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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入口

一个民族的诗性记忆被月光照亮

她梳妆的时候，

月亮像一面宝镜闪光；

她歌唱的时候，

月亮静静地听她歌唱……

几年前的一次出访中，终于在飞机上读完了《米拉尕黑》。舷窗外是棉絮般的云朵，那些荡气回肠的诗句驾着流云跌转起落。我开始对东乡族着迷了。

因为是少数民族文学编辑之故，我与许多民族的作家都有过交往，自然也包括东乡族。这个人口50余万、多在西北分布的民族，于我从未感到陌生。在民族识别之前，由于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很多东乡人亦会自称“东乡回回”，这就使我总觉得回族与东乡族俨如一奶同胞，并无太多区别：一样的白帽盖头，一样的清真吃饮，一样的经堂话教门事，还有对新月情有独钟的眷顾……

当然，在今天，这是一个需要修正的认识。在世界变得愈加趋同的时代，任何文化的一点细微界分，都愈加显示着珍贵。即使在穆斯林民族文化圈内，重视和彰显微妙的多样性，也是有其意义的。

手捧的《米拉尕黑》是一部叙事长诗，书有些泛黄了。它的作者汪玉良，是东乡族历史上第一位书面作家。这部长诗，曾在1982年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得一等奖，据说是那届诗歌组最受评委认可的一部作品。

在民间，很多东乡族老人都把《米拉尕黑》的故事用韵散相间的诗体代代传诵。尽管版本众多，但故事总离不开英俊的猎手米拉尕黑用箭射下一片月亮，得到一面月光宝镜的缘起，也离不开米拉尕黑对镜中少女海迪亚的苦恋。

这个并不算奇特、甚至与其他民族的民间传说颇有些类似的故事，却让我感到深深的羡慕。

一个有诗歌记忆的民族是有福的。与依山而居的东乡族相比，文化属性最为接近的回族似乎就缺乏这般绵厚的口头诗学传统(尽管也有《马五哥与尕豆妹》等长诗流传，但在体量和传诵度上尚无法相比)。后来，辗转多次，终于在兰州见到了八十多岁高龄的汪玉良先生，谈起《米拉尕黑》，他深刻的眼窝里光斑闪烁。

诗歌中不断萦绕的月亮意象，泛着粼粼银光，照亮着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诗性记忆。或许每一个东乡人的童年，都曾坐在如水的月光中，倾听过不同版本的《米拉尕黑》，感受过一样的温热与湿润。

是什么样的地方诞生了《米拉尕黑》？不擅言表的东乡民族，心里装着一个怎样的世界？

停止无聊的猜想，让脚步沾满泥泞，我知道，走进东乡民族精神腹地的时机已经成熟。

潜入东乡腹地

一片波浪起伏的干旱之海

临夏回族自治州，古称“河州”，位于甘肃省中部，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界处。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唐蕃古道的重镇，明代四大茶马司之一，有“河湟雄镇”之称。当然它更响亮的称誉，当是“中国小麦加”，这是因为早在唐代，伊斯兰教就伴随着声声驼铃传入了河州大地，盈润着这里的人民。东乡族，是临夏州的一个代表性民族，主要聚居于临夏东部的东乡族自治县，其他各县也有分布。

在一个白天水米不进的斋月，我走进神秘的东乡大山，触摸它粗粝的容颜。站在习主席曾到访过的县政府所在地锁南坝瞭望全境，满目愕然。凸向天空的山岭，像一朵腾空而起高悬天宇的蘑菇云。苍黄的土色覆盖着它褶皱的肌理，间或也会有油绿的植被交错其间，但那并不是果蔬农物。这里的海拔最低1736米，最高可达2664米，八成以上都是干旱苦涩的山岔沟壑。周边是直落下垂的12条大梁、大沟，又突然分出几十条大岭，切割出上百条支沟，交错层叠，绝壁丛生。

临夏其实是一处水草丰茂的宝地，东有洮河，西临大夏河，北边则是滔滔奔涌的黄河，竟是三面环水！然而水声围抱之中，偏偏脚下这一座座荒山兀岭，却仿佛被河流故意遗忘了一样。寂寞的东乡人，就这样在山里守着一望无际的旱海，眼望河水滚滚东去。

当地的人们自嘲说，他们生息的地方“山高没尖子，沟深没底子，碰死麻雀滚死蛇”。外乡人说起东乡，还会在它前面加上一个狠狠的“干”字，仿佛唯此才能道出积压在心底的一抹苍凉。也有人觉得，这“干东乡”形容东乡人的干硬也是贴切的，他们直来直去，绝少绵密。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里更加干旱贫瘠的土地。早先只知西海固是无水的旱海，仿佛刚落下一滴贵重的雨，没等落地便蒸发殆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判定那里是人类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算得上是“苦甲天下”了，直到走进东乡，才知这山里还藏着一位可以结伴比比苦难的兄弟。

“隔沟能说话，握手走一天。”那些三五十米深的大沟，把人们的距离拉得很远，又拉得很近。一对从小要好的“联手”(好友)，后来又成了亲家，却往往不常走动，因为翻山来回，少说也有百八十里，怕是需要一整天的。两人索性各自攀上山头，对坐在一两丈远深不见底的沟壑两岸，笑容看得见，声音听得见，就这样儿女家常，红白轶事地拉着家常。拉够了，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祝个安便各自取道回家。

