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艺术的创新要通过无数次探索
张 仃
三味书屋（1954年）
苗家绣女（1960年代）
苏州留园（1954年）
被誉为20世纪“大美术家”的张仃先生（1917年7月-2010年2月）在漫画、年画、宣传画、壁画、中国画、艺术设计、艺术教育和美术评论等领域皆有着重要贡献。从他人生的历程和艺术求索之路可以感受到中国现代美术的风云变幻，也可以感受到艺术与生活与时代的温度。今年是张仃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美术馆特此举办“它山之石——张仃诞辰100周年纪念展”，旨在缅怀前贤，启迪来者。
张仃号“它山”，《说文解字》中，“它”是“蛇”的古体字，这一方面出于其对故乡蛇盘山的眷念；另一方面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表达了其对自然、生活以及各门类艺术的学习借鉴之愿。张仃艺术思维超前，才识过人，早在延安时期，因其时尚的设计便有了“摩登”的代号，此后张仃绘画对西方古典、现代美术多有融汇，并从中国民间艺术中汲取了养分。
新中国成立后，旧中国画体系面临难以真切反映新的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的困境。如何“推陈出新”？千年的笔墨何以当随时代？这在当时成为焦点话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画的探索、继承与发展。倡导以写生方式改造中国画的李可染得到张仃的鼎力支持，并促成了1954年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从杭州到绍兴、富春江、苏州等地，历时三个月的江南写生。此次写生，张仃以西方绘画对景写生的方式，突破传统的文人画体系，表现江南山水庭院的清新和温情。他直接用毛笔在宣纸上现场绘制，笔法遒劲，皴擦点染并施，画中的明暗、透视以及对于光影的运用，是过去中国画中罕见的。这一新的绘画观念与实践，尽管与徐悲鸿所提倡的中国画改良有着相似之处，但“对景造境”的直接写生，表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被视为创举，为困境中的山水画发展找到了新径，具有里程碑意义。
经过“文革”红色海洋的磨砺，张仃似乎更钟情于墨的纯粹。他在一本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册中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和宽慰，那墨色世界的大千万象，那墨韵中所蕴含的五彩乾坤，唤起张仃文化的深层记忆。张仃没有留连于自己在色彩、装饰、构成等方面的艺术成就，毅然转向研究中国水墨传统，向清代程邃、髡残和近代黄宾虹的绘画语言学习，在焦墨的生成，焦墨的特点，焦墨的审美习性诸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并以大量的实践体验焦墨之美学境界，在探索的道路上“叩寂寞而求音”，并将焦墨的局限化为极致，以干求湿，以燥求润，以骨法的线性表现自然形质，以墨的苍浑取代水墨晕章，在皴、擦中丰富山、石、草、木的阴阳向背；在行笔中展示江、河、湖、海的跌宕流韵；在浑沌中发出熠熠光芒。使焦墨这种中国古有之法，拓展为一套独立完整的艺术语言。在西画尊重对客观现实感受的同时，融入中国笔墨主观表现的文化意象。由此，视觉和心灵在焦墨与飞白的强烈对比中灵光纷呈。
张仃所用的“线”，不仅仅是用毛笔来勾勒自然的客观形态，他的运笔遒劲从容、意态盎然，开合之间融入了篆书的意象、篆书的象形、篆书的意味、篆书的气韵，在客观世界和主观精神的交融中，进行提炼。所以他的线条有书法的韵味和功底，而这种功底使他的“对景写生”具有中国艺术的高古苍浑和缥缈的意境。
在绘画题材上，张仃更是将写实山水加以升华，把人文关怀、家园意识、英雄史诗和历史沧桑带入山水画，开辟了中国山水画艺术的新境界，焦墨山水得以在中国画系统中斐然成章。
不论是“江南写生”的清秀雅丽，还是“焦墨山水”的苍劲风骨，既是时代的造化，更是艺术家的抉择。张仃一方面“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对中国传统水墨加以发展，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启示，贯之以西方写生创作的方式，走出中国画创新的一条道路，其独立的人格，超凡的智慧和胆识，以及对生活的热情，对当下中国画创新变革具有启示意义。
艺术不仅在于对美的发现和表现，更在于创新。创新是对人类进步的礼赞，创新是对人自身价值的肯定。记得20多年前我曾拜访张仃先生，他当时送我一本画集，并告诉我，艺术的创新是要通过无数次的探索。是的，张仃先生便是令人敬仰的探索者。
2005年，张仃先生将不同时期创作的漫画、年画、中国画等130幅代表作品捐赠中国美术馆，我想，这位“大美术家”是有大视野，也是有远见的，更是有高风亮节的。作为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本次展览粹选了馆藏张仃先生的中国画作品30余件，并以时间为序，期望广大观众从作品中领悟艺术家的初心与坚定不移的跋涉，感悟到其情感与意志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