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在它光环笼罩下的“五四文学”也算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风雨洗礼，进入了百岁的庆典。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旗下的“五四文学”思想潮流呢？这个问题虽然争论了很多年，对其“启蒙”与“革命”的主旨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说法，就我本人而言，就历经了许多次观念转变，直至后来自己的观念也逐渐模糊犹豫彷徨起来。当然不是鲁迅先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那种深刻的焦虑，而是那种寻觅不到林中之路的沮丧。

陈独秀1917 年2 月1 日发表于《新青年》第二期的《文学革命论》从来就是我们教科书的理论根据，但是经过百年实践后，我们再去看“文学革命”的实绩，也可能会读出“革命”的偏颇和“启蒙”的“双重变奏”来。遥想当年，独秀、胡适雄文勃发。惊涛拍岸，争论间，旧学灰飞烟灭。但如今，“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什么样的文学遗产呢？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 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曰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无疑，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新文学启蒙”之楷模，显然，“五四”的先驱者们是将欧洲文学的繁荣归于几百年来的“启蒙运动”的，但是他们是把“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画上了等号，“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的断语由“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前提而来，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其“革命”的发动机对日后的文学造成的许多巨大负面影响了。殊不知，“启蒙”是以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为核心元素的思想运动，而“革命”是要付出“污秽和血”的代价的，而“继续革命”是要付出N次代价的。我们不能只看到痛快淋漓的激愤宣泄，却不见它给后来的文学带来的负面效应。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 ，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毋庸置疑，“三大主义”推到“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有其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意义，但是它也同时暗含着文学历史虚无主义的反动性。作为向来就是少数人专利的传统的文学，它与现代文学的血缘关系不是说切割就可以切割掉的，它渗透于中国文学的血脉与骨髓之中，成了一种文化基因符码，是去不掉的，问题是如何加以改造。而“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百年的实践中，虽有成就，但也呈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弊端，单单一个“写实主义”的百年历史，就让文学在翻江倒海中不能自已，何况“国民文学”后来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社会文学”成了“简单的传声筒”。如何清理文学在革命大纛下的种种弊端则也是文学观念史凸显的任务。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 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独秀先生当年不乏少年意气，热爱“启蒙文学”，也酷爱“启蒙思想家”，但是，他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设计者卢梭（其雅各宾派首脑罗伯斯庇尔则是“前线总指挥”）与启蒙主义的思想先驱康德相提并论，甚至把科学主义思想家也纳入启蒙之内，混淆了“革命与启蒙”和“革命与科学”之间的界限；他把打着启蒙主义旗号的“革命者”和那些在“启蒙与革命”之间来回摇摆的文学家混为一谈，是一种概念的混乱。即便是法兰西伟大的作家雨果和左拉，也不能与卢梭的思想画等号。雨果的历史巨制《九三年》就是最好的证明。

1793 年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极为激烈，雨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克服了自己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的激情，抑制了对革命一致赞美的思潮，让作品回归到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环抱之中。让共和国军队的年轻司令郭文升华在人道主义的美好理想里，就是作者克服世界观不足的作家良知所致。小说的高潮就在当朗特纳克看到三个小孩困于火海中的惨况时，人性使他回来解救孩子而自愿落入共和国军队手中。而郭文震惊于朗特纳克的人道主义精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他放走，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作为郭文童年时的老师，西姆尔丹视郭文如己出，他理解郭文放走朗特纳克的人道冲动，但国民公会的铁的纪律和他执行革命纪律的坚强意志战胜了私人感情。西姆尔丹最终下令处死郭文，在郭文人头落地的一刹那，他承受不住沉重的打击，举枪自尽。这是《九三年》不朽之处，也是这部巨著永远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的理由：只有当“革命”顺应于“启蒙”的核心内容的时候，文学家笔下的文字才能变成“活的文学”，才能打动千千万万的人心，这样的情节和细节的人性描写才是文学表达的最高境界。

虽然胡适和周作人们在设计中国新文学理论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人的文学”重要性，但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又有多少留驻呢？“现在我们可以叙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了。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检验百年文学史，“两个中心”任务，我们完成的如何呢。