极致的地理构造仿佛和东乡人硬要开这么一个玩笑，而东乡的山民不怨不恨，心甘情愿，不但像山石一样倔强地活了下来，还常常幽上一默，喧笑漫天。对于有些人而言，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可若是对那些靠着精神圣域的一份寄语，便可变得无比强大的人来说，地理与物质上的苦难本就是微不足道的。

一个可以在疼痛中微笑的民族，它的精神图谱一定是深不可测的。机密在哪里？我渴望身心的沉入。

背负信仰的心灵

从容不迫间自有天地开阔

东乡族的信仰是挚诚而笃定的。早在元朝，最先到达东乡地区的穆斯林学者就有40位，后人尊称他们为“舍亥古布”(即贤哲之意)。他们把来自故土的文明在临夏这个中亚与中华文明的交汇点上播洒培育。

有一位领袖对东乡族至关重要，名叫哈穆则。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学深品高，足涉各地，最终选择了一个林密草茂的山岭定居下来，今称哈穆则岭。后来，屡有贤人进入东乡地区传道授业，有的远走而去，有的落居于此，后裔有根。

2009年，东乡县坪庄乡的哈穆则岭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本牛皮压花封面的《古兰经》手抄本现身于世。经中、英、日等国知名学者鉴定，这本经的成书年代上限为公元9世纪，下限为11世纪，距今已有一千余年。这很有可能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即便在世界上也是相当罕见的。

5年后的夏天，当我寻访东乡时，专程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哈穆则岭，这里已经建起了一座《古兰经》珍藏馆。静穆的厅堂，在微弱的光照下，我与那部国宝久久相视：朴厚的撒马尔罕黄纸，以黑色墨汁书写着花体阿拉伯文，金色和宝蓝色为主的彩绘尽管已沉默千年，仍光彩照人。霎时间，一个民族穿越千年的心灵跋涉史俨如面前。

我恍然明白，在那焦苦无边的拷问深处，正是信仰这一盏烛照灵魂的灯盏，使他们忘记了物质的稀薄、黄土的熬煎。面对苍茫天地，只要听到安慰的声音，灵魂便顷刻丰满，便不再怨艾流泪，便有了敬畏与坚韧，有了与潮流无干的大自在。

东乡人的时光总是安谧的，很少行色匆匆，更像是参透生死、闲坐场院的老人，享受着时间和阳光的恩赐。连那些濒临失传的擀毡、刺绣和打铁工艺，也分明从容不迫，何时看去都是沉静的，泛着古旧的颜色。

在东乡，很容易便可接触到拱北(坟墓)。梯田平坡上的家屋是暗淡的、简陋的，但一座座星罗棋布的拱北却格外显赫，繁复华丽的砖雕纹案，通达万类霜天，收容着受到敬仰的灵魂。生者与逝者同住，青烟缭绕、颂声低徊间，皆有参悟。人们习惯借用纪念死亡的方式，寻索比寄生更为贵重的尊严。拱北，具化成了精神信仰的阶梯。

东乡人坚信，有滋养的心是安详的。就像一个没有鞋子的行者，总是比别人更认真地走在路上。即便家道贫弱，也要把院落打扫得干净体面；即便再缺水，也要用仅有的水源清洁身躯和心灵；即便那土地寸草不生，也要先取上美丽如诗的名字：那勒寺(密林)、阿里麻奴隆(苹果林)、胡拉松(白杨林)……再把梦想逐一开垦。

在这无水的山沟里，自清以降，就多出军政名仕。如今更走出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哲人、企业高管；曾经深居山内、远避汉学的民族，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十多位博士，五十多位硕士，全日制本科生则达数千。

苍山有多深，天地便有多广。东乡人把心放在天涯四方。唐古拉山口的铁路无人修，完成这个奇迹的正是敢打敢拼的“东乡铁军”。承袭着祖先传统的白帽商人，不但云集于兰州的小西湖，也走南闯北，把东乡手抓羊肉的浓香带向八方。

娃娃们在暑假写完了作业，也会把民族常识写在一副乒乓球拍状的木板上，俗称“经把子”。随手擎着，玩中可供背记。有长者考问，若是记住了，便用舌头把字迹舔净，再写上新的，仿佛那知识吃到了肚子里，就真的不会忘了。当我在锁南坝见到这鲜活的一幕时，禁不住哑然失笑。

可也有这样使人笑不出来的女孩：她十二岁了，仍然与奶奶同住在巴苏池村里最偏僻的角落。她也想上学，可是她不会汉语，进过学校几次，一张口，浓浓的山乡土语就招来了其他同学的嘲笑和冷遇。于是，她一次次离开了课堂。十二岁的她，还会有勇气走进一年级的课堂吗？

当我见到那土窑边上像一只怕羞的小猫一样，坐在门槛上怯怯无语的东乡女孩时，阵阵火浪在心底灼来，泪水也仿佛在一瞬间蒸干。给黑盖头的奶奶留下了斋月的一点慰问品，我不忍多呆一刻，匆匆拐下土坡，离开了那个没有院墙的黄泥小屋。

无边的旱海，依然波澜起伏。白亮亮的日光在黄土小路上跳跃，刺得眼目生疼。我忽然停住脚，哀求同行的当地人，能否回去用东乡话和她们祖孙俩再说上那么一句：“无论如何，今年，去上个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