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原乡的生命隐喻

——评唐樱长篇小说《南方的神话》

　　壮族作家唐樱的小说辨识度较高，她常常将本民族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与自己唯美婉约的文学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长篇小说《南方的神话》就是如此：山寨、小溪、古木参天的山林，以及丰富的风物民俗，一起营造出独特的精神原乡。这里的乌托邦可感可触，有形有色，使人性和爱情都找到了最佳的栖息之所。

　　主人公杨扬是一个北方都市的女孩，她受到内心深处的召唤，远离家乡，来到了偏远的南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是一个城市女孩的寻根之旅。作家把故事的背景选在了远离都市的桃花源——布洛陀山寨，这里没有喧嚣与奢华，没有狡诈和欺瞒。在山寨里，尽管人物的性格迥异，但没有险恶和奸诈，所有人都是美与善的化身，阿妈善良慈爱，阿云坚强忠贞，韦湘忠厚无私，每个人物都是美的化身。

　　杨扬来到这个山区是为了支教。她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顾，一直在寄宿学校上学，单调孤独的童年时代让杨扬更加渴望爱，渴望给予别人爱。与传统意识中的山寨不同，布洛陀的人们聪明、善良、容易沟通。杨扬以平等和尊重的心态与他们交往，很快融入其中，并与“山寨之子”韦湘相爱了。他们恋爱、结婚、工作，没有重现想象中的悲剧。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城市充满了优越感，是文明和光明的代名词。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就是逃出黄土地，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或者从大山中走出去，并以西装革履的“异地人”的形象回到乡村，光耀门楣，现代文明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改造力量。唐樱显然不认同这种“傲慢与偏见”，她试图重新呈现乡村的分量和价值。对于唐樱而言，这不是策略和方法，而是人生立场的延续，是与生俱来的存在。她具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生活经验，这决定了她写作的视角和眼光。

　　在小说中，杨扬与韦湘之间的爱情，脱离了“城乡结合”的叙事模式。在以城乡结合为背景的爱情叙述中，城市往往代表着强势文化，是农村人向往的理想之所。比如，路遥在《人生》中设置了城乡青年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农村优秀青年高加林和城市姑娘黄亚平。高加林竭尽全力，试图在与黄亚平的恋爱中实现阶层的跳跃，真爱与身份腾挪合为一体，但最终失败，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黄土地。同样是以城乡青年的恋爱为背景，湖南作家陈茂智在小说《姐姐的园》中将男女的城乡身份进行了置换，“姐姐”是农村姑娘，而对方则是城市青年，尽管男女城乡身份对调，但是农村追逐城市的基调依旧。《南方的神话》则相反，杨扬经历了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具备了落脚的条件，却依然来到布洛陀，把这片土地作为生命和价值的归宿。杨扬的选择无疑是一个另类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在小说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这似乎限制了作品的格局，但是“片面的深刻”从来都是作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唐樱笔下的布洛陀并未直接指涉人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在物质欲望甚嚣尘上的态势面前，作家借杨扬逆流而上的另类追寻，折射出被遗忘的生命之美，呈现一种崭新的、健全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

　　现在，很多作家开始深入少数民族文化的根部，挖掘那些被忽视的宝藏，挽救渐趋消亡的传统。他们并不是在同情、哀伤和悲叹，而是从中寻找力量，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提取出可以弥补现代社会弊端的资源。民族资源和传统意识具有一种精神洗礼的功能，可以解救被物质欲望炙烤的现代囚徒。

　　布洛陀文化既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也是一种可以描述的具象。作家借神灵之口勾勒出了布洛陀文化，其中折射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对理想家园的向往之情。这是作家的精神故乡，从这里出发，还回到这里。因为在检视了现代文明的众生相之后，作家发现，现代文明并非理想的彼岸，而是寓含着巨大危机的陀螺，运转越来越快，停不下来，也不知道会旋转到什么地方。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而言，布洛陀不是遥不可及的图景，而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深深地烙在了他们的日常行为当中。他们顺应自然，与花鸟虫鱼和谐共处。

　　小说中还有关于时间的隐喻。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山砍柴，看到两个童子下棋，棋终时，发现柴斧柄已腐烂，回到村中，发现时间已过了几十年。这是变与不变的隐喻，当我们总在感概时间如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总是感到时光荏苒，其实是我们总在争夺。时间像一把尺子，所有人都在拉伸自己的长度，所以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和各种要素竞争，最终失去了自己。而有时人类需要保持不变，比如内心的宁静、灵魂的安稳和精神的惬意。唐樱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但也可能都是过眼烟云，当你自己营造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就可以挣脱世间的纷纷扰扰。

　　在小说中有这样的对话，关于“布洛陀究竟在何方”的问题。韦湘问杨扬：“何时能做我的新娘？”杨扬答：“等找到布洛陀之时。”布洛陀究竟找到了没有，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杨扬与韦湘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找到布洛陀的意思了。理想实现的地方就是布洛陀。布洛陀既是一个神话，也是人类精神原乡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