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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原野》文学月刊创刊于1955年1月，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创刊最早的蒙古文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迄今已出刊近600期。60年的春去秋来，60年的风风雨雨，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阅读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批评从理论、观念到方法和样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文学的本质没有变，《花的原野》对文学的信念、对文学价值的追求没有变。
上世纪50年代，《花的原野》从第二期开始系统地翻译发表苏联的《文学概论》(戈·罗·阿波罗莫维奇著)，目的是希望刚刚走上新文学征程的蒙古族作家、诗人以及广大读者，接受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熏陶。汉译蒙发表的茅盾、老舍、赵树理等国内著名作家的创作谈、理论评论文章也深受广大作家和读者所喜爱，为文学创作和欣赏发挥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到了60年代初，蒙古族文学理论工作者开始自己研究和编写文学理论读物，如连载于《花的原野》的《文学理论基础知识》(索德那木拉布坦、日·田仓合著)即是。基础性的理论建设，有力推动了蒙古族文学批评队伍建设，也对蒙古族新文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纳·赛音朝克图的《关于诗歌之我见》、巴·布林贝赫的《自由生活·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等理论评论文章，是《花的原野》创刊初期发表的评论力作，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让人感叹其见地之深刻、问题意识之强烈，可谓集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于一身。
改革开放初期，《花的原野》的理论评论板块迎来了新时期的第一缕阳光，蒙古语文学同国内汉语文学一样，春潮汹涌，巨浪滔滔，解放思想的洪流冲破一切错误的、僵化的极左观念的藩篱，掀开了蒙古文学崭新的一页。《必须彻底否定“叛国文学”的错误论断》(社评)、《冲破禁区，迎来万紫千红》(乌·苏古拉)等文章，以及关于文学与爱情、文学与悲剧的讨论，都给文学带来了复苏的信息，文学开始向关怀人的命运、追求真善美的“人的文学”回归。《诗歌的时代，时代的诗歌》(塔木苏荣)、《心声寻觅者的札记》《诗意的自然》(巴·布林贝赫)、《诺力玛苏荣诗歌的艺术特色》(贺·宝音巴图)、《夏的畅想》(苏尤格)等文章，表现出彻底否定极左路线之后的文学自觉，开启了蒙古语文学“按照美的规律”创作和批评的新时代。
曾几何时，蒙古语文学敞开门窗，多边借鉴国内外现代文学的优长，一改过去单一、僵化的局面，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全新景观。“心灵化”、“向内转”、“意识流”的阵风刚刚吹过，结构形态和叙事方式的变革、种种现代表现手法的试验紧随而来。在一些作品中，翻云覆雨，随意挥洒，时间、空间格局被打破了，情节发展的逻辑被重置了，却也能如诗如画，让人动容。《阳光下》(索德纳木)、《圣火》(满都麦)、《中年》(赛音巴雅尔)、《人骨崖》(嘎·希儒嘉措)、《狗妇》(乌力吉布林)等一大批小说作品的叙事、结构、审美理念，已经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高原七彩梦》(特·官布扎布)、《解旱之雨》(巴·宝音贺希格)、《第21个太阳》(特·斯钦)、《世界在马蹬上崛起》(达·斯仁旺吉拉)等诗歌作品幽遐奇诡、玄奥无极，让读者浮想联翩。这些作品以其先锋品格在文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一时间连《花的原野》开辟“探索诗歌”栏目的做法都成了人们质疑的对象。批评群体自然不甘寂寞，国内外的相关学说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草原，前卫的理论和新潮的方法成为解读、推介新潮作品的首选武器。一时间新理念、新手法、新尝试层出不穷，蒙古语文学百花园地争奇斗艳，姹紫嫣红。《花的原野》作为蒙古语文学中心平台之一，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内文化生态的变化和文学创作的深化繁荣，蒙古语文学开始思索一些较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世界文学大背景下的民族文学及其走向、改革开放条件下的文学多元化、多样化与本土文学的价值建构等问题，都被不同程度地触及。《蒙古语诗歌艺术想象的新天地》(贺·宝音巴图)、《新时期蒙古文学的主要特征》(策·杰尔嘎拉)、《再论文学的民族性》(布仁赛音)、《小说艺术本体论》(乌恩巴雅尔)、《审美感觉与诗歌创作》(仁钦道尔吉)、《关于鄂尔多斯乡土文学》(哈达奇·刚、阿·哈斯宝鲁)等在《花的原野》发表的多篇文章表明，蒙古语文学理论评论正在紧跟时代的步伐，聚焦文学创作前沿，勇敢地肩负起历史责任。《花的原野》开展的关于若干小说、诗歌作品的争鸣以及关于朦胧诗和现代派文学的讨论，都在新时期蒙古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辙迹。每次讨论的起因和焦点虽不相同，但都涉及到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民族文学如何为民族大众服务的问题。而贯穿始终的根本性问题，则是在新形势下如何认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学理想与文学价值的建构问题。
