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云南不是叶梅的故乡，但她对云南爱得深沉，爱得纯粹。正如叶梅自己所说：“云南与我，就像一位相熟多时、情深意长的老友，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伴随着美好的记忆……不止一次的，忍不住想描绘那些灵性的自然山水，也想描绘那些由灵性的诗歌文章垒造出的精神的青山绿水，探究其中说不尽的意味。”（《后记》）云南在全国有“五个最”：世居少数民族最多、跨境民族最多、特有民族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叶梅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密切关注着云南各民族的发展与命运，为云南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扶植、选拔、培养文学人才做了大量工作。她走遍了彩云之南的山山水水，从时空交错的跨文化视野审视云南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充满对云南绚丽多彩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热爱、仰慕和呼唤，在行走中不断回望和反思，一切山川河流都被赋予了生命属性和民族文化意义，具有了灵气和精神。听泸沽湖边的歌声，饮南糯山的清泉，看香格里拉的白云，访丽江故人，寻找蓝雪莲，遇险拉市海，且行且记录，写出一部《追云记》，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分四辑，加上前言、后记，共收入37篇散文。糅山水游记、民族文化与历史人文于一体，富于体验性与内在性。感性与知性兼长、诗情与哲理并茂，情融于景，有述有评，情感婉约，感悟真切，笔触深厚温润，语言随性平实，不浓墨重彩，不铺排夸张，不繁复富丽，却总有回甘余韵，正所谓“山是一尘不染的绿，水是一尘不染的清，情是一尘不染的真”。有一种文气的交融与文心的和弦荡漾其间，读之如见当时情景。

散文是个人与世界相遇的方式，只有在文化层面上，叙事和抒情才显得更有意义。叶梅采用亲临现场的全知视角叙述，用双脚和心灵去丈量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尺度，展现出生命体验的在场意识，用文化人的眼光打量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人与物，打捞历史文化，并与文学世界相对照，从人事物景中映照民族文化的精神底蕴，思索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命运，传达悠远的文化命脉。她以个体的行走及生命体验来感悟、通过真情实景生发理性思考，使行走主题显得更宽泛而富有思辨性，充满深沉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现实思考。

她还在写人、叙事、游历、杂感之外引入对民族文学的展示和评述，阅读、行走与思索三位一体。作家穿行于细微观察、日常经验、情感流脉、理性思考和时代细节的不同语境中，运用人物写实、景物写意、作品点评的手法，记录下作家的喜怒哀乐、日常生活，以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的身份写出了哈尼族诗人哥布、景颇族女作家玛波、傈僳族诗人玖合生、彝族女作家左中美、藏族女诗人单增曲措等云南各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活及创作，力图揭示不同少数民族作家特有的性格、灵魂和精神，呼唤理性意识和价值批判，正视批评使命。“那时秋天还没有完全退去，秋阳温润，岁月静好，单增（曲措）的诗歌，在一抹茶香之上飘逸，那是些带着体温和脉动的诗句，有着浓烈的自我标识度，明净温婉，充溢着灵性，让人心生感动，也让人心生疼痛……生活与文字柔婉地联接在一处，鲜活的女人，裙裾随风而动的女人，就在诗行里。奔放着如火的情感，透出让人沉醉的内蕴与情致。”（《香格里拉的白云》）贯穿真性情的评论文字和云南本土作家的生活片段相叠加，眼前景与文中景相对照，承继了人与文相谐贯通的传统美学意蕴，以及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相融共生的文化传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人论世。

作家以个体的存在和言说，表达和解读着那些植根于云南少数民族作家骨髓和血脉中的文化密码。“他（和振华）跟沙蠡、和晓梅一样，出生于丽江，痴迷于写作，并以此来表达对家乡的一往情深。”（《四方街的白天和夜晚》）生活在云南的作家“有滋有味地生活，又有声有色地写作”。（《南糯山的清泉》）作品流畅中显示机智，平实中蕴藏灵动，以作家真切的生活为经，以作品评论为纬，以情为魂的文体结撰艺术，在其理性的批判锋芒之外，既饱含着生活的实感，又充满着艺术的张力。文学、评论与作家现实生活相交织，又统一于散文作品之中，确立了另一种更具生命质感的文学批评范式。

