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文学的“抗战动作”

　　抗日战争是中华各族儿女精诚团结、同仇敌忾的历史，故而与之匹配的，抗战文学也有中华各民族作家的贡献和参与。尽管先前学界对少数民族的抗战文学研究甚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书写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滞后性。如果我们摊铺开历史的褶皱，将那些散落失忆的细节搜寻打捞起来，或许会惊讶地发现，抗战文学的版图因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新体认而得到延展。这里仅以回族为例，对其不同阶段的抗战文学成绩进行梳理，以期对中华多民族抗战文学的评估维度有所补益。

　　创作之基：回族抗战斗争的丰沛实践

　　“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此言出自鲁迅先生1932年12月2日致友人许寿裳的一封书信，所谈背景虽与时局相关，却是这位文化巨匠对当时尚显边缘的回族群体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关系的一笔点睛素描，至今常为回族研究者所引用。确乎如此，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回族儿女总是勇于为祖国冲锋陷阵。“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军爱国官兵中即涌现出杨登举、吴松林等回族抗日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指引下，华北大地出现了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有“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之誉；在正面战场，抗日名将白崇禧参与指挥过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数次战役，麾下前赴后继者多有回族官兵；在西北大地，也出现了以回族士兵为主干的青海骑兵第一师、宁夏八十一军两支抗日部队，分别开赴豫皖战场和绥西战场；散居全国各地的回族民众，更是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义理，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之胜利注入了一股巨大的洪流。

　　如上波澜壮阔的“抗战动作”，必然也在有正义感的回族作家笔下留下了众多昂扬着时代先声的作品，使回族现代文学的发展史上闪现出一段与抗日救国水乳难分的感人片段。概括地看，与抗日战争同步出现的作家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白平阶的小说《跨过横断山脉》《古树繁花》、沙蕾的诗歌《瞧着吧，到底谁使谁屈服》、马宗融的评论《抗战四年以来的回教文艺》，以及穆青的通讯《雁翎队》、桂涛声的歌词《在太行山上》、李超的话剧剧本《湘桂线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时期，主要出现了薛恩厚的戏剧剧本《苦菜花》《沙家浜》、马融的电影剧本《回民支队》等。新时期以来，则又以马国超、马自天、马德俊、马连义、白山、杨英国等回族作家为代表，诞生了一批正气凛然的抗战之作。

　　一般来说，抗战文学的发端并非1937年“卢沟桥事变”，而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即以“东北作家群”为先驱开始了丰富的实践。东北地区虽以汉族为主体，却也是满、回、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其中，满族在抗战文学的最初实践中作出了极为卓著的贡献，出现了一大批名家名作。与之相比，东北地区的回族却未能在抗战初期出现与之匹配的文学实践。解析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回族的失语，而是应历史地看到黑土地上的回族，其人口构成主要来源于自山东、河北闯关东而来的难民，多以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农民为主，他们逃难而来，漂泊于此，多散居城镇底层，与东北大地上世居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比，文化构成存在先天不足，文学创作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是何其奢侈。因此，这里所谈的回族文学中的抗战书写，主要出现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

　　领衔之范：回族文学的抗战同期声

　　当我们宏观地看待抗日战争期间回族作家的创作实践，略加总结就会发现，其阵容未必庞大，数量也未必醒目，但有限的作品中却不乏精品。比如抗战时期的白平阶，是云南第一位发表小说并成名的回族作家，也是回族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之一，其对抗战文学的贡献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早在1938年，年仅23岁的白平阶即因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的短篇小说《跨过横断山脉》而声名鹊起，特别是在早期回族文学创作乏有回族题材的失语之境中，白平阶率先萌发文化自觉意识，创作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中篇小说《古树繁花》《风箱》《金坛子》《驿运》《腾冲骊驹行》《神女》等小说，皆反映了抗战初期云南边地各民族人民抢筑“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伟大史实，着笔于最基层的筑路劳工和贫苦民众，以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颇令文坛瞩目。

　　白平阶最重要的作品当属《跨过横断山脉》。1938年秋，该作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七·七抗战纪念特刊《我们抗战这一年》的头条。南洋各华文报纸纷纷转载，并先后被中国新文艺社收录于多个版本的报告文学集和小说集中。为鼓舞民众，中共地下党则将《跨过横断山脉》和其他抗战小说一起，油印成册，广泛传播。负责中国抗日战争对外宣传工作的叶君健很快将其译为英文，题目易为《在滇缅路上》，发表于伦敦《新作品》杂志。作为当年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跨过横断山脉》的首位责编萧乾曾在晚年说：1939年春天，他之所以“一个人从香港奔往滇西”，写出了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正是因为看了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1939年6月出版的《今日评论》则这样介绍：“白平阶先生……作品多就西南边境取材，因之别具风格，为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

