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远方的三种方式

　　纪尘、冯昱、林虹都是广西贺州的瑶族作家，不过地域和族别背景并没有对他们的写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同为瑶族作家并没有带来地域与族群文化上的相似性，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主要在于如何想象远方和本土的方式上。

　　“远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文学书写中一个隐喻式的存在，它的地理特性在与自我、本地、故土、家乡的对位中具有了导向未知、神秘、异国风情、奇特历险的修辞意味，最终与后者所形成的日常生活、平庸模式形成了结构上的映照，而形成了浪漫与理想主义的象征。不过仅有这样的“远方”，无疑是片面的。一切都来源于视角的变换，对于“远方”而言，如果从其主观视角观察，它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毫无特殊之处，“本地”才构成了它充满魅力的远方。“远方”总是不停地随着“自我”所处的位置而游移，只有打破二者之间两两相望的格局，竭力让远方与自我彼此进入，才能获得整体性的认知。

　　纪尘喜欢独自背包旅行，迄今为止已行走经过亚欧大陆20余个国家和地区。她的远行带有1960年代“在路上”的肉体与精神流浪的遗迹，更近的来自于1980年代那种具有宏大求索意图的浪漫想象。在《西伯利亚的冬天死海的盐》这本游记的结尾，纪尘写道：“没人可能一次性走完、看完这个世界。去路虽被暂时阻截，但理想与爱，是永远年轻的。只要还肯仰望，心存信念，那消隐于黑处的自由与美，将如星空，永不破碎。”这是一种“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般的自我理想化。

　　旅行是一种带有原型意味的文化行为，它与探索未知的成长密切相关，旅行者走向远方是突破自身阈限的一种行为。纪尘的游记就带有这种解放的自由人格意味，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类似于朝圣式的灵魂净化功能。然而在现实的签证、过境等实际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龃龉，这构成了旅行内在的分裂——精神的高蹈与现实的某些堪称龌龊滑稽的场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比如一再遇到的性骚扰和旅行者本人对异文化的误解、当地人对旅行者的想象。尽管如此，她却在这种由身份变化而带来的误读中，获得了视角的灵活转换，即她在某些时刻可以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方式换位思考。

　　相较于纪尘的不停游走，冯昱则几乎没有离开过贺州。这种经历让他的写作带有一种原乡意味。冯昱书写的几乎都是现代性冲击下的山乡巨变。在他的作品里，乡村的自我在沦陷，而以城市作为代表的远方则是罪恶的渊薮、肮脏的象征和堕落的策源地。乡土已经失去活力，固守在乡村中毫无出路可言，留守儿童的困苦和死亡似乎说明了乡村未来的失落，是现实的溃败。而那些出走乡村、去往远方的人们同样遭受失败者的命运，其中女性的命运尤为触目惊心，她们的进城变成了跳进火坑的寓言。

　　我们可以看到，乡土的沦陷在冯昱那里成了敲打城市的棍子，而对乡土共同体解体与失败的原因缺乏反思，也没有寻找出路的可能性。这种原乡式主观视角，强调外部世界带来的污染、玷污和丑恶，即便是古老神圣的传统也无法拯救这种现实的挫败感。一个从来没有去过远方的人，是没有故乡的人；而一个过于沉溺于自己的原居之地，对远方充满畏惧的人则是自恋的，表现为一种没有主体性的无能自我对远方本能性的拒斥。

　　如果说纪尘是不停地让自我进入远方，冯昱是排斥远方进入自我，林虹则是让自我虚构了一个模拟的想象性远方。林虹的小说不直接涉及远方与家乡的主题，她大多书写的是对平凡庸常生活的不满，而逃逸到某个飞地之中做短暂的停歇。这个飞地可能是现实的某个超离日常的空间，也有可能仅仅只是一场白日梦境，构成了隐喻意义上的远方。她笔下的人物都沉浸在自我的内心之中，因而从本土到异地的空间上的移动并没有实质性地引发心灵上的迁徙。也就是说，人物的身体虽然移动了，但其实心思全然没有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虹呈现的是当代人普遍性的窘境，她小说中人物心灵是封闭的，他们即便有着逃离的冲动，却没有逃离的行动。她塑造的主人公有着强烈的同质性，男性形象单薄，充满了女性的想象，而女性都极富幻想力。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可能已经人到中年，却总是蠢蠢欲动，然而吊诡的是，由于行动力的孱弱，他们最多只能逃离到某块飞地之中。这些主题相似的小说显示了关于另类生活的想象的乏力，它试图通过缺席的远方来补偿与遮蔽现实的种种不满，从而让分裂的欲望达到和谐。

　　想象远方的不同方式，让纪尘、冯昱、林虹的写作呈现出迥异的风格，使得某种整一性的“瑶族性”观念成为不可能。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他们却又具有相似的层面，在他们的作品中，远方与自我、日常与浪漫之间构筑起了二元式的结构性隐喻。这并非瑶族文学的个案，而是具有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瑶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折射的是中国多样性文化生态的一个侧面现场。他们的作品提示了某种远方和他者与我们既相同又差异的存在，敦促我们去思考如何在不平衡的多元之中寻求一种共和与互动。必须走出狭隘的自我，关心无穷远方无数人们的命运，哪怕是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也显示了整个时代与社会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