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貌似正确, 几乎没有人质疑的问题。比如“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已经被说了很久, 但对它的质疑却从来没有开始。没有被质疑, 就越来越有自明性甚至正当性。但事情远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来,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是一直正在进行时的文学史方案, 因此也是一项永远未竟的方案。当代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在《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1一文中指出:历史是最接近时间的哲学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哲学不只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哲学”, 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无穷意识的形而上学, 即关于无限性问题的形而上学。人的时间蕴含着多种可能生活的维度, 内含在无数方向上展开的可能性, 所以历史是一个多维时间的概念, 不可能表达为线性时间, 历史也就没有既定规律, 这正是历史的神秘之处。没有历史哲学的历史只是故事, 只是表达了生活片段的史实。如果故事不被安置在某种意义框架或问题线索内, 本身并无意义。历史的意义在于思想, 不是信息登记簿。历史哲学试图揭示历史的历史性, 即赋予时间以意义从而化时间为历史的时间组织方式, 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明的生长方式, 也就是历史之道。

历史基于时间, 却始于讲述, 或者说, 讲述开创历史。历史的生命就是讲述, 历史是用来说的, 历史是说出来的, 历史在言说中存在, 不被说的就不存在。在行为意义上说,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所以, 人是历史的主体, 但在叙事而建立精神索引的意义上, 历史的主体是语言。如果是过去所做的事情, 那么历史的主体是人;如果是所说的过去事情, 历史的主体是语言——被说的历史已经转化为一个文明甚至人类共享的精神世界, 不再属于个人行为或记忆。那么, 什么是历史的选择标准或淘汰标准?作为现实的年轮, 历史关心的是:什么往事需要一直保存?什么精神可以成为遗产?什么制度是现实的根据?什么问题始终具有当代性?显然, 历史具有共有性和共享性, 因此, 在理论上说 (实践上或有偏差) , 历史记载的是值得一个集体去追忆的事情或需要继续保值的经验, 正是历史叙事创造了集体经验和集体记忆, 也就是一个文明的生命事迹, 既包括辉煌成就也包括苦难教训。如前所论, 历史做不到如实, 甚至人们也不愿意历史完全如实, 而更重视拥有精神和思想附加值的历史, 因此, 历史总是创造性的叙事, 是文明基因的生长形式, 它给每一代人解释了“我们”从哪里来、是什么样的, 有什么伟大事迹或有哪些愚蠢的失败, 它塑造了可以共同分享的经验、一致默会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为共同话题的记忆, 总之, 历史承载了可共同分享的故事, 这些故事又成为解释生活的精神传统。正是通过历史, 一种文明才得以确认其传统和精神。

赵汀阳的历史哲学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这就是历史与时间的关系, 历史与言说的关系, 历史与文明生死的关系。当代的事物由于其当下性, 似乎与历史难以建立关系。但是“中国当代文学”不一样。“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有着70年或者更长时间历史的学科。另一方面, 当代文学是否与历史建立联系, 都构成了我们巨大的焦虑——学界普遍的看法是, 没有历史就没有学问;有了历史就有了另外的麻烦——历史化的问题。现在, 历史化的问题终于被当作当代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提出来了。但是, 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最直接也最简单的答案克罗齐早就告诉了我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说, 历史的形态是过去式的, 但历史的讲述是现在进行时的。现在的讲述, 就是“历史化”过程的一部分。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 那么, 所有的历史就都永远处在“历史化”的过程中。

最近, 我看到或听到一些作家、诗人、文学史家在表达他们对某些作家或诗人的看法。欧阳江河说:他对米沃什的阅读, 已经差不多

三十几年, 米沃什已经成为中国诗人, 成为我本人诗歌意识、诗歌立场、诗歌定义的一部分。这一点和很多诗人都不太一样, 中国翻译了很多很多杰出的诗人, 但大部分对我来讲都只是一种风格的辨认而已, 或者最多是一种借鉴, 他没有可能进入我的诗歌意识深处, 成为一种带有支撑性质、源头性质的诗歌理念、诗歌精神、诗歌立场的一部分。米沃什这样的诗人, 是少数能够进入中国当代诗人, 尤其是我本人的诗歌创作的源头式的诗人。然后欧阳江河分析了米沃什这样的大诗人为什么特别迷人?就在于他身上有一些是来自威尔诺那个小地方的东西, 但是它跟欧洲精神里面最重要的原处, 整个欧洲大陆是相通的, 广阔无边, 像宇宙一样在那儿旋转。2

