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风，一级作家，江南文化学者。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国壶》等四部，散文集《一壶乾坤》等六部。代表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等刊物，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第二、三、四、六届紫金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起先他是一个农民。最后他还是一个农民。此话等于没说。在中国，有几亿农民，没有什么起先，也没有什么最后，谁都是一辈子在泥土里跌打滚爬。是的。很久以来，一个农民无论活着还是死去，跟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一个农民想要在地里弄出许多动静，让大家关注，并且引起一阵轰动，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通常的情况是，一个农民的生活线路，基本离不开村头田头炕头。这里说的是江南，没有炕头，但是有水牛。这里说的驾驭水牛的农民，名字叫潘根大。

农民潘根大已经死了 20 年。世间万物，人是最容易被忘记的。人死了，灯就灭了。即便是潘根大村上的人，除了年岁大的，年轻人也差不多不知道这个名字了。

为什么还要提起他？因为他的故事有点特别。

潘根大的“前世”没什么好说的。若是当年，你到他所在的红星村去问，潘根大是谁，人们就会用手指一指砖瓦厂的方向，说，不就是那砖瓦厂的厂长嘛。

是厂长也不稀罕。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江南大地，到处是冒头的烟囱，厂长经理，像雨后的地苔，是一片一片的。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三个企业老总头上。

问题是，上边突然不让潘根大当厂长了，这个“上边”具体是谁，年岁久了也不清楚了。当然潘根大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他被告知，领导体恤他，让他光荣退休，这年他刚满 55 岁。

说一个 55 岁的农民退休了，在江南乡村是件很可笑的事。如果你愿意到乡下走走，你会看到七八十岁的老翁还在田边干活。

据说那时潘根大很牛逼。窑场上三个小伙子跟他对打，都被他撂倒在地。突然宣布他退休，不等于打他的脸吗？

老潘离开砖瓦厂的时候，一个人灌了三瓶白酒，人们看到他在田埂上摇摇晃晃的背影。说，一条汉子被阉了。据说那次他差点栽在河里。

不就是一个破窑厂，有那么值得留恋吗？如果带你去砖瓦厂看看，你会发现，所谓的厂子，其实就是一座砖窑。烧砖的泥土，都是从良田里挖来。被挖成一个一个大窟窿的田地，样子有点难看，像一件好端端的棉袄，到处都是破洞。地被毁了，自然就再也不能耕种粮食。放眼看去，田野上这样的窟窿很多。那座大坟包一样的砖窑，就像一张饿煞的大嘴，也不过 20 年时间，吃掉的土地，竟有 200多亩。

听听是蛮吓人的，但这笔账，其实从来没有人去算过。

没有人想到，老潘 “退休” 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算那笔账。所谓被吃掉的 200 多亩土地，是老潘在地头用皮尺一点点丈量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还没有人知道。

有一段经历不能回避。在当砖瓦厂长之前，老潘还干过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对别人，这或许是一种威风的依附，但对老潘，可能是个憋屈的位置。乡村的政权，书记才是老大。如果书记强势，那其他人都是伙计。老潘终于没有熬到书记的位置，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摆上桌面的事，是他的老丈人成分不好，据说这在当时比较致命。他和妻子的关系，一直不是很热乎，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

老潘突然被撸了厂长位置这件事，即使在不大的村子里，也没有成为轰动的新闻，大家私下议论几天，就跟田野里的风一样消散了。人们只是看到，老潘有事没事就往城里跑。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说他会去城里租个门面开店，说他会去找关系圈一块地，再办一个砖瓦厂。也有说他在外面借钱，数目很大，估计要上一个赚钱的大项目。反正有一点大家都不怀疑，老潘爱折腾，他怎肯就此罢休呢，总要弄出点动静来，才行。

可是，后来人们看到潘根大扛着一把锄头下田了。并不是去他自家的责任田里，而是在村后那些被砖瓦厂挖了很多窟窿的抛荒地上，一个人孤零零地挥起了他久违了的锄把。

有人说，老潘啊，气糊涂了啊，你家的地在那边呢。 他也不言语。

每天太阳还没有上山，他就下地了，一直干到傍晚断暗时分，才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回家。

潘根大是要干嘛？逼急了，他终于说了两个字：复垦。

很多人把牙齿笑得掉在那片抛荒地上了。

神经啊，老潘。现如今责任田都没有人种，好端端的良田都抛荒了，有点本事的人都去了城里。你还在这里愚公移山，还想感动玉皇大帝吗？

老潘还是不言语。过去，他不是这样，嘴不肯饶人，再说，他怎么也是个厂长，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尊严。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乡村的政治舞台上，再也没有一个名叫潘根大的人。所谓政治舞台，无论大小，都是热闹且“务实”的，就是个跑龙套的，也自有出处。那些昙花一现的人物，总是在热闹里突然没了踪影。