比起80年代的喧哗与躁动，90年代的蒙古语文学评论显然多了些矜持与冷静，特别是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对蒙古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猛烈冲击，促使理论批评界开始沉思蒙古语文学如何适应新形势、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综合性的、学理性的、深入的现象研究逐渐多了起来，文学评论的深度和评论与创作实践对接的问题开始受到高度重视。即使是关于创作个案的分析评论也都力求摆脱华而不实、贴标签式的言说，而更加注重创作与评论之间的心灵沟通了。针对高亢昂扬的颂词虚语式评论盛行的现状，《花的原野》特意开办了《啄木鸟》栏目，还有人著文疾呼《文学评论需要苦味》(日·道格欣)。这时，放眼文学整体而具有系统性、学理性的深度评论、深入剖析创作个案或针砭时弊的“苦味”评论，格外受到读者的青睐。仅以诗歌评论为例，《关于蒙古语诗歌传统与创新的若干问题》(陶·德力格尔仓)、《蒙古语诗歌，路在何方》(敖·达木林扎布)、《现代诗现象引发的思索》(才布希格)、《活力与超越：探索的价值》(青格勒图)、《诗〈蒙古人〉的得与失》(马·策登巴尔)等评论文章说明，蒙古语文学创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开始得到认真总结，《花的原野》的评论乃至整个蒙古语文学批评阵营的理论范式悄然在改变。
进入21世纪后，反思、调整、超越成为涵盖蒙古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共同话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关切并如实反映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倾听并真实传达民族大众的心声；高度关切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问题，强调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完整性，以期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唤醒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蒙古语文学创作不变的追求和最重要的精神主线。与此同时，文学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在发生多方面的积极变化。盲目跟风，追求“新、奇、怪”的形式主义被遏制，故弄玄虚、标新立异、反传统的另类创作不再吸引眼球，而代之以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各种手法技巧杂糅并用的创作理念，并成为多数作家诗人的共识。在此情势下，《花的原野》不断调整办刊思路，强化导向意识，为了把刊物办成名副其实的蒙古语文学中心平台，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理论评论板块得到了明显加强。《蒙古文小说：如何走向21世纪》(仁钦道尔吉)、《历史文化·时代·象征与梦想》(海日寒)、《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的艺术表现》(额·乌日更)、《神话世界与现实存在的交互作用及诗意的澎湃》(色·乌日斯嘎拉)、《蒙古文化视角与蒙古文学》(楚鲁)……从90年代后期开始，聚焦纯文学、严肃文学的理论评论文章逐渐占据《花的原野》理论评论栏目的显要位置。尽管其中一些文章似乎已经突破了一般文学评论的边界而成为一种学术探讨，编者还是把它们发表在综合型文学刊物上，足见其价值取向。这些文章从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中提炼出鲜明的理论见解，以公允和建设性的话语方式与创作群体深入沟通，深刻影响了创作实践。
60年过去了，《花的原野》始终扎根民族大众和民族文化的沃土，响应时代的召唤，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社会奉献出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如今文学消费日趋快餐化、娱乐化的现实背景下，《花的原野》依然坚持高雅文学、严肃文学的办刊风格，坚守文学的理想，实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