不管是作为作家还是评论家，叶梅都对云南独有的多元文化共生并存格局表示认可和敬意，竭尽全力以多民族文化的博大胸怀和不朽生命感召人心，一种时常萦绕心头的民族关怀以及沉重悠远的民族情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和互相尊重，唱响了大融合和大团结之歌。恰恰是这种“大融合”赋予她新的思想境界、新的自我、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突出了永恒的人性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在叶梅笔下，始终活跃着一个情感充沛、观察敏锐、想象超群、知识丰富、个性鲜明的“自我”。 在走读云南这一民族融合的栖息之地的过程中，她亲眼目睹了多种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交往和交融的过程，以及各民族和睦相处、融为一体的多样态生活模式。“云南似芬芳的鲜花，盛开在祖国的大西南。巍巍无量山间、滔滔澜沧江畔，那里的青山绿水孕育着万千生物，有无数千年流传的故事……中国有56个民族，云南的世居民族就有26个，其中7个民族人口不足10万。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及独特个性，千百年来，云南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濡以沫，互相尊重，那些差异明显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为今天留下了色彩斑斓。”（《前言》）“我不是历史学家，但在我的理解中，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来如此。漭水的这两个罕见的姓氏，让我加深了这种理解。”（《漭水人家》）散发出由内而外的绵密情怀，没有相融与否的纠结，只有血浓于水的深深相依。

作家以民族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和审美追求，以多彩云南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浓厚的民族文化记忆为底蕴，体现了云南多民族、多层次、多结构的民族文化生态，呈现出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从额骨阿宝奔流而下的红河》《基诺山》《思茅：遍地雾，满山云》《勐巴拉娜西》等文章着重描绘创作主体所身临的自然风貌与民风习俗，书写着对民族生活方式、生存形态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发掘出民族文化精神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叶梅的散文感情温厚，视野开阔，诚恳朴素，情感基调平稳而理性。“月光下，远处的山冈就像这些舞者弓起的脊梁，临沧的土地上，佤族、傣族、布朗族、拉祜族，他们的舞蹈就是他们质朴的人生，伴随着欢乐与忧伤，让人难忘。”（《临沧舞者》）叶梅以天真的性情对应着云南各民族瑰丽奇妙的神话传说、厚重驳杂的历史记忆，朴实率真，见性见情，使散文变得立体饱满而富含趣味。闲趣、野趣、谐趣、意趣、雅趣皆有，使得散文妙趣横生、回味绵长。

散文自身的开放性赋予了它无限的存在方式和创新的可能性。叶梅是一个小说家，小说创作成就颇高，却常常以小说的笔法写散文，作家“理直气壮地确定叙述在散文中的核心地位”，大胆运用呈现型叙述模式，时空跳转与逻辑结构立体交叉，善于将知识、经验和思想融入叙事、写景、抒情之中，小说的叙事，诗性的语言，又适时插入议论，以意象化的形式表现哲理化的内容。立体式的结构构建出多元、多维又多彩的审美语境。知性融化在感性里，视野、情怀和笔致都别具一格，《追云记》中不难发现人物性格典型化、叙述结构情节化、题材内容细节化等小说文本的因素。

叶梅还擅长水墨山水画，往往删繁就简，于一花一世界中点染诗意、寄托情怀。她的散文如删繁就简的三秋之树，状物、写人、绘景皆观察入微、细腻传神，语言新鲜活泼，意象繁复，文势跌宕。“阳光明媚，苍山洱海边……无论早晚，推开窗便可见波光闪动，在五彩云霞的点染下，水或是蓝的，或是红的，更多的时候是那种高明的画家也调不出的斑斓。真是让人醉了。”（《大理洱海边》）作品色彩明丽，构图饱满，节奏明快，经由真、善、美融会贯通的人生情致和审美旨趣充满了诗意召唤和心性感知，层次分明，画面感强，充盈着诗情画意。“充足的阳光之下，伴着干爽的凉风，让走在街头的人不由得升起一份饱满的心情。那明亮，显然给所有的景物都增添了颜色，在满目的碧绿之中透出有层次的金黄、浅黄，或者光晕，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光泽。倚着绿树而建的房屋楼舍都仿佛戴上了金顶，像一座座童话中的殿堂和小屋。”（《明亮的小城》）作者把握住最富有意蕴的瞬间，有神采，有诗韵，有画面，将物语、景语和情思巧妙融合，诗意深沉又色彩缤纷，让散文的生命和精神在色彩的流动、线条的舒展中自由显现。

综上所述，叶梅对云南自然山水和对云南多民族文学未来的期冀是如此赤诚而热烈，她走读彩云之南，更关注云南多民族作家的生活和成长，其中颇具深意和新意，在充满激情的抒怀和充沛的人文意识中唱出了民族的心声、时代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