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写作”：文化的守望与开拓

　　我用“边界写作”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种跨文化、跨族别、跨语言、跨地域的写作现象。它具体表现在，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具有多重族籍身份或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作家，以别的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期传达一种独特的地方知识和文化特质；同时立足于“边缘化”的写作优势去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写作实践中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这种“边界写作”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而在国内，很多作家，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也都面临同样的写作语境。

　　一

　　汲取多种文化的“边界写作”正逐渐成为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股重要力量。2000年至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有多位具有跨文化背景，如多丽丝·莱辛、勒克莱齐奥、穆勒等，他们的写作均有“边界写作”的色彩。其中，在中东欧这块多种语言和文化交锋的地方，生活在跨文化的语境里，也注定了穆勒的“无所适从”。在罗马尼亚，她是讲德语的“少数者”，到了德国，她的身份又是罗马尼亚移民，这些因素无形中加大了她寻找归属感的难度，因此她说：“写作，是惟一能证明自我的途径。”

　　印裔英籍作家拉什迪曾这样阐述其小说《撒旦诗篇》的特性：在崭新的、突变中的人类生存、文化、思想、政治、行动和歌唱的联动结合中，呈现混原性、异质性、杂合性及其转型。“为种族混杂而欣悦，又为绝对纯粹而恐惧”(《想象的故国》)。可以说，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个个体在文化心理上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漂泊不定的状态之中，人们的文化视角再也不可能单一固定，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景观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人们在文化心理上都变成了漂泊者。“漂泊者”穿行“游走”于两种地域、两种文化、两种传统、两种语言之间，身处特色迥异的文化世界的夹缝之中，能借鉴多种传统，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既不完全与一种文化合一，也并非完全与另一种文化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一个独特性与互补性共存、差异性与沟通性共存的世界，是一个“道并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世界。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不断交融，“边界写作”现象将更加地普遍，文化的守望与文化的开拓也将成为重要的话题。从语言上疏离母语到从精神上回归母语意识和母语文化，是每个“边界写作者”必然的心路历程。值得关注的是，“边界写作者”在面对两难语境的同时，也获得了“跨语际”写作和“跨文化”写作的优势，从而写出具有独特意味的作品。

　　将视野转向国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等，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守望着本民族深厚的语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开拓，自由穿行于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双语写作，多重视野，这已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特点。

　　以藏族作家为例，“边界写作”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扎西达娃的小说把西藏的神话和传说同时代意识糅为一体，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将小说的焦点向民族传统文化转移，表达了回归民族文化母体的渴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阿来以开阔的视野、平等的民族观念感受普世性的价值存在。他的《尘埃落定》是“边界写作”的典型文本。阿来的作品一方面与其民族的民间话语、文化传统、经验方式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在宏大的文化场域中，以隐喻、象征、寓言等手法展现人类精神世界中共同遭遇的种种困境和迷惑。他虽然是用汉语写作，但母语意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精神实质却在作品中密集出现。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的创作拥有了一种丰富性。在“对话”的语境下，阿来通过对本民族历史的真诚叙述，从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性的咀嚼、探寻、阐释，最终走向对人类共同精神的体悟。

　　二

　　千百年来，新疆是四大文明交汇之地，一直与周边的民族及相关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文化碰撞和融合，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新时期以来，面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新疆少数民族作家在注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同时，注意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创作上，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以母语创作为主，但也出现了许多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如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阿拉提·阿斯木、帕蒂古丽等。他们大胆走出桎梏，深涉民族命运、社会心理结构等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开阔的视野审视和解读本民族的隐秘心灵史。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多元文化视角为她的创作带来特殊的优势。评论家陈柏中认为，“她的《永生羊》《枸杞》《草原火母》等作品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参照中，艺术地把握世界和审视本民族的生存状态。他们带着草原文化的精神血脉走向了更广大的世界，具有更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审美眼光。”她笔下的人物、动物生动地传达出哈萨克族人民对自然、生命的哲思，诗意地折射出游牧民族的传统和人文心理。对故土的深沉依恋，对文明冲突的敏感，对由边缘走向中心走向世界的渴望，对人的生存困惑的深入思考，对真诚写作的坚持，使她能够从自己的文化土壤和生存境遇中引发出悸动心灵的表达。

　　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披露出久别故土的漂泊心态和追寻精神家园和心灵锚地的主题。其作品将多民族聚居地的贫瘠、友善、苦涩、沉重、乐观、顽强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她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乌斯曼家的土豆炒洋葱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萝卜炖粉条，饭菜虽是在各家的锅里翻炒搅和，却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调料，他家的饭里有我家的油盐，这饭菜也是‘混血’的。”这是弥漫着浓浓民族融合气息的新疆，作家的追溯亦是追寻对精神家园的普遍认同和归属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民族作家，徘徊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必然有冲突、矛盾、困惑。从“边界写作”的主题和美学特征来看，帕蒂古丽的作品表现出了文化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调和的过程。

　　维吾尔族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嘴脸》体现了维吾尔族文化的幽默深邃，充满哲理和诗性。他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智慧融进了汉语的表达，以一种独特自由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一个叫艾莎麻利的男人在开掘玉石的过程中获得了财富，但却心存贪婪和残忍，与对手结下冤仇，逃往上海之后改变容颜再度回到新疆，与熟悉的人们朝夕相处，如同隐身人一样观看朋友、亲人、仇敌等各种人的嘴脸，后来又再次换回真实面目，在善良的母亲及哲人的教诲下，弃恶扬善自我救赎。阿拉提·阿斯木试图把维语通俗、准确、独特、幽默的表现形式和汉语优美、清晰、可爱的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表达，把两种文化的优势结合起来。作者对独特语言意识的追求使作品产生了一种新的阅读效果。关于两种文化、语言融合的问题，阿拉提·阿斯木说：“我用汉语写作时，我的思维是交叉的，有汉语的，也有维语的。有些表达，我用汉语表达可能显得非常简单，但如果用维语来表达就会显得更微妙、更有意思。有些表达，我用维语可能比较直接、比较简单，我就用汉语寻找更恰当的表达。有时候，我是把维语、汉语的表达形式揉到一块儿，形成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

　　二

　　在新疆，文学创作的丰富性正是地域空间广阔性和区域文化多样化的具体体现。在长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往渗透中，人们依然要重视差别的存在。耿占春在《在混血中寻求美德》一文中写到：“这个混血时代给每个族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民族之间只有在承认并学会相互尊重各族群原有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共处、相互学习，并达到共生共荣的目的。”

　　新疆的许多汉族作家作品都有“混血”的特质。曾经在新疆生活工作过的作家王蒙就具有“跨文化写作”的独特优势。他的小说如《这边风景》《淡灰色的眼珠》体现了一种多民族文化相互辉映又相互交融的美，一种混血的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他反映的生活是多民族的，人物是多民族的，而且表现在这些作品的艺术构思，包括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也常常出入于汉语和维语之间。年轻一些的作家，如沈苇、刘亮程、李娟等，也具有同样的写作特征。他们既可以用两种或多种文化相比较的视角来观察生活、审视生活，又可以交替使用两种思维方式来表现生活、创造人物。

　　总之，依托于丰富多元的文化背景，作家们能够通过多重的视野来观照生活，从而写出具有跨文化视野的作品。特别是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母语或母语思维对于其艺术思维的影响，以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给他们所提供的丰富文化养分。如何植根于本民族土壤，如何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如何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实现语言的整合、转换与文化的创新，是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