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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时间跨度40 余年，展现了众多人物的生活变迁和情爱关系纠葛。本文从小说刻画的多组情爱关系入手，从欲望、伦理与权力三方面探讨《人世间》情爱叙事的特质，分析作品中的情爱价值指向。首先，梁晓声在日常生活叙事中由欲望出发建构出各异的情爱关系，但最终将其指向一种包含健康情欲与理性承担的爱情；其次，在情爱伦理层面，作品呈现出以情为基础的特点； 再次，作者坚持现实主义的平民立场为其笔下人物理想情爱的实现提供了温情的自我探索道路。

关键词：梁晓声 《人世间》 情爱叙事

在刚刚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中，梁晓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和多层次视角，延续了他1990 年代以来创作中以平民视角所持有的责任关怀。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多维度的展现，以及对多元化情爱关系的表达，呈现了一种情爱理想的建构，其中也蕴含着梁晓声对情本位伦理关系的思考与个体在自我实现道路上的精神探索。

“情爱”包含着情感与欲望两个层面。情爱关系所传达出的本质并不囿于叙事内容本身，而能够反映人物独特的精神追求与其自我实现的独有途径。在《人世间》中，梁晓声笔下的理想情爱关系就是一个由肉到灵、灵肉合一的过程，个人通过情爱达成自我成长，而情爱的存在也丰富了人生的存在形式， 其落脚点始终在于生命的探索。作者在20 世纪中国这幅巨大的生活图景中，将日常中的情欲书写以及对情和理的思辨贯穿在小说之中，借此建构出梁晓声式的情爱理想与生活哲学。

一 情欲的日常还原与理想升华

情爱与性在人的生活中难以剥离，男女情爱的发展离不开性，一方面，无性的爱和婚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对性的大胆描写也成为许多作家表现人生苦闷与困境的手段， 但另一方面，在艺术语境之外，有关性的话题仍被排除在公序良俗之外。而在小说《人世间》当中，梁晓声使作为道德禁区的性回到了日常生活领域。尽管小说中对男女两性不同角度下的欲望呈现出不同态度，但梁晓声更注重的是对和谐情爱关系的建构及情爱对个体成长的正面影响。

在《人世间》中，梁晓声将性爱放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然呈现，性不再是被压抑的、可耻的私密经验，这种呈现方式无疑肯定了个人欲望的合理性。此外，小说还强调了健康的性爱对人生的重要促进作用，正如小说所写的：“至于性事，在他们之间一向起着从肉体到心理互相犒劳的作用，往往成为他们抵御贫穷、不幸和困难，共同把人生坚持下去的法宝。”①

在不同性别视角下的欲望叙事中，当隐含作者以男性叙述者视角切入时，其欲望心理往往能得到细腻而饱满的刻画，但在表现女性主人公时，女性的情欲有时则被忽视了。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对郑娟的情欲描写，但在对周蓉与郝冬梅的刻画当中却几乎看不到一丝欲望的坦诚流露，尤其是信奉爱情至上、感情自主的周蓉，她的感情生活中欲望几乎是一片空白。其次，对蔡晓光和他的情人关铃之间的情爱关系描写，带有一种对女性的“欲望工具化”和去自我化的意识。当作者在塑造周蓉的其他人格特质时，她是自主、叛逆、热爱思考的独立女性，但是在欲望书写中，她却又自甘于客体化，成为一种客观的“欲望对象化”的存在，小说中蔡晓光说： “男人不能只靠偷嘴活着，你是我色香味俱全的主食。”②而周蓉竟也自喜于：“我夫有恋‘旧物’的雅好。”③女性在情爱中表现为色香味俱全完美的“物”，其女性自我被模糊甚至分裂。此外，在周蓉赴法期间， 关铃甘于奉献肉体，自愿成为蔡晓光“在国内的周蓉”，小说在单独描写二人的关系时， 女性主体的个人意志与感情处于失语状态， 而外部社会对其价值评价的出发点则源于男性主体的需求，因此在性别立场上略显偏颇。