　　沙蕾是回族现代文坛第一位成名的诗人。其早期诗歌吹响了抗战救亡的号角，充盈着反抗专制、追求民主的呼声，以愤懑之笔控诉日寇对华侵略行径，号召国人奋起抗战。如《别再在暗处饮泣》一诗写道：“别在暗处饮泣别在暗处饮泣/公理被暴力撕碎了/和平是由战神掌执！别再作弱者的酸态/让我们清醒地站起/予侵略者以不敢仰视的突击”。1938年，日相近卫文麿称日本军队占领东亚之目的，不仅在于占领领土，更要使东亚各国民众彻底屈服。沙蕾闻讯，即以《瞧着吧，到底谁使谁屈服》一诗给予尖锐回击：“我们的各阶级各宗教信仰的大众/已排成一个不可散的行列/来吧，你飞机，你大炮，你坦克车、毒弹和其他的威力/我们的步伐是只有向前/我们的英勇将使侵略者的武器沉默/中华民族是不会永给人欺凌的！”这首诗以全民结为一体的气概、必胜的信心，表达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豪情，成为抗战诗歌名作。创作之外，沙蕾也以社会活动不遗余力地助推抗战文艺，曾担任《回教大众》半月刊的社长兼主编和“中国回教青年抗敌协会”主席，同时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发起人和成员之一。

　　同样参与过“文协”工作的还有来自四川的回族作家马宗融。1939年，马宗融与李劼人、朱光潜等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此后，多次当选为“文协”理事或候补理事。同时，马宗融也是发起和倡导研究中国回族文学和文化的先驱者，更是促进和推动研究抗战时期回族文艺的第一人。为了推动回汉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团结，适应一致抗日的要求，马宗融发表了《理解回教人的必要》《我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回教文化》《抗战四年来的回教文艺》等评论，认为“回教人民为构成中华民族的一环，我们若让这一环落了扣，或松损了，就是我们危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全，减少了我们抗战的力量”。此外，马宗融也是“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五位常务理事之一，发起了该会直属的“回教文化研究会”。

　　抗战同期回族文学的重要记忆还有：从延安鲁艺走出、后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作为党的新闻阵地的先锋战士，于1943年发表名篇《雁翎队》，首开新闻创作散文式写法之先河。在这篇短短两千来字的通讯中，作者以散文的抒情笔调，用诗一般的词句，描绘了白洋淀幽美澄净的风光和抗日军民沉静从容、乐观自信的精神，在艺术上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使新闻平添了一份诗情画意的美感。来自云南的词作家桂涛声所作的歌词《在太行山上》《歌八百壮士》等家喻户晓，成为中华儿女救国图强、抵御外寇的精神号角，至今仍魅力不减。沙陆墟在国难当头之际发表以古喻今的长篇小说《岳传新编》，鼓舞人们的抗敌热情。剧作家李超、胡奇以戏剧为武器宣传抗战救国思想，分别留下《湘桂线上》和《闷热的晚上》等话剧力作。郭风、温田丰、木斧、马瑞麟、马德俊、张央等回族诗人、作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保家卫国的文学实践。

　　正义回声：和平年代依旧铿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和平年代，回族作家从未停止对抗战记忆的搜寻与再现。最有影响者当属剧作家薛恩厚于上世纪60年代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评剧《苦菜花》。作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半岛昆仑山区农村的广大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人民武装暴动，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对日寇、汉奸进行反“扫荡”的斗争。剧中女主人公一扫往昔缠绵悱恻、悲叹苦吟的传统气质，以生活的主人的形象跃上了评剧人物画廊。该剧连演一千多场次，场场爆满，一时誉满京华。1964年，薛恩厚与汪曾祺等合作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沙家浜》，更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题材名剧。

　　马融参与创作的《回民支队》塑造了马本斋从农民转为革命战士，后成长为抗日英雄的忠诚坚毅、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是我国第一部直接描写回族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拍摄后家喻户晓，尤其受到回族人民的喜爱和赞誉。由此，以抗日英雄马本斋及其回民支队的故事为蓝本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仅是马本斋之子马国超一人，就创作有长篇小说《马本斋》《民族英雄》、长篇传记文学《马本斋将军》等多部作品。