可是有一天，人们突然看到电视台的报道车开进了红星村。然后，潘根大扛着锄头从家里出来，一个扛机器的记者在后面跟着，再后面，还有几个人，有的举个长杆话筒，有的拖着长长的电线。这是在干嘛呢？有瞧热闹的高喊：拍电视剧的来喽！

不好意思，那几个跟在潘根大后面的报道人员里，有一个就是在下，时任某电视台副台长兼专题文艺部主任。之前，我是在某一天审片时发现潘根大的。有一个潦草的记者拍回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农民在当了 20 年砖瓦厂厂长后复垦土地，是一位退休不退志的惜土先进人物。

显然这是一条拍摄和制作乃至解说都很蹩脚的消息，画面很差劲，由于是摆拍，画面上的潘根大在镜头前很拘谨。但是我发现潘根大的目光里， 有一种很执拗的光亮。细细看，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郁。

他头发油亮，声如洪钟。说他是农民，完全不像，白衬衣束在裤腰里，皮带还是皮尔卡丹的牌子。这是当年乡村干部的典型作派，但我还发现他跟一般村干部不一样的地方，一张有棱角的脸上没有赘肉，也不见油腻，山根是笔直的，眉宇间，有着漫无边际的风霜。

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突然觉得有戏。

如此，一种机缘的力量，催生了纪录片《农民潘根大》的拍摄。什么人老心红的惜土模范，一边去吧。在我当时的观念里，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罄竹难书的关系，莫过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日渐崩溃的乡村里，竟然走出这么一个角色，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农民的认知。这或许是一篇大文章。地方电视台出作品太难，除了视野的局限，题材的狭窄也是一个因素。好歹我还是个作家，虽然在电视台谋饭，心底却还保留着几分人文情结。

可是，开始我并不喜欢潘根大。他豪言壮语太多，没有几句是从心坎上流出来的。举手投足之间，“村官” 的味道很浓，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乡村官场的那一套，他都很娴熟。那种真正朴素的农民语言，很难从他嘴里听到。

记得，我曾经这样问他：如果你还在当砖瓦厂的厂长，能想到来复垦吗？他朝我看了看，反问我：徐台长，你住过草屋吗？

或许我流露出些许窘迫了。他哈哈一笑，然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我当砖瓦厂厂长之前，红星村的大半房子都是茅棚草屋，我曾经发誓，要让每一户农民住上瓦房。我离开砖瓦厂的时候，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愿望。至于复垦，那是我不当厂长了，闲在家里无事可做，村前村后转转，发现到处都是窟窿，都是我们烧砖取土挖下的。量一量，算一算，抛荒的土地居然有 200 多亩啊，我心里很害怕，感觉把子孙的地都吃掉了。”

几乎天衣无缝。毁田的那笔账，老潘天天放在嘴上说。在不断自圆其说的讲述里，潘根大索性把自己的身段放到最低，甚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毁田的罪人，然后他说要以自己的余生，把 20 年来吃掉的土地还给子孙。

口气，总是比较豪迈，上世纪 90 年代的典型语言。后来人们才知道，抛出“毁田说”之前，老潘认真做了功课。他一趟趟往国土局跑，咨询相关的复垦政策，关键是政府的态度，吃准了之后，他才实施复垦行动。一开始他并没有昭告天下，而是选择了极度的低调。那是他功课的一部分， 是一种力量的养蓄。

他当然不会想到，他这种行动本身，恰恰击中了当时的“国情”的一根软肋。几乎所有城市的急剧膨胀， 都是以乡村的急剧萎缩和凋敝为代价的。大量的农民仓皇离开土地，抛荒二字，已经成为政府案头的一份急火而夹生的快餐。

当地媒体的胃口，一度被他吊得很高。估计潘根大比较享受。不过，最早的一些报道，还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惜土先进人物”来对待。也有跑 题的记者，从“人老心红”角度来吹捧一番，这让老潘不太解渴。

抓典型是媒体的普遍特点，也是各级领导的要求。成为典型的人，日子往往并不好过。幸亏第一波的宣传，并没有形成气候，像一阵风，刮过就没影了。

王者归来——潘根大显然没有做到。那个他已经缺席很久的“舞台”上，依然没有他的位置。想想也是，即便是山大王，也得有一群喽啰。他没有。别看他在媒体上牛皮哄哄的，大家都不看好他。老百姓很实惠，一锄头挖下去，能挖个金娃娃，众人肯定一起跟他走。