记得不久前, 这些中国著名的诗人还在谈论曼德尔施塔姆, 谈论俄罗斯白银时代这位最卓越的天才诗人, 谈论他创立了阿克梅派并成为其中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们也谈论茨维塔耶娃和阿赫马托娃。而现在, 这些被谈论过的诗人仍然重要, 但在米沃什面前, 他们似乎已经稍逊一筹。还有李洱, 这个略带天真气质的小说家, 在作品中, 又充分展示了他世事洞察的练达。在成熟和天真的罅隙里, 是李洱作为小说家对于这个世界的深层态度。李洱还有另外一部分, 属于学识和洞见。比如人们谈到纳博科夫, 常只谈《洛丽塔》那惊世骇俗的主题和眼花缭乱的技巧, 李洱却说, 要更好地理解纳博科夫, 应该去看他后期的《普宁》。小说写主人公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沙俄阅兵式, 忽然热泪盈眶, 他居然如此深爱这个他逃离了的国家——只有伟大的作家才能洞察最幽深的内心。他提醒那些试图模仿加缪《局外人》的人, 不要只模仿小说写奔丧的第一部分, 真正厉害的是第二部分, 所有的故事都在第二部分重新讲过, 借由审判, 文明的基础、人类的知识, 都获得了重新审视。1999年库切以《耻》获得布克奖, 2002年中文版的《耻》, 已经被李洱密密麻麻折角无数。关于这部作品, 李洱没有谈及库切显在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思考, 而是深深体味着一个细节的处理, 即卢里后来驱车前往 (他与其发生性关系的) 女学生家中道歉, 见到了女学生的妹妹, 这个时候, 卢里再次被引发的情欲击中。“这就是彻底的小说, 是库切远远甩开普通作家的地方。”380后作家蔡东的一篇文章——《短小说的技艺——从〈河的第三条岸〉谈起》, 她说:

那天, 父亲订的船到了, 他对世界没有任何解释, 他上了船, 从此, 漫无目的地漂荡在河流上。他始终不再上岸。这就是《河的第三条岸》的故事, 没有小径分岔, 没有多视角叙事, 骨感, 近于嶙峋, 周身无赘肉, 通篇无闲笔, 每个词语都卡好了位置, 每个细节都淋漓地发挥作用, 抵达了预定的艺术效果。我钟爱《河的第三条岸》, 它是梦想中的短篇小说, 空灵又厚重, 凝练而繁复, 线条极简的高贵感, 切近生命终极问题的大格局, 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超越性和穿透力。4

《河的第三条岸》是巴西作家罗萨写的短篇小说。蔡东对小说的艺术分析, 具体而透彻。这是当下批评家很少注意的视角。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对捷克作家的评价或追捧, 先是卡夫卡, 然后是昆德拉, 然后是赫拉巴尔, 现在有伊凡·克里玛。从阅读来说, “见异思迁”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而这种“见异思迁”本身, 就是文学“历史化”的一种形式。文学史的“历史化”也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

今年2月的某天, 我接到洪老师的一封邮件, 洪老师说“附件里是游戏文章一篇, 休闲读物, 三分钟内可以读完”。邮件是洪老师写的《保尔·艾吕雅的〈宵禁〉及其他》的文章。我们知道保尔·艾吕雅是法国的一个战斗诗人。他的诗作还被台湾花莲诗人陈义芝模仿过。洪老师还在文章中分析了他们艺术上的得失。当然, 我更关心的还不是这些, 而是两年前洪老师还沉浸在辛波斯卡的诗情画意之中, 甚至将台湾刚刚去世的诗人周梦蝶与辛波斯卡相提并论。1996年辛波斯卡获诺贝尔文学奖, 她是第三位获诺奖的女诗人。瑞典文学院给予辛波斯卡的授奖词是, 通过精确地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 又保持适当距离, 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 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 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 视野上却又变化多端, 开阔无垠。通过这一评价我们知道, 与保尔·艾吕雅的诗歌是非常不同的。那么, 洪老师的趣味从辛波斯卡到保尔·艾吕雅,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欧阳江河对米沃什的高度评价, 李洱对库切的评价, 蔡东对罗萨的情有独钟和洪老师对艾吕雅的褒扬, 如果孤立地看, 是他们个人的兴趣。但是, 如果将这些不同代际 (洪老师30后、欧阳江河是50后, 李洱是60后, 蔡东是80后) 作家的个人兴趣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联系起来看, 事情可能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赵汀阳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当代史学……发现了“语境”, 使之成为解释事件的新坐标。一个事件所发生的语境决定了这个事件的作用和影响, 即语境性的意义, 相当于说, 每个语境自身都是一本查对意义的词典。当代史学非常看重语境化的意义, 通常认为语境能够如实解释一个事件的意义, 因此, 要理解一个事件就只能在其发生的语境里去定位。回到语境去, 固然是如实理解事件的一个重要条件, 可是, 如实描述语境却是一个可疑的想象, 至今似乎尚无足以忽视克罗齐命题的历史知识论。另外, 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时过境迁”的问题。“境迁”不在于质疑是否真的能够如实回到当时的语境去, 也不是质疑语境的重要性, 而是提醒, 每个语境都有着不确定性和非封闭性;或者说, 语境总是不稳定或未定型的, 总是处于连续变化的状态, 因此难以确定一个独立有效的语境, 可见, 语境并不是一个能够从历史过程中孤立切割出来的一个自足事态, 也不是一个已经勘探完毕的历史空间, 而是一个无边界的动态连续体, 因此不存在任何“封场语境”, 而只有“再生语境”。