此外，隐含作者关于女性身体的叙述成为了情爱关系建构中的矛盾点。在对女性抱有自我实现的精神期许的同时，隐含作者也将女性身体置于男性凝视之下，在女性形象的建构中加入了一系列符合男性期待的“女性特质”。如小说在以秉昆为内视点描绘春燕形象时，他以略带嘲讽的话语表达对春燕肥胖身材的嫌弃，同时看似中立的叙述者也介入评价，认为春燕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④当小说在描写男性欲望凝视下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时，往往既强调她们优秀的品格，同时也在外貌方面为她们设立了两项标准：美丽与纤瘦。比如小说花费笔墨描写周蓉与郑娟如何在产后依然维持窈窕的风姿，甚至郑娟在步入中年发福之后“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好身段”。⑤此类文字中对于女性形体看似理想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拒绝了正视女性身体的真实。玛丽•皮福认为：“定义‘优秀’女性所隐含的身材标准来源于男性的偏好，因为纤瘦的女人往往不具备威胁、不会挤占男性生存资源，同时激发了男性的保护欲。”⑥小说中的女性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其自身的个性就被外在的纤弱与娇嫩所掩盖，成为男性彰显权力与自我的符号；就如同布鲁克斯所言： “在现代叙述文学中，主角通常渴望着某个身体，而那个身体对于主角来说显然象征着‘至善’，因为它似乎拥有着——或者它本身就是——通往满足、力量和意义的钥匙。”⑦ 这把钥匙诱惑着男性的同时，也塑造了不真实的女性，恰如小说透过秉昆的“欲望之眼” 所表现的郑娟，她是“红楼梦中的小女子， 会让一切男人怜香惜玉起来”⑧。

即便存在着这样的不足，但小说中女性的主体性仍未被完全压抑，作家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情节设置对其作了弥补。周蓉对情爱自主的态度与情感历程的表现，都能体现隐含作者对女性独立和理想情爱的赞美。同时，郑娟的成长也是例证之一，郑娟一开始是以完美地符合秉昆潜意识中的欲望形象出现的，但当这段由肉体欲望引起的情爱关系逐渐发展后，每当“责任”的一面突显， 情欲反会消失，当郑母去世、秉昆因“四五事件”而获罪，一系列生活打击袭来，秉昆“头脑里居然也不产生与性有关的意识了。他不是不爱她，他清楚自己对她的爱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⑨。这体现出作家灵与肉的思辨： 当爱与欲的交织升华为责任承担，在原本孤立、渺小的个体身上便会产生出非凡的力量。此外，原本个性温柔宽容的郑娟也发出过这样的抗议：“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 你想要，我就得给，还得百依百顺，温温柔柔地给。我不是说我不愿意那样，每次我也愿意的。如果反过来行吗？”⑩虽然这样柔弱的质问并不能颠倒真正的性别秩序，但借由这样温和的女性话语空间的补偿，在一定弥补了性别叙事的缺憾的同时，也让郑娟复杂的形象内在引发了更多的思考。

梁晓声建构理想情爱，将其作为丰富人生与个人成长的最佳养料，最终期望达成灵肉合一的状态。这种关系一方面以精神慰藉和情欲为基础，但仍然保存着女性的独立自我，使之不再仅仅作为一种互为依附的情爱关系。正如小说第三部中描写秉昆与郑娟合二为一，成了“感情上的连体人”，但同时他们亦是各自独立的存在。郑娟赴美料理儿子周楠的后事，在极端的痛苦面前，她无可依傍，却依然能表现出勇敢坚毅的气质。在作家笔下，这位起初看似身为欲望对象与被拯救者的女性在爱情中未曾失去自我，而是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成长。如柏拉图所言：“我说全人类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自己的爱，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 还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11 在灵肉合一的理想情爱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含作者通过给予个体之爱而达到自我超越、救赎及某种程度上的自由的期许，以及这种期许之中的理性责任在情爱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 情理之辨：以情为本

作为一部颇具雄心的宏篇巨著，梁晓声在《人世间》中也对全面构建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作出了诸多努力。首先，除了一般男女的情爱关系，小说也刻画了包括同性恋在内的边缘关系，体现了作家包容、多元的视角。其次，在对情爱与伦理关系的刻画中体现出作者情感本位的立场。

