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做劳动社会学方面的访谈和问卷30多年之后写小说，这可能是一种不经意的“放逐”，但它真实地触及了学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问题。从学理研究到文学书写，跨度是蛮大的；从学术逻辑到文学形象，或者说尝试二者的交融，确实有难度。但学者之前的苦闷可能找到出口，会有一种兴奋，就像找到了更有趣的事情。总而言之，以往的学术积累预留了写作小说的容量，而且还带出了一种新的审美。

起初是为苦闷寻找出口，之后会不由自主地引发关于学术如何公众化、大众化的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学会文学书写，说得直白些就是学会讲故事。人们习惯认为写小说就是讲故事，但在本雅明那里，“讲故事”不同于写小说。后者往往失去了传统的“灵韵”，特别是现代小说，常常有着作者个人的“孤独性”，却缺乏“传递性”，而由此造成作者的苦闷。也就是说，即便不做学术而写小说，作者依然可能封闭，照样会感到苦闷。如何在现代小说写作中，补救传统的缺失呢？似乎可以追怀过往。历史上，民间“街谈巷议”讲故事，那是有“口口相传”“世代流传”的意义、智慧、道德、文化。感受人类生命中的一种“灵韵”，可能也是中国小说史上“娱心”“感发”的说法。在文学史上，像英国作家伍尔夫、劳伦斯，中国作家余华等，都做过出色的补救。

学者的“自我放逐”，其实是要摆脱“孤独性”的隔绝，渴求“传递性”的交流，与那些曾经是学术研究中的人物、山水、场景、流变，尤其是与那在 “三只手”（市场、政府、社会）场域中的“三方”（企业、劳动者、政府），再彼此交流，再彼此讲故事。这种在小说中的重新相遇肯定是一种巧合。而这种巧合却给自己重要的启示——即便专门做学术，又何尝不能学讲故事呢。这有利于学术走出书斋和课堂，使其生产、传播和消费有更多更好的通路。

个案访谈中有好多故事，涉及的广度和层次往往比理论论述更有味道。因为学术论文、专著受众有限，而所研究的主体却异常庞大，涉及“三只手”，包括“三方”。这些主体的社会属性特别突出，最该被学术公众化、大众化，但事实上却难以与公众沟通。学者积累下来的访谈记录，常常会勾连起费孝通、裴宜理、林耀华等人写作中的文学性书写。

田野工作与文学书写相遇，可以激发出更大的思想容量，产生出新的细致感、深入感、广阔感，还有种种巧合生发出的神奇感，认识到互文性、跨文体彼此镶嵌，体会到通感及其效应。借助多媒体、融媒体，好似碎片的个案会被拼接起来并实现全新的贯通，甚至可把很多长期费解的理论疑难破解掉，为跨学科书写提供很多便利。

鲁迅曾经讲过，劳动是发生文艺的一个源头。劳动余暇就讲故事，而且是美成在久，众多人参与，这就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这虽为“小道”，却有老庄延续下来的“娱心”“感发”的审美。劳动母题、劳动主题，在新的语境下让心灵有别样的触动，感动启发，兴观群怨。无论是描写工业劳动，还是描写农业劳动，都是学术研究与文学书写结合的成果。

按照布迪厄的说法，社会学与文学可以互相丰富，对作者的影响则涉及经验、心智、自主，包括复活、重建、融合，能够牵连出作者自己的故事。社会学者往往也很少想到自己的成长，更不会想到其中也会有故事。而写作可融入社会学者自己的过往经历，如与工人访谈的经历。这些在相关论文、专著中就是说理，在文学作品里则是故事，乃至于涉及与自己相关的族群、环境、时代，传承、学养、生活，包括小说文本的诞生、接受、影响。到这时，自己面对故事中的自己，就不仅仅是回忆反思，更多的则是释疑解惑了，是过去仅专注于理论学术而没有感受过的。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