除了赵汀阳所说的描述“语境是由谁描述的”权力问题, 另一种语境接踵而来:2014年10月24日,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办了“讲述中国与世界对话: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非常重要, 当我看到法国汉学家杜特莱, 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吉田富夫, 意大利汉学家李莎, 德国汉学家郝穆天, 荷兰汉学家马苏菲, 韩国汉学家朴宰雨以及还没有莅临会议的葛浩文、马悦然、陈安娜等著名汉学家。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文学历史化国际语境的形成。西方作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日益巨大, 当然, 中国文学对西方的影响也是同样的。我们看到, 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联合国”已经形成。

作家对自己心仪对象的不断变化, 特别酷似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所谓重写文学史, 就是将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的过程化。我们之所以要重写当代文学史, 就是因为对此时的文学史不满意。重写, 就是重新历史化, 就是我们要不断应对新的问题。在赵汀阳看来:“语言、思想和反思三者的起源是同一个创世性的事件, 都始于否定词 (不;not) 的发明。否定词的创世魔法在于它摆脱了必然性而开启了可能性, 使人拥有了一个由复数可能性构成的意识世界。发明否定词是一件人类创世纪的大事, 在此之前, 意识只是服从生物本能以及重复性的经验, 却意识不到在此外的可能性, 因此没有产生出不同意见, 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不同的生活。当否定词启动了复数的可能性, 使不存在的事情变成意识中的存在, 于是意识就共时地拥有了无数可能世界, 也使语言成为一个包含多维时间的世界, 在理论上包含了所有可能世界, 也就包含了所有时间维度, 每个人的时间、许多人的时间、古人的时间、今人的时间、未来的时间, 都同时存在于语言的时间里, 于是古往今来的事件被组织为一个共时的意识对象。”5我们知道, 这个历史化, 有两个重要的参照, 就是“时间”和“逻辑”。这两个参照的概念互为表里, 与文学史家要描述和构建的文学史诉求有直接关系。时间的起点是描述性的, 逻辑的起点是构建性。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 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我们在试图把当代文学不断历史化的同时, 其实就是不断地重写文学史。这时我发现, 那些真正被质疑、被批评的文学史, 也就是“有问题的文学史”, 比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 恰恰是最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们的“问题”, 是被研究者的不同观念发现的。“观念”不同, 又试图在观念层面讨论问题, 共识如何能够达成呢?但是, 恰恰是因为不同观念对文学史的阐述, 构成了文学史的价值。那些被发现的“问题”可能正是文学史价值的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历史化就更应该是一种对话关系, 试图达成共识的“历史化”, 是文学史家永难完成的文学史方案, 它或者是一个虚妄的问题, 或者是文学史家的理想或想象而已。

 

注释

1 (5) 赵汀阳:《历史之道:意义链和问题链》, 载《哲学研究》2019年1期。

2 欧阳江河:《欧阳江河:米沃什是进入我的诗歌创作的源头式的诗人》, 见《花城》2019年2期。

3 樊晓哲:《苹果树下的李洱》, 见《文汇报》2019年3月5日。

4 蔡东:《短小说的技艺--从〈河的第三条岸〉谈起》, 见《名作欣赏》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