　　“文革”十年，回族文学创作在大陆遭遇停滞，但在台湾地区，出身回族的白先勇却在60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忧患重重的时代”的小说，结集为著名的《台北人》，其中《岁除》《秋思》《国葬》等作都与抗日背景有关，多表达历史的追忆与时境的落寞。譬如《岁除》中所描写的赖鸣升，在追忆往日抗战之光荣业绩时，听得“窗外一声划空的爆响，窗上闪了两下强烈的白光”，却不是“台儿庄”之炮火冲天，而是除夕夜人们戏放之孔明灯。近几年，白先勇亦挚情于民国风云书写，随笔《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亦披露诸多抗战往事。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茁壮成长起来的回族作家也有多部作品聚焦于抗日题旨，这多与作家们自幼所经受的战争磨难和痛苦记忆相关。比如，马连义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凡是上了年纪的，大都与抗日游击或八路军发生过联系。如代表作《回民代表》就描写了主人公哈松为那些被日本鬼子残忍杀害的马家营上百口回民老乡洗净尸首、发送归主的悲壮情景。马自天创作的《骏马追风》是一部传奇色彩浓郁的长篇历史通俗小说，展现了外敌入侵、同胞喋血之际，安徽回民马氏父子与武林同仁一道，不甘压迫、奋起自救的革命长歌。女作家白山继承了父亲白平阶对滇缅公路倾情书写的志愿，以报告文学之形式将这段边地各族人民的爱国壮举进行了详实细微的记录，著成厚重壮观的《血线——滇缅公路纪实》。此外，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等作品中都间接富含抗战背景之描写，譬如主人公韩子奇命运由盛而衰的转折，正是日寇侵华而致抛妻别子，九死一生。散文领域，马瑞芳的《祖父》、马犁的《血染的借条》《白山红翠莲》等作品亦都展现了中华儿女的不屈精魂。

　　新世纪以来的15年中，回族文学中的抗战题材作品在原有爱国主义指归的基点之上，更多了几分居安思危、以史为鉴的意味。老作家马德俊的《爱魂》描写了抗日战争刚结束，在一条从重庆到上海的客船上，回族男青年茫子和汉族女青年文秀相识相知的故事，通过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青年，发微钩沉，透视出整个一代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白山的《冷月》记录了云南回民家族在抗战年代的心酸遭遇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节操。其意旨均在警励后辈勿忘国耻。杨英国的《风流铁血梦》、丁文方的《凤箫上的刀痕》、马守兰的《绿色月亮》、吴育文的《乱世人生》也都直接描写了日寇铁蹄践踏下冀鲁地区回族人民英勇抗争的历史。郝文波的《朝觐者》、哈步青的《穆斯林赤子之恋》、讴阳北方的《无人处落下泪雨》、王树理的《黄河咒》、兰草的《阿妈的白盖头》等多部长篇小说则局部涉及抗战背景。应当看到，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年代，回族文学中出现多部抗日题材的大部头作品，殊为难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戴雁军的长篇小说《盟军战俘》、蒋仲文的话剧剧本《记忆·奥斯维辛》、马宝康的报告文学《复活的史迪威公路》聚焦于世界视野，以各自侧面展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正邪博弈，拓展了少数民族抗战叙事的维度。此外，王延辉的《梦中辉煌》、于怀岸的《一粒子弹有多重》等中短篇小说作品，亦属醒目之作。

　　若举近年思考中日两国问题的重要之作，绕不开张承志的散文集《敬重与惜别》。其作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以文化求证的姿态出发，运用富于张力的文学语言，精准地剖析了日本历史中的亚细亚主义的渊源和异化，解剖了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诞生和潜伏的危险。作者提出：“在对抗的世界里，关于敌我、黑白、正义的观点永远是分裂的，为了拒绝和反对强势力量控制下的道德观念强加，人类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底线。”眼光颇为独特，思辨颇具重力。

　　近一两年，或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激励，一些回族作家陆续写下富有时代省思的抗日题材之作，见诸《民族文学》《回族文学》等刊，汇成一则看点。老作家马自天以86岁高龄写出反映安徽安庆地区回族人民抗战斗争、呼吁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中篇小说《小亲亲》；同为耄龄的诗人马瑞麟、高深饱怀忧患之情，提笔写出《题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巍巍长白山 滔滔鸭绿江》等诗章。中青年作家中，阿明的《一顶礼拜帽》、李进祥的《讨白》等短篇小说，王俏梅的《曳着一条红色的光》等散文，不乏亮点。特别值得留意的是，青年作家冶生福以青海藏、回、撒拉、汉等各民族群众组建骑兵师东行抗战的历史为蓝本，新近创作出长篇小说《折花战刀》。其开拓意味在于，抗战区域在中国具有不平衡性，华北、东北、中南地区受难较深，抵抗最多，素材亦最丰杂；相较而言，西北地区战事波及少，抗战记忆也就稀薄一些，这也是西北众多回族作家较少书写抗战题材之缘故。在此情况下，冶生福的这一“动作”也就尤其值得追踪和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