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红日的小说《码头》，读来饶有兴味，貌似简单，其实又非常丰富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红日之前的小说，一般以主题或题材作为命题的主要考量因素，而《码头》却是以地点或空间作为着眼点。初看之下，似乎“码头”作为题名，并不特别切合小说的整个主题和所描述的对象，作品主要写的人物是老麻，他管理的是渡船，而不是码头，以码头为名好像偏了。仔细一琢磨，又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用心。没错，老麻是船夫，他的工作是开船把客人送到对岸去。码头是他的船停泊的地方，也是他等待客人或客人等待他和渡船的地方。一般的理解，码头是集散人货的场所，也是沟通和交流的场所，本身应该是开放的。吊诡的是，至少在汉语里，码头的引申义常常用来指一种封闭的场域，管理者据公为私，形成帮派、圈子，排斥外人和外来事物，这正是今天官方所反对的“码头文化”。老麻家世袭和垄断了当地的渡船业务，确乎将渡船当成了自己的“码头”，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规矩。其中的一条规矩就是要过河的客人不能喊老麻“开船”，因为当地土话（属壮语方言一支）里，这句话里有谐音“麻子”的意思，老麻脸有麻子，忌讳别人提及所有与麻子有关的东西。当地人都知道这个规矩，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言语上冒犯老麻，所以这不会成为问题。

小说正是从有人坏了规矩开始的。这天来了一个陌生人，偏偏连喊几声“开船”，导致不痛快的老麻停渡三日，积压了大批要渡河的客人。老麻这样做，当然是表现自己权力的任性。本来这也不会成为问题，老麻气一消，自然就开船了。问题在于这位不懂老麻规矩的陌生人，竟然是新来的乡长“眼镜”。这是小说给我们制造的第一个意外，也是新乡长给老麻制造的第一个意外，后面就是一连串意外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老麻自己反而成了不懂规矩的人，而且后果很严重。显然，在老麻的码头之外，还有更大的码头笼罩着世界。小说为我们揭示了由此引起的巨大不安：老麻立即戒掉了自己多年喜欢吃的“猪红”，改吃小米粥；他每天提前到码头观察，看看客人中是否有戴眼镜的新乡长，他想与之“和解”；他怀疑新乡长为了惩罚他，决定在河上建一座桥，显然桥一建成，两岸人民将立刻用脚投票，过河采用过桥的方式，而不再使用渡船的方式，想一想，谁愿再受老麻的气，他那些不成文的旧规矩，人们忍了多少年了，无非是受了过河只有老麻的渡船这个唯一选择的要挟。如果小说只写了这些，其实也相当有意思，其讽刺的内涵也展示得淋漓尽致了。

必须承认，《码头》可以有另外的读法，而且可能并不比上面的解读不合理。比如，桥与船的冲突。原先，两者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连接两岸，便利交通，同时，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存在理由，至少是互补的。老麻能够掌握自己的“码头”，并且在听到政府即将在河上建桥的风声后，仍然泰然自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就两岸的人口和经济状况来看，建桥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成本太高而收益太低。但现实就是那么任性，河上的铁索桥就是建起来了。桥是老麻渡船的竞争对手，而且是一个过于强大的对手，他面临灭顶之灾，过河的人如果再也不坐他的船，他的生计危机就降临了。他的所有技能（如会游泳）和资源都是为渡船准备的，他只能靠船和水维生。更重要的是，新桥的建桥地址正好是在原来的码头和航线上，这简直是釜底抽薪，他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试图找到新的出路，如开船到河中电鱼来卖，但这是违法的。他也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如新桥由于洪水带来的大树撞断了一根铁索发生倾斜，导致当时正过桥的11个人掉入河中，老麻不计前嫌，积极开船救人，除了救起8人外，还将3名遇难者打捞上岸。他并非坏人，也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但他的想法确实有一定道理：那几个遇难者如果不从铁索桥上过河，而是乘他的渡船，不就逃过一劫了嘛。但铁索桥的好处一目了然，所以老麻还是被无情地抛弃了。那幅景象，似乎正应了古诗所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实老麻也并非完全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人，他也曾与时俱进，将自己的船装上柴油机，改装成了负载能力更强的机动船。但这显然无济于事。时势弄人，老麻作为历史洪流中的个体，自然无力抗拒。虽然他表示自己宁死也不上桥，可这改变不了人们舍船就桥的局势。

我们还可以将小说读成一个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不充分所导致的悲喜剧。从新乡长一面看，他不了解老麻的规矩或禁忌，导致自己无法渡河，必须绕道走大弯路，枉费了许多气力。当然，由于他掌握的资源远比老麻这个小人物多，所以老麻的自大丝毫无损于乡长的权威与力量。就像老麻所想象的，乡长可以下令修桥，一劳永逸地解除老麻利用停渡摆谱的威胁；他可以指示司法人员执行法令禁止电鱼，让老麻失去生财之道；他可以修路，让人们从其他地方过河，让老麻的船成为废船；他还可以雇佣其他人守桥，让大家认为本该获得此职位的老麻失业……当然这些可能都出自老麻的猜测，因为他认为自己得罪了乡长，乡长一定会利用一切机会报复自己。根据小说最后的揭秘，我们知道，其实围绕着修桥所发生的一切，根本与乡长无关。当读者获知这一消息时，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老麻已经死了二十三年。老麻由于没有掌握相关信息，终日处于巨大的惶恐中，在他身边发生的事情都被他错误地感知和理解。话说回来，在这种类似闹剧的误解中，却又折射出巨大沉重的真实，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庸人自扰的故事。小说在其中又设置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乡长其实上过老麻的船，他号为“眼镜”但并不戴眼镜。而老麻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乡长始终没有上过他的船，让他寝食难安。这又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恶果，“眼镜”不戴眼镜，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这也可能是老麻儿子怕父亲死不瞑目，在其临终前安慰他的谎言。

当然，我们的阅读可以把重心放在老麻这个人物身上。老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认为老大，又想当然地把周围发生的一切都视为和自己有关，是一个自大又自怜的人，同时，在他认为自己开罪乡长后，其所作所为却是可笑、可悲又可怜，他的悲剧有自身性格缺陷的因素起作用，比如同在修桥时由于码头上的店铺被拆而失业的老潘，就因为信息灵通或转圜得快，获得了守桥的职位，而老麻却意外地丢掉了这个本应该属于他的工作。同时又必须看到，他的命运其实又为他无法左右和控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小说最后揭示谜底，修桥一事是上级布置的扶贫攻坚项目，无论是乡长或老麻，他们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任何事实，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话说，就是事物的发展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扶贫是一项前无古人也可能后无来者的巨大历史规划，将从根本上改变无数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这一点，老麻并不知道，但小说家用自己的作品，通过他这个形象展现给了读者。

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