就此歇手断无可能，开弓哪有回头箭呢？他心里失望，那是肯定的。除了没有人手，还缺钱。当时请一台 G30 推土机来地里干一天，要支付 500 元。

此时支持他的，只有当地的几家媒体。那也不顶用，你不可能天天报道老潘在复垦，哪有那么多故事。生活不是演电视剧。如果一定要把生活的进行时当成一部戏，那他肯定是男一号，老婆不支持他，于是女一号缺席 ；连子女们也不支持他，所以也没有 “联合主演” 的阵容 ；村里人看他笑话，开始还有吃瓜群众围观，后来因为情节乏善可陈，于是连 “群众演员” 也都作鸟兽散也。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坑坑洼洼的复垦地上，心头应该是有几分荒凉的。

“就连小店里的老板娘，也不肯赊账。老子酒都喝不成了。”

他无奈地对我说。与潘根大交朋友，终究还是很愉快的。第一次带着摄制组和他见面时， 我送了他几瓶酒，他很开心。杀了一只鸡款待我们。待我们走后，他拎着几瓶酒满村头转，高声嚷嚷：电视台徐台长来看我，还送了我几瓶酒，太客气了啊。

可见他当时心里孤独。因为没有人支持他。

找出当时的拍摄日记，1997 年 6月 2 日，我们跟着老潘在地头拍了一天。这一晚我们住在他家，随机拍摄了很多生活场面。半夜里，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半夜里，我们睡得很沉。不知什么时候，跟我睡一铺的摄像夏涛把我推醒，“徐台你听，好像老潘在跟谁吵架？”

仄起耳朵细听，真的是老潘在楼下大声嚷嚷，口气凶巴巴的。这时，睡在我们对面铺上的录音师薛胜伟也醒了。我们三人悄悄下了楼，堂屋里亮着灯，老潘面对着墙壁，一个拳头在捶胸，另一只手，握着一只酒瓶，大声骂一句什么，仰着脖子喝上一口，他的舌头有点大，口齿不清，一股浓浊的酒气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那面斑驳的墙壁上，只有他的影子在晃动。

也不知道该怎么上去劝他。大家面面相觑。这时，老潘的老伴出现了。低声对我们说：“把你们吵醒了啊，老头子经常这样的，有心事就喝酒， 喝多了就发酒疯。”

她也不上去跟他说话。仿佛他只是在跟别人闲聊，一切都无关痛痒。

我突然想到，其实老潘复垦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最近这段时间，复垦需要机械设备挖土填土，没什么人帮他。钱也不够，经常要外出借债， 老是空手而回。田里的农活不等人，化肥要钱，农药要钱，人手不够找帮工，更需要钱。村里人的闲话，一直尾随着他。“发酒疯” 的背后，有多少酸楚啊。

要真正了解老潘并不容易。他的内心，或许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潭子。他的厂长位置是怎么丢失的，他是如何跌倒了爬起来的，为什么要选择复垦？除了他对媒体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还另有隐情。为什么他那么孤独，村里人为什么不肯支持他？

所有这些问题，或许并不能都归结到那个“舞台”。我知道他有被迫离开的失落，可也不完全是因为丢掉一顶他后来真心不在乎的 “官帽”。

春去秋来，老潘在泥水里滚打了大半年，庄稼成熟的季节到了。老潘竟然收获了 15 万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 1100 斤。不过，我发现老潘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或许这成功的背后，也有难言的隐痛。后来知道，当时的粮价太贱，黄灿灿的稻谷，竟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草绳价。说谷贱伤农，伤的是农民的心。

一笔账算下来，老潘真正收获的，竟是一个巨大的亏空。

面对着电视台记者的话筒，老潘的豪言壮语显然不如往昔流利。然后，他回家，闷声不吭，在床上躺了几天。

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出场了。他们心疼自己的父亲，劝他收场。名也出了，威风也有了，你还要什么？欠下的债，我们来还。其实有些债，儿子已经替他还了，却不敢对他讲。从此以后，儿子希望他钓钓鱼，打打麻将，活得自在些，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

可是，在老潘听来，说这些话还不如让他去死。不服输是天下男人的天性。他重新出现在田头的时候，又有了新的主意。在原来复垦的田地旁边，再开垦 20 余亩荒地，扩作鱼塘。老潘跑到电视台，对着我算了一笔账。20 余亩鱼塘，可以养几千斤青鱼草鱼，到过年的时候，本钱就可以收回，还有盈余。到明年，债务可以全部还清。

