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宏猷：非京派，非海派，倒像是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江湖派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里了。这是夏日的早晨，空山宁静，夏蝉高歌。猕猴桃果实累累，路边的南瓜光滑如釉，瓠子、葫芦，开着洁白的花，结出新鲜的果。在这远离喧嚣的山中，来检点自己种植的果实，我的心情，是像农夫一样，温暖而感恩的。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几部长篇小说，在我的个人创作生涯中，具有标志性与纪念意义。
比如《少男少女进行曲》，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鲜明地标识了我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时的身份，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不错，在创作儿童文学之前，我已经有过多年的创作经历了，按照流行的说法，那时，我写的是“成人文学”。但是，当我从师范大学毕业，当了一名乡村男教师之后，中国的应试教育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历史的波涛将我拍打到一个初三的“慢班”，让我去当一群被学校判定为“垃圾”的学生的班主任。我至今不明白所谓的“慢班”“快班”“火箭班”，是谁发明的？我强烈地建议，这些词汇一定要进入20世纪中国教育大辞典。我不知道在我当教师之前的中国，是否有过这样的教育现象：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学校将一部分成绩不好、不可能升学、可能会影响学校“升学率”的学生，单独组成“慢班”，剔除出学校关注的序列，提前宣告了他们学生生涯的结束。这样一种公开的歧视，不公平、不人道，却在当代中国愈演愈烈。它不仅得不到有效的制止，更为可怕的是，这些年来，竟然由羞羞答答的潜规则，变为整个社会见怪不怪的显规则。家长择校、择班，以及由此引发的教育市场化、教育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常态。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在整个社会的默许和共谋下，我们一代一代的孩子，过早地失去了天赋之童年，失去了个性与兴趣充分发展的空间，变成了没有喘息之机的学习机、考试机。现在的孩子，会唱个歌，画个画，会写毛笔字，会一样乐器，就让人感到很有“素质”，很有“特长”，而在我所经历的学生时代，琴棋书画大家都会那么几下子，一点也不稀奇。
教育的真谛究竟是什么？这是个沉重的话题，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个教师最大的能耐，是能发现并且发掘每个学生的优点和善点，发现并且发掘每个学生的个性和特长，用无私的大爱，去点燃每一个学生的心灯，让他们成长为合格的公民、人格健全的建设者，以及方方面面的人才。
我还认为，天才不仅仅在于勤奋，还在于兴趣和情趣。多少年了，我们忽略了对孩子兴趣和情趣的尊重、培养和引导。对人的教育其实也是讲究“软实力”的。而兴趣和情趣的培养，是教育“软实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我写的都是校园小说，是我熟悉的生活，是让我困惑沉思的现实。作为一个有责任感有情怀的教师，我想到的是呼吁，是呐喊，是对现实做出反应，如同鲁迅先生当年呐喊的——“救救孩子”。
出版于1986年的《少男少女进行曲》就是我的呼吁、我的呐喊。我批判的矛头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所写的也不仅仅是“校园问题小说”，而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观念和体制。我的呼吁与思考，在于反对中小学教育被应试体制所绑架，以及在这样的历史阶段，教师如何与学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在知识传授和人格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这部作品的得与失，均因那时的我，仍然是会情不自禁地以“教师”的身份和视角在写作。在80年代少年小说大潮涌起时，《少男少女进行曲》当是校园小说的先声。与今天一度泛滥成灾的所谓“校园小说”相比，《少男少女进行曲》仍然保持着校园小说本色纯真的生活气息，保持着对现实敏锐的反应与批判，保持着阳光般的初心，同时，也保持着小说文学性的尊严。它与我后来的与校园有关的小说，形成了我儿童文学创作的一块园地，包括幽默活泼的行文风格。这次再版，为了方便当下读者的阅读，我在细节上做了适当的修订，相信现在的孩子们读起来，会更加流畅。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80年代少年文学的崛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让儿童文学回归文学的正道，同时，按照儿童成长的生命规律，将儿童文学细分为低幼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三个层面，不仅在理论上廓清了许多纠缠不清的观念，而且，也打破了儿童文学单一的审美格局，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儿童文学当然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但是，长期以来，儿童文学所涵盖的年龄疆域，与传统观念所认可的区划，是存在着差异的。在理论上，儿童文学所涵盖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可以到达中学生的年龄。但是，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的主流与实践，一直聚集在“小朋友”的范畴中，审美单一化。
