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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现居福州，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已发表学术专著和散文集多种。南帆先生2019年在《雨花》开设“村庄笔记”专栏，此为专栏第六篇文章。

十多年前，我几度陪同太太赴林浦村。村子不大，走几步就能遇到一条河流，到处是水，水丰沛地流来流去。我们把车子停在村口的一堵粉墙下，墙旁边站立一棵碧绿的龙眼树。过了粉墙是几级阔大陡峭的石阶，石阶之上一排暗红的大门，上方悬挂几盏红灯笼。大门正前方一个不大的石坪，洁净如洗，石坪外围几株参差的大榕树和芭蕉树，穿过这一片小丛林就是浩浩荡荡的闽江了。

粉墙里面即是“平山阁”，后来易名为“泰山宫”，宋帝在闽地的唯一行宫。

现在看来，平山阁只不过一个乡村大宅院，灰瓦，三合土地面，庭院里铺一些长石条。下雨的时候，水滴缓缓地从屋檐落到长石条上，留下一些淡棕色的痕迹。我记得平山阁门口还有一个戏台，戏台上方一个圆形的拱顶，四周一些落满尘埃的木雕图案静静地隐在昏暗之中。大宅院的厅堂即是平山阁的正殿，供奉的几尊神像影射的是宋朝的君臣：居中的是宋高宗赵构——北宋灭亡之后，赵构建立南宋；赵构像的左右是宋端宗赵昰和末帝赵昺。东西两厅供奉几个陪同大宋王朝走到最后的忠臣：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所谓的“宋末三杰”。一个王朝蹒跚地进入最后一段时光，只有几个大臣真正留守于病榻周围。他们的军事谋略或者外交天分已经无足轻重，只有一种品格决定历史殿堂上的位置：忠贞不渝。“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人记住的多半是这种诗句，而想不起来他们的文韬武略以及彼此之间的龃龉。

还有一个重要的臣子没有位列其中，就是丞相陈宜中。平山阁匾额上“平山福地”四个大字即是他的手书。《宋史》对于陈宜中的为人多有贬词。据说他起初也供奉于平山阁，可是，其塑像脸上每年春天掉釉，似乎是由于惭愧而不断冒汗产生的不良后果。其实林浦村的人对他是接受的，村里甚至为他另外修建一个青砖墙的祠堂，里面的塑像红脸黑须，大义凛然。宋末临安失陷的时候，陈宜中本来已经隐居于温州老家丁母忧。张士杰率部护送赵昰等人逃往闽地，顺路拐到温州寻访陈宜中。不知他们二位如何商议，最终陈宜中毅然带上母亲的棺椁上船，与张士杰一起抵达林浦村。大厦将倾之际患难与共，这就是忠义了。林浦村民间还流传另一个传说：元兵压境的时候，赵昰一行匆匆撤出林浦村，陈宜中将剩余的军粮发给林浦村民，这些粮食足够当时这里的人吃上五年。这个恩德老百姓记住了。林浦村遗留的一个特殊仪式是“分饭”：正月十五，每家派一个主事的男丁到平山阁祭拜，领回的塑料袋内装一团米饭，家人必须分食这一团饭之后才能享用节庆的佳肴，甚至家中饲养的鸡鸭牛羊也有资格尝一口。这个仪式是对于陈宜中的遥远致敬。林浦村的另一个仪式是，正月十八将平山阁的塑像悉数抬出来，绕村游行，载歌载舞——当地方言称之为“游神”。

文天祥当年肯定没有想到，这即是林浦村的“汗青”。在相邻的潘礅村，文天祥甚至从一个耿介的忠臣演变为一尊神。潘礅村的祖先是一个名叫潘龙的人，他是文天祥的结拜兄弟。文天祥殉难之后，潘龙伤悲不已，嘱咐后人世代纪念他的兄弟。那一天，我和太太路过潘礅村，村口一群身穿黑衣的老人闲坐在大榕树下。他们目光茫然，神情困倦，几个老人嘴里松松地叼一根纸烟。我们问起了文天祥，那些满是皱纹的面孔突然活了起来，七嘴八舌地争先叙说。在这个村，文天祥是神灵。以前如果发生瘟疫，村民会举起写着《正气歌》的牌匾巡游，道路两旁张贴着写上《正气歌》的纸符避邪，而一个大字不识的老人稳稳当当地背诵《正气歌》则是再平常不过的。我们在祠堂里看到文天祥高大威武的塑像，塑像左边写着四个大字：“名標虎榜”，右边则是“魁占鳌头”。

