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戴爱莲诞辰100周年：将民族舞搬上现代舞台的“中国舞蹈之母”

穿戴少数民族服饰的戴爱莲。资料图片

1987年，戴爱莲到云南文山西畴县采风，和当地少数民族共跳花倮葫芦笙舞。

　　近日，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纪念戴爱莲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屹等出席会议并讲话。数十位中国舞蹈界的知名人士和戴爱莲生前的亲朋好友参加了座谈会，共同追溯这位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的一生，纪念她为中国当代舞蹈艺术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

　　烽火连天中，她立志寻访中国民族舞蹈之“根”

　　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戴爱莲，从小就开始学习舞蹈和钢琴。14岁时，她便赴英国伦敦，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鲁道夫·拉班和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等。193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著名的尤斯－莱德舞蹈学校奖学金。在学校，她系统学习了舞蹈理论，这对其后来的舞蹈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后，戴爱莲在伦敦多次参加为筹集抗日资金举办的义演活动，自编自演了《警醒》、《前进》等舞蹈，歌颂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欧洲战事爆发后，她回到祖国，参加抗战募捐演出活动，创作抗日题材的舞蹈《游击队的故事》、《卖》、《空袭》等。1942年秋，戴爱莲到重庆，应教育家陶行知之聘，创办育才学校舞蹈组。在此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关心和帮助她，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这对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英国的时候，看过印度舞蹈、日本舞蹈，还有很多西方舞蹈，但遗憾的是唯独没有看到中国的民族舞蹈。为什么会如此呢？我听到两种说法：一是中国没有舞蹈；二是中国有舞蹈，在少数民族那里，尤其以新疆最丰富。虽然我学的是芭蕾舞，但我一直希望找到中国的舞蹈。”在戴爱莲的自传《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里，她这样写道。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945年夏天，戴爱莲和著名画家叶浅予一起到川北和西康等地采风，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我去康定，那里有很多巴塘来的流动生意人，他们都会跳‘巴安弦子舞’。可他们是康巴的藏族，不是拉萨的藏族。我热情地向他们学习舞蹈。一开始他们对我不友好，但后来他们看到了我的真诚，就跟我做朋友。”在自传中，她讲述了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创作时的许多故事。

　　戴爱莲对民族舞蹈的热爱和执着，使她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民族舞蹈。她用拉班舞谱记录了8个藏族舞蹈(现分别存于美国纽约舞谱中心图书馆与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还创作了藏族舞蹈《春游》和《甘孜古舞》、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维吾尔族舞蹈《青春舞曲》、瑶族舞蹈《瑶人之鼓》等。其中的许多优秀舞蹈，直至今日都被奉为民族舞的经典作品。

　　让中国的民族舞“走出去”，登上更广大的舞台

　　戴爱莲在编创民族舞蹈的同时，也在琢磨如何将它们搬上现代舞台。从民族地区采风回来后不久，她就开始牵头筹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演出的节目全部都是中国的民族舞，参演的除了戴爱莲，还有许多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以及育才学校的师生们。

　　1946年3月6日起，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开始在重庆青年馆公演，演了5天共8场，之后又在民众教育馆剧场演了11场。当时的报纸纷纷刊登演出评论，轰动了整个山城。很多大中学生都去向戴爱莲学习民族舞蹈。可以说，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不仅使中国各民族的民间舞蹈登上了现代舞台，而且在当时掀起了一个民间舞蹈的普及运动。

　　1946年6月，戴爱莲在去美国访问讲学途中，在上海短暂逗留。上海方面听说她来了，也纷纷要求她演出。“于是，我就在上海豫园‘跑狗场’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连续演出了四场‘边疆舞’。原定是两场，因观众欢迎，又加演了两场。演出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同学们，也纷纷跳起了我表演的那些民族舞蹈。”戴爱莲在自传中描述道。

　　1946年秋，戴爱莲和叶浅予赴美国讲学，并开始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民间舞蹈。在美国，她的演出基本上都在旧金山和纽约举行。“起初都是我自己跳，有的节目无法自己跳，我就请了一个意大利男演员与我同台，我跳了中国民族舞蹈《巴安弦子》、《端公驱鬼》等。”戴爱莲在自传中说，当时伴奏音乐都是用唱片，唱歌也是找朋友来唱的，条件很艰苦。即便如此，她仍不遗余力地演出，成为将中国民族舞蹈传播到国外的先驱者。

　　从美国回来后，戴爱莲担任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乐舞学院的院长。复旦大学、上海音专等院校都组织团体班到乐舞学院来学边疆舞。“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边疆舞在上海大学生中传播，对当时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的高涨的学生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团结鼓舞作用，对此，我很欣慰。”戴爱莲在自传中说，1948年，她又到北京的国立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民族舞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也请她去教民族舞蹈。

　　精神长存，激励后辈前行

　　戴爱莲一生痴迷于中国的民族舞蹈，直到1993年，已经77岁的她还坐着拖拉机，深入云南的少数民族山寨搜集民族舞蹈素材。她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舞蹈事业，曾出任第一任国家舞蹈团团长、第一任全国舞协主席、第一任北京舞蹈学校校长、第一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等职，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

　　在座谈会上，各界人士纷纷表达了对戴爱莲先生的怀念和崇敬之情。

　　戴爱莲的学生、北京舞蹈学院前院长吕艺生说：“戴爱莲先生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无时不在，这种影响支撑了我的工作。在戴先生最后的几年中，她仍不停地为普及舞蹈工作，组织推广了一个名为‘大家跳’的活动，我知道她的心思在于还舞蹈于人民，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舞蹈家的必然归宿。”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唐闻生说，戴爱莲虽然生长在海外，但她始终坚信自己是个中国人，二战期间毅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为新中国的舞蹈事业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80年北京侨联艺术团成立时，她已64岁，仍热情地上台跳藏族舞蹈《迎春》。戴爱莲先生的传奇人生和丰富阅历，展现了她崇高的精神追求和杰出的人格风范，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说，戴爱莲先生是党的文艺方针的忠实践行者，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为我国舞蹈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向戴爱莲先生学习，就要学习她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潜心创作、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学习她孜孜不倦推动中国舞蹈“走出去”和甘为人梯的无私奉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