样式的纷呈,砖、石、木雕刻的精湛,还有门墩、回廊、额首、石狮、阶石、门枕石、拴马桩、上马石、碑刻等,无不让人感叹张家口先民们文化创造的厚重、古朴及永恒的美。
改革开放30余年,特别是近年来,张家口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当代城市建筑取代了传统建筑样式。虽然堡子里被保存了下来,但原票号、商号、钱庄、古民居由于年久失修,只剩下断壁残垣,而且仍有一部分市民和乡下进城的务工者借居于此。这与张家口的发展极不匹配,与冬奥会的文化环境建设也极不匹配——第24届冬奥会将由北京市与张家口市崇礼县共同举办,崇礼县冰雪项目的主赛场建设固然是冬奥会投资的主体,但与之相配套的文化设施同样不可忽视,堡子里位于张家口市主城区文化、商业中心,因此它也应该成为冬奥会的一大文化亮点。
记者:即将于2022年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让张家口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您今年的建议也是围绕冬奥会这一主题吗?
钱宗飞:是的,我今年提交的建议首先就是关于如何破解张家口市筹办奥运所遇到的瓶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目标,要通过冬奥会展示我国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决心,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而张家口的发展相对滞后,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把经济发展上去,有不小的压力。这不仅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需要对崇礼县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升级,更需要解决生态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我还提交了有关“加大张家口市草原生态建设与修复力度”的建议。
发展经济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环境的保护。目前张家口在草原保护上问题比较突出,草原生态环境脆弱敏感,自然景观和系统层次结构简单,特别是坝上地区原有的完整草地生态系统不复存在,呈孤岛状分布的草原植被易破坏、难恢复。大规模推进草原生态建设与修复,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程,依托借助现有政策和项目,远不能满足长时间跨度、多建设内容的需要,需要“量身定做” ,为张家口草原生态建设提供坚实的政策机制项目保障和资金支持。
记者:您的建议是关于张家口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保护,那么,环境对于您的美术创作,是否也有深刻的影响呢?
钱宗飞:当然,生长于张家口这块古老而又神圣的土地上,它赋予了我创作的激情和灵感。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更由于它处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两种不同文化的长期碰撞与融合,使这块土地在几千年的熔炼和锻造中形成了一种刚烈、悲壮、豪迈、博大、淳朴、善良的地域文化个性。
对于美术家来说,他所处的生存环境和地理环境,不但以其外在的形态左右着美术家的审美诉求和文化诉求,同时更以其内在的文化含量影响其文化体认。我们的祖辈在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存环境中与自然对话、与存在对话、与生命对话,并最终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也恰恰是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最渴望体认、最渴望解读、最渴望传承的宝贵财富。
记者:在多年的美术创作与探索中,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钱宗飞:画家的两条腿,一定要深深地扎进泥土中去,因为那里面真的有芬芳,这是我从事绘画多年来最深的感触。我偏好内蒙古草原的题材,从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到那里,我就不禁感喟——大自然本就如此的美,如果表现不出来,那是画家的无能。
直到如今,草原仍是我最为痴迷的课题。我热爱这里的天宽地阔,热爱身着民族服装的蒙古族人民,以及草原上的牛、马、骆驼。多变的天地与流动的人、动物,转换成我的审美表述和追求。在我看来,方、刚、粗、大,是蒙古族人民的性格特征,这也是我在画面中选择用粗线条表现他们的由来。另外,蒙古族还是色彩纷呈的民族,他们崇尚的色彩,不同于其他民族,不碎叨、不小气、不落俗套,这又是我常施用强烈色彩的来历,绝非空穴来风。
我研究草原人物,也研究动物,他们是构成草原绘画不可或缺的审美元素。我渴望他们能通过我的指尖,鲜活地腾跃在宣纸上,给观者带去美的信息。
记者:您的《天际一横》 《白云生处》等众多大写意中国画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能具体谈谈您对于“大写意”的思考吗?
钱宗飞:用极度的粗线与主观的色彩构成,是我的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我用粗黑多变的线,大笔书写的进行方式,“狠狠地”将心象从宣纸深处拽出来。在笔墨触纸的刹那间,布置形与形、线与线之间的空白,使形体的外型线与内型线的变化,能够更科学地表现客观感觉,再施以浓重而单纯的色彩。
画如其人,我的性格生来就是和大写意结缘的,处事交流也喜欢直奔主题。只有画大写意,才能达到一份痛快的满足和勾魂摄魄的体验。我平日完全靠记忆作画,落笔入纸前,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直到诸多要解决的问题都铺排周到,让形象催促我坐卧不宁,全身的神经都仿佛绷在弦上。我的画儿没有草稿,靠白素的宣纸与笔墨之间突然生发,这样才能调动我的灵感,笔墨才能自由奔
泻。
所谓大写意,必须要具备大写的精神、大写的气度、大写的内容。一出手就小气,没有担当,是画不了大写意的。正所谓“胸中有丘壑” ,我在布局上更注重宏观,并重于把握气势,下笔要肯定、果断,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
例如线的运用,在画家的笔下,线条应该是具有不可复制性的——不是机械化、模式化的惯性动作,而是兼具偶然性与灵感所致的独特存在。创作中,写意的风骨就体现在线条中。我不会刻意安排线条的走向与趋势,因为一旦被安排,自己也就被束缚于框架之中,无从发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书画同源”讲的则是线条在书法与绘画中的相似功用——绘画中的线条也要讲求“书写性” ,把写字的结体、构成纳入创作的考量,疏与密、粗与细、刚与柔,这些特质在表现为线条的书写性时,会形成艺术化的语言,并充满律动感与节奏性。因此我着意探求下笔的速度与力道,并特别注意收与放的控制。
再比如用色方面,我认为单纯的红、绿、蓝、黄等色块的运用,会让视觉效果更富有冲击力,会让表达更加酣畅淋漓。在作品《七月流火》中,我刻意颠覆了传统大写意的理念,以纯粹的用色,让流动的色彩如舞动的旗帜般绚丽夺目,在画面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记者:您如何看待大写意创作在当今文化语境中的传承与创新?
钱宗飞:就当今的艺术家来说,对文化的认知、判断和选择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艰难。因为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宏大文化语境之中,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当代性,而任何一种文化又都很难表达当代性的根本属性。因此,对文化的认知、整合能力,以及对艺术本体的表现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每个艺术家都希望自己的创作具有鲜明的个性,以及独特的当代审美价值,这并非易事。在艺术与生活的思辨中,我坚持扎实、严谨的创作态度。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作品都需要如实地再现创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对艺术的反思。“边破边立”是我的追求,破是破规矩,立是立精神,只有放下艺术的架子,深入生活,作品才能达到纯粹与极致,才能让人有所感悟、回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