一个王朝在林浦村歇过脚，如同山路旁边凸起一个矮矮的树桩。剽悍的蒙古铁骑裹挟着草原的寒风卷地而来，文弱的大宋王朝无奈地挣扎几下，然后束手就擒，宋恭宗临安退位，继而被押往北方的冰天雪地。皇室残余的一脉骨血广王赵昰、益王赵昺及杨淑妃惊慌出逃，至温州江心寺与张世杰、陆秀夫汇合，试图重温旧梦——当年宋高宗赵构也曾逃到江心寺躲避金兵，最终熬过了灭顶的危机。当然，张世杰、陆秀夫清楚时局已非，他们很快乘船南下进入闽地，到了林浦才敢驻足喘一口气。一个王朝的重量显然给这个僻静的小渔村留下了巨大的印记。数十万军民追随赵昰、赵昺出走，从临安城荣华富贵之地抽身，一路抵达这里。他们削平了林浦村的山峰驻扎下来，这座山因此得名“平山”，山上的平山阁成为宋帝的行宫。次年，张世杰、陆秀夫、陈宜中在福州拥立九岁的赵昰为帝，称为端宗，改号景炎。不久之后，元兵再度逼近，他们又一次从福州退回林浦村，继而从林浦村离去。穷途末路的南宋皇室此时再无法寄居于巍峨的宫殿，只能被草草地塞入几条木船，漂流在颠簸的海面。中途海上刮来骇人的飓风，皇室的船队被刮得七零八落，宋端宗竟然落水。年逾七十的老臣江万载跃入海中将其救起，自己却被巨浪卷走。这一次落水制造的惊吓终于彻底击穿了帝王面具，一个十岁孩童的身心遭到了巨大打击。不到一个月，宋端宗惊吓成疾而亡，于是六岁的赵昺继位，改号祥兴。几个月之后宋军崖山大败，陆秀夫背负赵昺跳海，南宋宣告正式灭亡。尽管这是大宋王朝混乱不堪的最后几页，但是，小小的林浦村因为承载过庞大王朝最后的喘息而嵌入了历史。由于忌惮元朝官府的追查，林浦村将平山阁改名“泰山宫”，充当村庄里祭祀的社庙。明朝的时候，那位出生于林浦村的吏部尚书林瀚曾经赋诗感叹这一段伤心往事：

翠辇金舆载恨游，岂缘闽越觅丹丘。

钟声落日孤村寺，海色西风万里舟。

王气消沉天地老，胡尘冥漠古今愁。

伤心最是濂江水，环绕行宫日夜流。

当年太太就是被宋朝的这段悲凉往事迷住了，然后决意为林浦村的历史写一本书：《浦之上》。这一本书既非小说也非散文，它写到了林浦村的邵歧渡、平山阁，写到了林浦村的更楼、石塔、大榕树，写到了九曲山上的瑞迹寺，寺里有一个石雕的三脚蟾，三脚蟾的身上一年四季都湿漉漉生长着青苔，还写到林浦村那座神秘的断桥：三块大石板铺出的桥面，桥梁通往对岸一个荒凉的沙洲。这是一个未竟的工程，铺出了三块大石板之后无疾而终。没有人说得出为什么要修建这个桥梁，始于何时，终于何日——多数人相信这是宋朝遗留的一个谜团。林浦村原先名叫濂浦村，环绕村庄的这条河流称为濂江，《浦之上》出版后，封面印着一句话：“大宋王朝分崩离析之际，碎片四溅，其中一块落到了这个叫濂浦的小村。”太太在平山阁的一个小房间里采访几个地方志专家与普通村民，一个又一个问题不厌其烦地抛出来。我对于历史的兴趣远不如她，听了一会就回到车上看了几页书，然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心目中，林浦村这种小渔村多半悠哉游哉地徘徊于历史之外。“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这种诗句才能显现出小渔村的慵懒与闲适。渔夫或者樵夫是这种小渔村的主角。古代文化之中，渔樵是一个逍遥于江湖的独特意象。由于《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背诵杨慎的那一首《临江仙》。杨慎是明朝的著名才子，二十四岁的时候成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十年之后又担任经筵讲官，荣幸地为皇上讲授文化经典。可是，这个才子状元似乎没有学会谦恭地阿谀，朝廷上的慷慨激昂终于得罪了皇上，发配云南充军。他身戴枷锁途经江陵，忽见一个渔夫与一个樵夫正在江边煮鱼饮酒，心中感慨万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小渔村地老天荒，无意过问朝廷的军机大事，渔夫与樵夫享受的是江湖之乐。没有理由将他们想象为无知之徒。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愿过日子。一壶酒，一锅鱼，一间茅屋，江风拂面，闲话古今，生活还需要什么呢？所谓的功名利禄，是非成败，这些过眼烟云无非下酒的谈资，犯不着赔上一腔的热血。春花秋月，青山夕阳才是美妙的永恒。