少年文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儿童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的限制，扩大了儿童文学的题材范围，提升了儿童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能力。同时，也为长期背着“成人化写作”黑锅的作家（包括本人）正名，肯定了他们创作少年文学在题材开拓与审美表现方面的开创性意义。
出版于1994年的《十四岁的森林》，在少年文学亦即儿童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的深化与开拓上，做出了重要的艺术探索，是少年文学中一部重要的作品。
《十四岁的森林》是命运对我的一次馈赠。
1990年夏天，我大病初愈，应朋友之邀，到宜昌市大老岭林场避暑写作。是不是因为我命中属“虎”的缘故呢？一进入郁郁苍苍的原始森林，便觉得格外亲切，便觉得这一座山那一道岭都似曾相识，仿佛前世来过，仿佛前世我就是这山林中的一只虎。大老岭迷人的风光吸引了我，大老岭人的淳朴、热情、真挚感动了我，而最能打动我并引起我强烈共鸣的，是当年创业者可歌可泣的故事，而这些创业者，当年上山时，大多数只有十四五岁，都是尚未读完初中或刚刚初中毕业的少年。对于一个以写少年生活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说，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无疑具有极高的含金量。但是最终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还是因为这些林业工人虽然比我大，但应该是我的同龄人——我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命运与共同的人生。这是东方古国一代人的历史，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的人生，而大老岭给了我一个艺术地再现这一代人的少年生活的创作契机，给了我一个更深层次地思考人、人生、自然、生命的哲学支点。
我的房间几乎成了一个小小的有关森林书籍的“图书馆”。还有在山上采集的各种植物或蛾类标本，按照不同的季节，分门别类地做成卡片，于是我的房间又成了小小的“标本室”。 到了九月，山上已经开始穿棉袄烤火炉，整个招待所只剩下我一个人。四周静极了，整个世界只剩下窗前溪水的哗哗声。我常常独自一人在山中漫步，面对云山雾海，端坐如石，凝然不动。若是夜深，夜色与大雾混沌一片，静坐于石，恍惚中与山与树与雾融为一体，而不知身为何物。
福克纳曾说过：“作家唯一需要的环境就是宁静、孤独和快乐。”这句话作为座右铭一连几年贴在我的窗上。在深山，生活无疑是艰苦的，而且几乎“与世隔绝”，然而我却享有宁静、孤独和快乐。没有了城市的浮躁与喧嚣，摆脱了杂务及人事纠葛，专心致志地进行创作，使我体味到生命沿着自己的轨道不受干扰地自由运行的愉悦。而走进大老岭珍贵的原始森林里，生命的多样与生存的多元，对生存空间的尊重与发展个性的尊重，以及生命的短暂与永恒，都使我感动并久久陷入沉思。这些有关生命的哲思，逐渐超越了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具象，与森林里的地气一起升腾，与星空相接，又化为雨露，落于森林，与森林里的植物一起，生长在了这部长篇小说中。
我要感谢《十四岁的森林》诞生的文学时代。那时商品经济大潮才刚刚兴起，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判定标准，首先是文学品格。整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以“发行量”或“排行榜”来论英雄。一个青年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观与价值观，自由地进入独特而充满个性的艺术创造领域。同时，那也是一个慢写作的时代。一部在中国南方原始森林里花了四年半的时间慢慢写成的长篇小说，是符合它的生长周期的。这样的文学时代，不仅收获了一大批优秀的少年文学作品，而且，收获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一代中坚力量。《十四岁的森林》也一步一步跨越海峡，走向世界。日本翻译家家野四郎先生与夫人，将《十四岁的森林》翻译成日文。翻译完第一乐章，先生的夫人家野掬子去世了。她临终前的遗愿，就是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十四岁的森林》的创作背景——长江三峡里，以此完成生前不能前往长江三峡原始森林的夙愿。因此，家野先生携带夫人的骨灰，专程来中国，将它撒在了长江三峡的西陵峡中。然后，他完成了《十四岁的森林》的全部翻译，并在日本出版。现在，家野先生也仙逝了。谨在此向家野四郎先生与夫人献上一瓣心香。
仿佛是一种天意。写完《十四岁的森林》以后，就接到了孙建江先生的约稿。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推出“中国科学幻想丛书”，建江说，宏猷，来一本？好嘛好嘛。于是，就来了一个《山鬼》。