那一天，老潘显然又喝酒了，浑身的酒气像蒸笼里的蒸汽一样散发开来。隐隐的不安，从这时候起，就在我心头盘桓不去。我担心老潘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貌似强悍实则无助，把自己的退路全部堵死，眼里只有压力，只有困难。仿佛他的命，就是为了压力和困难而活着。其时，无锡和省里乃至全国的媒体也开始关注老潘了，他的见报率和出镜率在不断攀升，我感觉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合力，在把他往一条险路上逼。

1998 年 4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登了一张很醒目的照片，江南宜兴农民潘根大手持锄头在复垦土地。画面上的老潘，摆着一个威风凛凛的弓箭步，锄头高扬超过头顶。这张摆拍的照片很专业，是该报一位资深记者的得意之作，照片旁边还配了一篇短文《造田记》。内容当然是赞扬潘根大不辞劳苦复垦荒地的事迹。写作此文的记者当然不会想到，当时的潘根大已经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绝路。

这一年的盛夏，江南宜兴遭遇了百年不见的高温，我的摄制组跟着老潘拍摄已经两年了，他的“复垦进行时”故事还一直在延续，我却为找不到一个最佳的结尾方式而纠结。

有一天，在高温 40 多度的烈日下拍完他给鱼儿喂食的镜头后，我告诉他，待天气凉快些，我想以他的名义，然后由我们来出资，请市锡剧团来村里演场戏，然后呢，请他对看戏的乡亲们说几句话，感谢大家对他复垦的支持。这是我设计的一个“光明” 的片子结尾，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老潘收手。同时，常识告诉我，片子要想获奖，“尾巴”必须是光明的，这在传媒界几乎人尽皆知。

记得老潘给了我一个勉强的苦笑。他的意思是，村里没有几个人是支持他的，干嘛要包一场戏给他们看？多别扭啊。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的复垦，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他也没有结束，这条命只要还活着，就不会结束。

一句话，他不想妥协。

那次谈话，我突然有一种感觉，他想为自己活。别人的感受，外界的评价，他已经不再在乎。尤其那个一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的“舞台”，已经被他真正地抛弃了。

但是，他要给我面子。他似乎知道我的难处。一部片子拍了两年，一直没有个子丑寅卯。他要给我一个交代。这个时候老潘完全把我当成了朋友，再也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了。他说，老弟，你也不容易，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放心！

其时老潘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由于常年酗酒，加上过度劳累，他貌似粗壮的身躯里潜伏着多种疾病，每天他只睡两三个小时，昼夜不分的他，在酒精的支撑下，奔走在高温笼罩的田头渠边。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个昼夜他要起来二十多次，假想中，有太多的坏人，在跟他捣乱。比如，任何一个在暗夜里经过鱼塘的人，都有可能被他怀疑是偷鱼的贼。

最后的一次拍摄，是在鱼塘边临时搭建的小屋里，闷热得像一个蒸笼。老潘的言语有些含混，脸色赤紫，双目圆睁。送我出来的时候，他说，没有钱，请不起帮工，刚才来了一帮安徽民工，要价太高，谈不拢。只能自己撑着慢慢干。

我感觉他特别无助，心里难受。劝他，天这么热，还是要悠着点，多保重。

为了安慰我，他说，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约定，一周后天气就会转凉，然后锡剧团会如期来村里演戏，老潘一口承诺，届时他会发表一席讲话，绝不会驳我的面子。

他扬起手，朝我使劲挥了挥，说，老弟，你也保重。

然而，一周后，传来了老潘的噩耗。

我在 1998 年 8 月 12 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突如其来的噩耗，如晴天霹雳，老潘死了。

今天凌晨，人们在复垦地上发现了他的遗体，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手电筒。

我们接到鲸塘乡广电站打来的电话，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青天白日，谁能开这样的玩笑呢！

……未进潘家，已闻哭声，噪杂的人群挤满了原本寂静的潘家小院。我们突然一步也挪不动了。

老潘直挺挺地躺在临时搁起的门板上，只穿一件汗背心，身上的泥斑还未洗去。他仿佛是累极了，小憩似的。

含着泪水，我们献上了第一个花圈，忍着悲痛拍下了众人哭灵的场面。我们又一次来到复垦地，来到老潘夜巡鱼塘、放水增氧、猝然倒下的田边。

他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倒下的，当时四野无人，连一丝风都没有。

摄像机不会流泪，它只会无声地记录。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老潘用他生命的句号，来作为我们这部纪录片的句号。这个句号太沉重、太悲壮了。

在老潘的采访素材里，我找到一段同期声：

“我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如果我复垦累死了，就让我儿子在这里树块碑，上面写着：潘根大复垦在此牺牲。让子孙们再也不要破坏土地。”