即便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是这样看待新文学的：“现在很多新文学作品中，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终占少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满幅。长此相嘘以气，必致中乾，种种运动，终于一空，适以为挑起反动的引子。此是今日文学界、思想界莫大的危机，吾辈应速为一大反省！”（发表于《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1920 年1 月4 日出版，署名守常，文末标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八日自北京寄”。）当然李大钊不可能看到新文学在他身后的遭际——它脱离了先驱者们原先设计的轨迹，一发在“革命”的双重悖论中就不可收拾了。

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的时候说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可见中国的现代小说之父也是对“启蒙主义”情有独钟的，也是持之以恒这一文化理念的。可是他觉得自己往往是孤独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中了却了残生，看不到半点希望，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启蒙”的双重悖论悲剧？

显然，后来“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口号是来源于鲁迅所说的“启蒙主义”思潮，但诡异的是，这恰恰又是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滥觞，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又为什么会成为日后主导近一个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方向，虽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但却是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深思的命题。

“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伪自由书〉后记》）我常常在想，鲁迅的这段话如果放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革命与启蒙”的语境当中去考察，究竟有多少是对的，有多少是错的，又有多少是不能兑现的呢？似乎正如鲁迅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文学革命”并不能带来启蒙的胜利，而“革命文学”的指挥棒却是时时引导着我们，成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

我默默揣度，或许“革命文学”是革了“文学革命”的命了罢，换言之，就“革命”革了“启蒙”的命。

也许，茅盾的文学观可以代表那个大转折时期正统的“革命文学”的理念罢：“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五四’产生了怎样的文艺作品。我们检查的结果，有一个印象是：是惨淡贫乏，这也是当然的。动摇且前途暗淡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五四’当然不会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产生了绚烂的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省略号为引者注）

“‘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阻止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了反革命的作用。”（《“五四”运动的检讨》，《文学导报》1931 年3 月5 日第一卷第二期，转引自周扬序，《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第十一集·文学理论卷一》影印本）这就使我不得不想起这个论断的前瞻性，它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对“五四文化”和“五四文学”定性的理论滥觞罢。

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朝内大街166 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二楼那间《茅盾全集》编辑部的屋子里参与编辑茅盾作品和编纂其论著的时候，就跳出了许多古怪的想法：茅盾在流亡日本归国后为什么会在“左翼文学”的归纳中对“启蒙主义”的新文学抱着那样偏执的态度；为什么这个“五四文学”的干将在“启蒙运动”的初始阶段表现出过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却在“革命”的低潮时那样的悲观和绝望；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早参与者也会在集权者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的文化中“退却”与“投降”？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以及逃亡生涯中的作品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这些作品虽然给我打开了另一扇认识茅盾的窗口，但是却始终解决不了我对他思想大转变的疑惑。1979 年我在撰写一篇论茅盾小说的文章时，就认为茅盾最好的作品并不是《子夜》，而是由三个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蚀》三部曲，还有就是收在《野蔷薇》里的五个短篇。茅盾自己说这是“一个矛盾的混合物”，但正是这个“矛盾的混合物”却最能够反映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启蒙”与“革命”之间知识青年的情绪：《幻灭》《动摇》《追求》的醒目题目正是表达了在“启蒙与革命”双重失败后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幻灭”情绪。有许多学者都纷纷指出这三个中篇题目的时序恰恰是倒置的，我以为正是这种有意的倒置，才更加能够体现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遭受的精神重创，以及生命遭到严重威胁时的思想状况。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鲁迅先生《关于知识阶级》这篇文章，他的朋友和同道者茅盾的人格和其系列作品就是最好的实证材料与注脚。

因为鲁迅先生说：“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缘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中国现在也是如此，这现象，革新的人称之为‘反动’。我在文艺史上，却找到一个好名辞，就是Rsnaissance，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治腐败了，在古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的是好的么？如果是不好的，就是反动，倒退，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关于知识阶级》）“文艺复兴”屡屡被不间断的新的“革命”所替代，这可能就是“启蒙”的宿命罢。

鲁迅曾经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坟·灯下漫笔》）但是，这“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照耀下的文学到哪里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