作为一个湖北作家，神农架以及野人，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题材。为了创作一部有关野人的电影剧本，我曾经多次到神农架，去过传说中野人出没的地方，采访过见过野人的野考队员。我对野人题材感兴趣，一方面，是缘于我从小对科幻小说的迷恋，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海底两万里》等科幻小说，是我中学时代的最爱。另一方面，我一直认为，“野人”应该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所谓“野人”，也许是巨猿残存的后代；也许是至今人类未知的一种灵长类动物；或者，是类人的动物与人类杂交的后裔；甚至是历代为避战乱而逃进深山的人的变异。我还顽固地认为，将野人作为纯粹的动物来考察，是野人考察的一个误区。而我所关心的，不是野人之谜的破解或神化，而是野人的生存状况。不管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野人，不管野人是动物形的人，或者人形的动物，我们都要尊重和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由空间，尊重和保护他们对于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
其次，我们的科幻小说，绝大部分集中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那么社会科学的领域里，能否也可以产生孩子们喜爱的科幻小说呢？要知道，社会科学，例如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乃至文学，也是一种“科学”啊。而有关野人的问题，其本身既包含许许多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又包含着许许多多社会科学的内容，正好实践我对科幻小说的标新立异的尝试。因此，《山鬼》便在1994年武汉炎热的盛夏一气呵成了。
2003年，我应邀到日本访问时，在东京见到一位研究野人的朋友。在她的一本专著里，还专门提到了《山鬼》。她说，她是在中国的杭州买到《山鬼》的。这就对了。现在，《山鬼》又回家了。今后，不仅在杭州，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山鬼》。
《好大胆与好小胆》也是一部关于森林与野人的故事。在题材上，与《十四岁的森林》《山鬼》形成了一个梯次的系列。有趣的是，《十四岁的森林》的主人公，年龄最大；《山鬼》次之；到了《好大胆与好小胆》，主人公则是一个学龄前的男孩了。这样一个年龄逐渐下沉的系列，与我的儿童文学创作的逐渐下沉，是密切相关的——从少年小说一直下沉到低幼文学，下沉到儿童文学的根上去。
在创作上，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非京派，非海派，倒像是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江湖派。楚人有“不服周”的传统。“不服周”也就是“不信邪”。直到今天，“不服周”仍然是楚人尤其是武汉人的口头禅。我喜欢创新，喜欢折腾，还好，遇到了一个提倡创新的时代。写《少男少女进行曲》，尝试加进一些收藏的故事；写《十四岁的森林》，用了复调写作，让“森林的故事”自成一个体系，与主旋律和谐和声；写《山鬼》，让社会科学进入科幻小说范畴；而在写《好大胆与好小胆》时，我偏偏要试试能不能把低幼文学也写成长篇。
于是，我在故事节奏、情节设置、语言风格上，都与自己的过去做了较大的变化调整。同时，又想将轻喜剧与抒情的风格糅合在一起。
《好大胆与好小胆》出版于2008年。评论家汤锐指出：“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作品，是董宏猷多年创作探索和生活积累的又一次融汇与升华。从《少男少女进行曲》《胖叔叔》一直到《好大胆与好小胆》，从揭露教育体制问题到关注儿童心灵成长，董宏猷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有较高艺术含量的转型；而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好大胆与好小胆》找到了当代城市儿童生活与森林野人系列、严肃的成长主题与幽默惊险等可读性的极佳融合模式，作家的特殊生活经历、多才多艺以及幽默的天赋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或者说是这一切长久积淀的结晶。这部小说让我们对作家塑造人物的功力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已经完全脱开了本色表演，而是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塑造人物了。小主人公佳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心理特点，被作家描绘得准确精妙。”
现在，这些小说以品藏书系的方式集合在这里了，无声地展示着一个作家成长的轨迹。在此，感谢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给予我这份尊荣。感谢孙建江先生、王宜清女士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感谢责任编辑孙玉虎先生和张灵羚女士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也感谢家人，感谢朋友们。而我深深地知道，所有的品藏都需经过历史的检验。现在的品藏与集合，其实是升起了风帆，我愿与我的作品一道，继续远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