《人世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而其中情爱话语对日常生活的渗入带来的裂隙则透射出了隐含作者的立场。在现代人的婚恋观当中，人们常把爱情、婚姻、性三者相连， 从而形成一种隐含的期望：人先产生爱情， 然后步入婚姻并发生性关系，如果与此悖逆便会被视为异端。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偶合家庭”——婚姻关系背后没有爱情， 而是以一时的欲望或巧合连结。陀氏在小说中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在《人世间》中，只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周蓉与冯化成、蔡晓光以及周秉义与郝冬梅的情爱关系，是以精神吸引始、因爱而结合的。而梁晓声笔下更具普遍性的共乐区其他底层儿女们身上， 情爱关系则多带有几分“偶合”性质。如春燕和德宝就是因一次酒后乱性而匆匆成婚， 小说中暗示了春燕见到德宝的当晚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以及春燕的“心机”，也描绘了德宝本想“捡漏”落难民间的干部家庭女儿结婚的心态。可是隐含作者并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批判其中的非道德因素，对这种先有性关系再步入婚姻的婚恋也未持任何贬斥态度，对于德宝的“捡漏”想法，隐含作者借德宝之口问道：“有这种想法可耻吗？”12 这也表现了一种平民视角下的宽容、同情与谅解。

此外，对于各种边缘的情爱关系，隐含作者的态度依然是包容的，这点集中体现在对涂志强和水自流的同性关系，关铃和她的众多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周玥和舅舅秉昆的养子周楠之间的情爱关系描写当中。涂志强是秉昆的“发小”，又是木材厂出料班的搭班，涂志强和水自流是同性恋，当涂志强为水自流和他的朋友们扛下命案而被枪决后， 秉昆满眼都是涂志强的影子，以至于他无法继续在木材厂干下去，而水自流和朋友们则凑钱接济成了小寡妇的郑娟一家的生活，秉昆和郑娟的相识，就是受水自流和骆士宾之托去给郑家送钱而达成的。涂志强和水自流、郑娟之间的边缘情爱关系虽然卑微，但表现在作家笔下却充满了悲悯色彩，令人不禁为这种平凡小人物因爱而发的付出与牺牲、忠诚与忍耐所感动。周蓉回国以后，因生病住进了丈夫蔡晓光的情人关铃担任护士长的医院，成了关铃“特别爱护的病人”，当她意识到关铃和蔡晓光绝非一般的关系，她却“并没有妒火中烧，相反她倒觉得关铃尤其可爱了”，13 两位女性还互相讨论了蔡晓光身上究竟有哪些优点吸引对方，后来关铃结婚，婚礼不仅邀请了蔡晓光，还邀请了一桌跟她有过情爱关系的男性，“个个有情无恨，可谓情深义重”。14而周玥和周楠虽然以表兄妹相称，但二人并无血缘关系，他们的恋情遭到秉昆的反对，周玥去北京投奔生父冯化成， 又被生父带去法国，周蓉为寻找女儿赴法国十二年，母女终于冰释前嫌，周蓉最终也默许了周玥与周楠的恋情。从这些饱含深情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隐含作者的态度，作家在知识分子的情爱关系上更追求情与理的统一，但在底层人物和年轻一代身上，当情与理发生冲突时，情的因素总会占据上风。

“情”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情爱关系的解释上，也被置于更广的人情世故之中，这种“情”在一定程度上生成了一种社会潜在秩序。叙述者评论道：“人情关系乃人类社会通则。”15 不过，即便小说中频繁出现托人办事的情节，作者也借“情”来加以化解， 表现出一种理解的温情与宽宥：秉昆动用了“关系”为赶超的妹妹找到了工作，书中着力体现的是他帮助朋友的喜悦之情。赶超畅想人生该拥有“当官的、做学问的、法院的” 各色朋友，实际上是普通人期望借助不同层面权力求得生活安稳庇佑的心理。

正是以“情”为底色，《人世间》中的情爱关系才能够做到多元的呈现。对人情世故与人际关系的刻画也是小说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强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同时，对这些关系的存在语境和尺度并非没有要求。在梁晓声笔下，这些关系都是以情感为本位的，但作家并没有让情感关系成为利益钻营的网络。根据盖尔•鲁宾的“魅力光环”原则，只有最符合社会期待规范的情爱关系才能处在“光环”的中心，而其他边缘化的关系则不得不隐匿自己。16在《人世间》的大多数情爱关系中， 隐含作者对人物的评价不是从规范的“光环” 出发，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感情，因此也就不会呈现出自我的刻意隐匿，这体现出“情理”与规范之间的差别。譬如周蓉对冯化成、秉昆对郑娟的爱情选择起初都显然违背了传统和世俗的伦理观念，周蓉为追求爱情甚至不惜欺瞒父母，但小说从未以传统的孝道伦理去要求她，而是充分肯定其个人独立的一面。同时，秉昆的父母亦以爱宽容谅解子女， 更体现了情在家庭伦理观念中的重要位置。而周蓉对女儿周玥与有妇之夫同居选择不予原谅，则反映出隐含作者对这种情感的伦理尺度要求。周玥在成长过程中生出势利之心， 认为生父的诗人身份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她取悦舅母冬梅的母亲金月姬，因为金月姬是离休的高级干部，她还认为大舅周秉义和自己一样是搭顺风车、沾光之人。当人情转变为势利、爱情越过了道德禁区，隐含作者的态度便转为批判，可见小说中的情感本位意识并不是纵情而无秩序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当中。

