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可成为民族电影发展的有益补充

不错的翻拍资源——蒙古国电影《哭泣的骆驼》的海报。资料图片

　　●“拿来主义”是对原创力匮乏的一种有益补充，翻拍模式可以成为中国民族电影丰富品种、赢得观众的一个选项。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有着丰厚的本地资源和外国优秀影片可供选择翻拍。

　　当今中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银幕数、影片产量、观影人次等指标都呈爆发式增长。在这个大潮中的少数民族电影，虽在各方面作出努力，但仍未改变所处困境，而且在人才储备、生产方式上显得滞后。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一是少数民族电影的接受群体相对狭窄；第二个深层原因则在于“文化折扣”影响了传播。以往的讨论习惯于研究电影创作和生产，很少从传播学意义上探索规律。在破解诸多难题时，借鉴当代电影翻拍模式对跨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是可选择的途径之一。

　　为什么提出翻拍电影，一方面是遵循了传播学的思路，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看到了许多成功的案例。追溯好莱坞电影发展的历程，大家能看到翻拍模式产生的巨大效益。如果一部电影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那就证明这个故事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认可，还可能具有某些异域文化中的新鲜元素，所以“拿来主义”成为电影创作的一大良方。

　　要“抄袭”就“抄袭”最好的！如果一部外国电影在当地市场上获得商业成功，或在A类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经过媒体的放大，有可能因此建立起一个文化品牌。翻拍这样的电影便可在本土收获品牌效应。当然，好莱坞依托美国电影高度发达的工业体系，对翻拍电影有一整套的逻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努力实现在全球跨文化传播的野心，既赢得票房，又输出大国文化。我们所要借鉴的，是在电影创作和制片思路上将传播学理念前移，将其置于应有的地位。因为跨文化传播理念的缺失，会严重影响一个电影强国的成长。

　　举几个熟悉的案例：美国影片《真实的谎言》、《三个奶爸一个娃》都是翻拍片，但翻拍版成为了新经典。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无间道》，美国人拿去翻拍，又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这些成功的案例使更多的西方电影人看到亚洲等地区的类型片是攫取创意资源的“肥美牧场”。韩国的《蔷花，红莲》(美翻拍名为《不请自来》)，以及西班牙的《死亡录像》(美翻拍名为《隔离》)等，都是较为成功的样本。

　　当然，失败的案例也不少：美版《龙纹身的女孩》是翻拍瑞典的同名惊悚片。原作于2009年全球大卖，成本1300万美元，票房却超1亿美元。而翻拍片于2011年上映，投入产出比远不如前者。

　　中国电影在高速发展中，也出现了对外国电影的翻拍片，如《保持通话》翻拍自美国电影《一线生机》；《歌舞青春》翻拍自美国同名电影；《我知女人心》翻拍自美国电影《偷听女人心》；《三枪拍案惊奇》翻拍自美国电影《血迷宫》；《十二公民》翻拍自美国电影《十二怒汉》；而《101次求婚》翻拍自日本同名经典电视剧；《分手合约》翻拍自韩国经典爱情片《礼物》。《分手合约》还根据中国电影市场的特点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如减弱苦情煽情成分，加强喜剧因素，把主人公由中年夫妻改变为小情侣等，因而获得中国观众的好感，收获不错的票房成绩。这些案例说明，“拿来主义”是对原创力匮乏的一种有益补充，翻拍模式可以成为中国民族电影丰富品种、赢得观众的一个选项。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有着丰厚的本地资源和外国优秀影片可供选择翻拍。本地翻拍资源如经典影片《五朵金花》、《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以及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优秀类型片的《沙漠追匪记》、《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摩雅傣》、《金沙江畔》、《八女投江》等，经过新的表现手法和商业元素的植入，都可成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作品，是民族地区电影制作机构的优良的再创作资源。

　　在国际A类电影节获奖的小成本外语片，如《哭泣的骆驼》(蒙古国)、《一次别离》(伊朗)、《蜜蜂》(土耳其)、《入殓师》(日本)等，都可作为艺术电影创作的创意资源。翻拍此类影片，以原作已经取得的跨文化认同来构建自己的艺术精品，可吸引更多的观众，获得有效传播。

　　当然，翻拍电影的前提是坚持本土电影的正向价值、民族特征和文化魅力，掌握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在学习借鉴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原创能力，如此，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一定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