当然，那些经天纬地的大人物耐不住这种寂寞。他们牵挂着天下。可是，天下有兴趣接纳他们吗？朝廷仅仅吝啬地抛出几个席位，怀才不遇的感叹回响在历史的每一个角落。没有报纸、杂志和互联网的日子里，满腹经纶又无人问津怎么办？先秦的《渔父》之中记载了屈原与渔父的一番有趣的辩论。二人江畔相遇。渔父见屈原形容枯槁，问他何故如此？屈原委曲地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无法见容于世俗社会。伤心的失恋者彷徨无地，寝食不安。渔父劝他不必如此固执，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屈原的回答是，宁可投江葬身鱼腹，也不愿意让清白之身蒙上尘埃。渔父一笑而去，留歌一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他们分别拥有自己的人生哲学，道不同，不相与谋。滔滔闽江既非长江，亦非汩罗江，但是，林浦村自古流行的是渔父的故事。站在林浦村抬起眼睛，看得见闽江对岸鼓岭的绵延山势，闽江之中的刀鱼肉质鲜美，渔父的日子安详而自得。

然而，赵昰和杨淑妃的船队来了，他们从邵歧渡码头灰头土脸地踏上了林浦村。

《浦之上》还原了宋朝皇室的肉身凡胎：临安皇宫里逃出来的杨淑妃无非一个苍白的弱女子，赵昰与赵昺无非两个不谙世事的孩童。可是，他们不得不收起母亲的慈爱与稚童的天真，头顶皇冠，套上一国之君的各种礼仪枷锁，跌跌撞撞地裹挟于乱军之中，最终葬身于飓风与海流。这种日子始终是耀眼的皇室生活秘不示人的内里，直至他们惊惶如丧家犬之际流落到恬静的林浦村：一水环绕，白鹭乱飞，鸡啼犬吠，暮霭之中几缕若断若续的炊烟。何谓幸福？那些人从金玉满堂的日子退出来，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已经太迟了。

平山阁旁边有一座雅致幽静的濂江书院，据说始建于唐朝，当年赵昰一行抵达林浦村时，曾见到了书院里的“双凤衔珠”石刻。凤呈吉祥是一个好兆头，这也是他们选定平山阁为行宫的一个理由。不知赵昰一行是否清楚，宋朝有两个大知识分子已经先于他们访问过濂江书院。一个是朱熹，这位大儒出生于闽地尤溪，据说相貌不凡，右眼角七颗黑痣状如北斗。朱熹仅有短暂的官场生涯，大部分时间著书立说，诲人不倦。闽地的相当一部分书院是他创办的。除了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武夷精舍讲学，朱熹还游历各地的书院，与众多儒生切磋学问。濂江书院之中的文昌阁即是朱熹的讲学场所。林浦村肯定让朱熹心旷神怡，他曾经为濂江书院写了“文明气象”四个大字，手书的匾额至今仍悬挂在文昌阁的门楣。日后朱熹曾经入朝为宋宁宗赵扩宣讲圣人之道，然而，渊博的学识并没有换到皇上的好脸色。由于官场纷争的连累，朱熹的学说甚至被诬为“伪学”。这个大思想家不得不因为太多的思想而东躲西藏。

