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个写作者，参与国内少数民族作家的各种会议、笔会或是采风活动，一直是我枯燥的写作生活中甜蜜的点缀。印象中，其他的活动总是慢热，而少数民族作家参与的活动，人与人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亲近起来、交流起来。或许少数民族朋友正因为都是“少数”，从而具有某种互相亲近的本能。少数民族作家朋友相聚在一起，总能收获意外的友情。

我是土家族人，土家族1956年才得以被确认为单一民族。在此之前，我的祖上一直以为自己是汉族。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也没有使我过多地将自己和汉族区分开来。开始写作以后，走出家门和各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交往、与少数民族作家沟通联谊的过程，让我日益感受到自身的民族身份。它可能微弱，可能隐晦，但它经久不息地融于血液，存在于遗传秘码，在写作过程中会悄然不觉地闪现于字里行间。写作本身带有的对自我的反复打量与再度认知，与自身民族特质的缓慢融合，也给我的写作注入一股持续的动力。

我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有20年，一直笔耕不缀，一共写了80余篇小说，其中长篇小说4部，中篇小说20余篇。当然，数量和现在的网络作家不能比，但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这个数字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怠惰。

现在，我非常怀念写作之初的那种状态。我大专毕业没有参加工作分配，直接进入社会从事各种职业，换了好几份工作，干每一份工作都热情十足。可能骨子里意识到自己最终是要当作家，所以也像高尔基一样，将从事的工作当成“我的大学”，将每天的辛劳当成难得的体验。我白天工作，晚上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码字，那时年轻，精力十足，有时干了一天活，晚上写几千字还不吃力。虽然发表并不容易，但只要有上好的状态，我便很满足，对以后能当上作家很有信心。

2008年我进入县文联上班，不必像以前那样为生计发愁，可以专心写作。我以为可以一直写下去，写一辈子，浑身是劲。我的生活完全改变，再不是白天干活晚上写，而是可以全天待在书房里面对着电脑，从容地敲字。奇怪的是，本以为改善了写作的条件，有了富裕的创作时间，躲进书房写了几年，反而比以前仅仅是利用晚上写作更吃力，写得更少。写得少，也未见得出精品。我感觉到生活经验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充沛，写作对自身的消耗日益明显，自己的写作资源余额不足。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这些话，让我记忆尤其深刻。

当时我刚从湖南湘西调入广西大学，从一个民族地区进入另一个民族地区，每天也在思考以后的生活和创作，觉得有必要进行调整，有必要改换方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直接从观念和方法论上指明了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深刻、内在和必然的联系。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总有个说法，我们本来就在生活之中，无须刻意体验，只要细心感受，就能获得无穷的写作资源。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作家躲进书斋闭门造车找理由，它可能适合一些天生的书斋型的作家，但那只是极少数，大多数写作者需要进入更具体更广阔的生活实境，需要与更多的人更直接地接触。比如说，当时我的确有一个极明显的感受：我与那么多朋友交往，但与他们交往得来的体验，以他们为原型进行小说创作，为什么收不到一开始写作时那种“左右逢源”的效果？我慢慢意识到，当初自己进入社会从事各种工作，交往的人无法选择，反倒使得这种交往类型各异、姿态多样，脑袋里贮存了丰富的人物形象和话语腔调。后来躲进书房，虽然仍有交往，但开始有条件地“物以类聚”了，可以选择交往的朋友。这种选择，某种程度上就是放弃。有时候，性情相近，也就是面目单一。我想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他是那么顽固地坚守在最日常最细微的生活现场，与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保持着最紧密的接触。我意识到我有必要扩大交往面，和一些不同的人，甚至是以往避免交往的人在一起。这对于写小说的人，其实是一种职业道德。我明显意识到，自己在重新学习生活，重新进入日常的体验。减少待在书房的时间，扩大交往面，起初会有一些不适应，但只要坚持下去，适应过来，立时有一种开阔的感觉。

我调入大学工作时，学院分配给我教学任务。这意味着可以和更多人接触，和更年轻的一代人接触。我把这当成一个机会。教学也并未影响我的写作，事实上，教学生写作的同时，我也在进行新一轮的自我教育。我长期写小说得来的诸多实践的经验，在教学中有机会系统地总结，写作状态在教学活动中反而得到提高，两者相得益彰。进入大学这几年，虽然发表的小说数量较以往减少，但得到转载的概率增多，引发的评论增多，我自信写作保持在一以贯之的水准上。

这十余年来，变化过于迅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小说读者锐减。不说别人，因现在可选择的娱乐方式过多，我作为一个小说作者，阅读量也在减少。而人的创作不可能不受环境影响，也是一种按需的产出，这必定会影响写作的情绪。与此同时，我又发现地方写作者的数量反倒在提高，很多人都想写出自己的故事，写出独特的诗篇。来到广西以后，我发现地方的写作者迫切需要有质量的写作教育和辅导。以往我在湖南很少出去讲座，更没有开设过写作课程，来到广西，我有了做讲座的机会。我自己深刻体验过口头言说的困难，后来从写作上找回了表达的快感，这些经验或许可以帮助他们。我真心希望能以自己的写作经验，帮助同样存在表达困难的少数民族的朋友，帮助地方的写作者。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理应去做的事情。用作品打动远方的读者，用经验帮助身边的写作者，这两者同样重要。在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写作也必然接受各种调整，才可能与时俱进，才可能有效地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

日新月异的时代给每位写作者都提出更高要求，日常的经验、人性的思考与关怀，都更具难度。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作为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家，继承民族写作的优良传统，开拓写作的新题材新领域，塑造全新的民族人物形象，是艰巨的任务，也是巨大的动力。“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少数民族作家要用作品说话，共同努力。短短会期，很快结束，我们在此收获的友情，日后还要兑换成作品的交流。期待下次聚会时，每位朋友都写出现在还完全无法预料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