一语成谶。 这段话，成为一部拍摄了两年的纪录片的灵魂，把我们摆渡到获奖的彼岸。

从 1998 年起，电视纪录片《农民潘根大》获了很多大奖。其中包括该年度的国家广电总局节目特别奖、中央电视台一等奖、第 17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还作为中国优秀纪录片，去了加拿大国际电视节展播。

每一次走向领奖台，我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所有的奖，都是用老潘的命换来的。老潘死了，纵然我们获一万个奖又怎么样，能换回老潘的命吗？有一次在西安领奖，老潘的图像出现在大屏幕上，仿佛一个真人在向我走来，我顿时潸然泪下。半夜里睡不着，一个人起来到院子里，想起诸多往事，默默为老潘祈祷。

在我长达十年的电视生涯里，这确实是一部获奖最多的片子，但不是一部让我骄傲的片子，而是一部想起来就让我心痛、不安、难过的片子。

我记得，央视播出这部片子之前，编导曾经约我和老潘的长子潘国庆一起去做一个节目。在节目录制的现场，主持人问潘国庆，你父亲的死，你觉得突然吗？潘国庆说，我早就料到他会出事，但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出事了。

在潘国庆看来，他父亲潘根大就是一个英雄气短、剑走偏锋的性格，任何事都是一根筋走到底。那样的复垦，在当时人人都想发家致富的年代，经济价值微乎其微。做点什么不行呢，偏要去复垦。为什么当时村里没有人支持他？因为粮食不值钱，所以复垦没什么价值，也就没有人会跟他走了。潘家兄弟都是孝子，他们一直在暗地里帮父亲，当然，有时也会撒手，那是希望他歇手。他们认为，父亲的自信里有较多冒险的成份，这样的性格怎么会不出事呢。

假如，老潘的那块复垦地，也像有些人那样用来圈个围墙做工厂，弄个“中外合资”的牌子，各种贷款会纷至沓来，把各种关系打通理顺，他不做事也是个“著名企业家”。君不见，过去很多年，我们这块土地上，有多少“企业家”昙花一现，肥了自己害了众人。明知不靠谱，追随的人却很多，官方给荣誉、担保贷款的时候，一点也不犹豫。出事了，鼻管一捏，也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

假如，老潘的那块复垦地，像有些人那样做个大酒店，或者升级版的农家乐，岂不妙哉。很多感情是吃出来的。我们这个好吃的民风里，吃，永远是第一位的。老潘会很吃香，而且一点也不会像复垦那样吃力，他只要说一声吃不消，朝野都会伸出援手，绝不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总之，老潘的选项太多，只要他不一个人去复垦。只要他“与时俱进”，哪怕他也挂个“快乐农场”，搞点“观光农业”或者“度假村”，以一种时下皆大欢喜的娱乐精神取悦大众，一定可以上下通吃，游刃有余。

时隔多年，我突然悟到，老潘当年是在跟一个浮躁的时代对着干。一己之力，何其微乎。虽然当时的媒体对潘根大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功利社会的价值观摆在那里。说到底潘根大复垦太不赚钱，领导真正在乎的各种排行榜上，都不会有他的名字。他的价值，如果用钱来丈量，无疑是太卑微了。

由此想来，老潘当年挂在嘴上的那些话，未必都是豪言壮语。起先，他是跟那个遗弃他的“舞台”对着干，等到真正地融入田间，他的心沉下来 了，对脚下这块土地，他确实有一种真心的亏欠和疼爱。他的举动让我确信，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深怀感恩乃至崇敬之心，就体现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躬耕之上，作为潘根大，身上还有难能可贵的、众人并不具备的“原罪”精神，一个农民，拼尽全力，在替我们的时代向老祖宗认错，用自己的一条老命，在向子孙忏悔。这样的自我救赎，真的并不容易。

想到这一点，20 年后的我，特别难过，也特别惭愧。

回望他最后的大地如雷般沉默，二百多亩复垦的田园张开臂膀，无声地将他拥入怀抱。说这是最高的形式并不矫情，他倒下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们无法想象，但他一定闻到了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后来知道，先是老潘的二儿子弃商从农，接过了父亲的锄头；然后，潘家两兄弟在父亲生前复垦的土地上，合力投资几千万元，造了一个“根大生态园”，或许，那未必是老潘心仪的模式，但我相信，这是两个忠诚的儿子，以此来祭奠他们一去不返的父亲的一种心念。

愿老潘的魂魄，会坚守属于他的家园。

愿他的心愿，终将在他的子孙手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