另一个到濂江书院讲学的大知识分子是黄榦。他是朱熹的得意弟子，深受器重，朱熹甚至将其招为女婿，而且在临终的时候将自己的手稿托付给他。不知黄榦是否与朱熹同时来到濂江书院？他来过林浦村的证据是，邵歧渡留下他题写的“诚敬”二字。现在已经无从考证，翁婿二人在濂江书院传授了什么，也没有人猜得到知识的种子在什么季节发芽，谁是未来的受益者。但是，他们的抵达已经让这个书院不朽。濂江书院门前的石栏正面刻有“文光射斗”，背面刻有“濂水龙腾”，洗笔的石臼和石雕的门楣据说都是那时留存下来的，石头的棱角已经磨蚀。书院的反复修缮，显然表明了林浦村对于文化的敬重。

这种敬重获得了回报。明朝林浦村的林氏家族“七科八进士”无疑是一个可以夸口的掌故。林家前后四代之中八人陆续考取进士，林瀚一家三代又有五人累官至尚书。因此，皇上恩准林浦村造了一座“尚书里”的牌坊，迄今仍然竖立在村口。牌坊内柱上一副楹联为“七科八进士传经衍庆，三代五尚书积德流芳。”牌坊上的话免不了堂皇冠冕，林氏家庙之中的另一副楹联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得意：“进士难进士不难难是七科八进士，尚书贵尚书非贵贵在五代三尚书。”无论如何，林家是“学而优则仕”的范本。濂浦村改名为林浦村，林家的势力显然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

几个月之前，我与一批人乘坐一部大车参观市政，中途大车停靠路边，导游告知这儿一座书院值得看一看。我进门转了一圈，突然大惊失色：这不是濂江书院吗？当年驱车赴林浦村，曾经在乡村曲折的土路之间绕行，濂江书院怎么可能搬到闹市，而且就在车水马龙的公路旁边？十多年的时间，时而风闻这一带大兴土木，没有想到林浦村已经被圈入城区。周围一座跨江大桥，一条高速公路，数百米之外，绿树掩映之中两幢椭圆形大楼——大名赫赫的喜来登酒店。我在濂江书院定了定神：确实，朱熹讲学的文昌阁还在身后，闽江对岸起伏的鼓岭山脉一如既往。书院旁边一所小学，时近中午，一大批家长聚集在学校门口等待放学的子女，道路拥堵，人声嘈杂，汽车喇叭与各种呼喊混成一片，这种景象与城市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宋帝到来又离去后的数百年时间里，林浦村仿佛一直只有缓慢的变化。添了几幢房子，台风刮倒了一棵大树，陈家开了间杂货店，林家嫁了女儿，阳光每一天都是从那一棵榕树的树冠背后照进村庄，然后耐心地将楼房、树木的阴影慢慢地从西面挪到了东面。那一年一个海外归来的企业家出资架桥铺路，村庄地面参差的青石板被撬起来，一律铺上水泥路，这就算一个惊人的大工程了。现在，一座斑斓夺目的城市堵到了村口，林浦村会不会迅速地变质，成为一块腌制的文化腊肉？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入村庄。我猜平山阁依然如故，断桥和瑞迹寺依然如故，更楼和石塔也依然如故。可是，窄窄街道旁边那些长石条的椅子是否还在？那些残损的石狮、石马以及石鼓是否还在？我记起了一个细节：第一次与太太进村寻访赵昰、杨淑妃一行登岸的地点，一位村民指着邵歧渡码头旁边一块斜插入水的猩红色大石头肯定地说，宋氏王朝的那些人就是踏着那块石头上岸的。当时那块猩红色大石头上面已经盖起了一幢吊脚楼，几根木柱子杂乱地竖在河滩上，将石头覆在下面。我站在岸边，太太则躬下身子一头钻到秽气熏人的吊脚楼底下，顾不上污泥和鸡鸭的粪便，用照相机近距离拍摄那块石头。石头上潦草地凿出一道道两三寸宽的小凹槽，远远看起来如同一个半途而废的纹身图案——这些小凹槽当年曾经作为弃船登岸之际踩踏立足的台阶。我相信这块石头一定有记忆：它记得七百多年前春天那一阵凌乱的脚步，宋朝皇室残存的妇孺在一批军士的簇拥之下慌慌张张地登上林浦村，在这里残喘了大半年，然后挥别。

现在，这一块猩红色大石头还在原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