通过情感与伦理所呈现的现实忧思，《人世间》在情爱书写的立场上始终表现出一种多元包容的态度，其实际上指向的正是作者的情感本位意识。从普通男女个体的情爱本身出发，推及诸如涂自强等边缘人物的情爱， 以及社会交际中的人情世故，梁晓声的笔下展现出一种包容，这种包容既来源于对“情” 的珍视，也来源于他平视的目光。

三 情爱背后的权力意识与平民关怀

情爱虽然往往被当作弥合现实裂缝的工具，但情爱关系的纠葛也投射出权力的作用。权力弥散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情爱恰恰是透视权力关系的镜子，权力因素在《人世间》中最直接的表征就是阶级问题的介入， 这种对阶级与情爱的观察从小说叙述的细微之处流露出来。其次，梁晓声通过对理想情爱关系的期许为他笔下无力超越阶层局限的平民提供了自我实现之途。

周秉义与郝冬梅是小说中最为典型的跨越原生阶层的婚恋，作家以大量细节刻画出二人的阶级差距，对待食色，冬梅身上都具有贵族式的矜持与淡漠。起初，她并不将门户视为爱情的阻碍，但在小说结尾，秉义去世之后，她却与门当户对的“红二代”再婚， 这似乎暗合了隐含作者借周蓉创作的小说所表达的观念：“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但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17 梁晓声一直对当代中国的阶级问题保持着高度的关注，还撰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 他采用“阶层”（Rank）而非“阶级”（Class）一词是想强调当今这种由出身与流动而形成的社会地位的稳定性，并表现出对普通人难以逾越阶层这一问题的忧思。他还曾在小说《表弟》中塑造过同样一对跨越社会等级的情侣：出身寒门的肖冰自尊而敏感，纵然他有着善良的人格底色，可强烈的“阶级仇恨”之感却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关爱同情自己的女友索瑶施加精神伤害与“报复”，最终二人走向一死一疯的悲剧结局。这显示出梁晓声一贯借用社会阶层与情爱的关系剖析作出的思考， 而在《人世间》也延续了这样的人物关系。

《人世间》中的情爱叙事暂时弥合了阶级间的差距，使阶级上处于劣势的男性在占有的过程中确立起心理优势，男女所处的权力地位在情爱交欢的场景中被颠倒了。与后期周秉义带有的理想化、扁平化色彩不同， 小说这样描述他与冬梅初次的性爱过程： “（秉义）双手朝下按住冬梅双手，回味无穷地说：‘现在我终于可以俯视你这个副省长的女儿了！’”18 权力词汇被引入这对夫妻的新婚之夜中，权力的焦虑与情爱的欢愉交织，让情爱蒙上了一层“角力”的色彩， 也使得情爱本身不再纯粹。

其次，小说也呈现出婚姻中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家庭主导权发生不断转变的“角力” 过程。譬如在赶超和于虹的婚姻关系中，于虹因得到家族中有权势的亲戚帮扶关照而没有失业，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而赶超失业后， 原本一家之主的地位就被于虹取代了。为了弥补家庭内部固有秩序颠覆而导致的男性尊严受挫，赶超故意拒绝于虹亲戚的帮助，还因养貂事件而失态大哭，致使二人的关系一度紧张。从这一层面可以看出，梁晓声笔下情爱关系不是过于纯粹或片面的，而是真实的、动态的。

此外，在《人世间》中，阶级与权力问题也通过芸芸众生的集体无意识而得以呈现。小说开篇所叙述的共乐区平民经历带有某种概括性意味——他们原本得到的房屋在充公后被重新分配，政权更迭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直接影响，顶层权力与平民百姓之间始终相距甚远，他们靠自我安慰也依然能毫无怨言地生活下去。平民意识始终是梁晓声小说的核心，对平民生活的艰难与精神困境的描述则指向其为人生的创作态度。正如陈晓明所说：“梁晓声倾注笔力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描写出他们的存在境遇本身就是对外部现实的间接叩问，一种强大的生存压迫机制使这些弱势群体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困窘之中，写出他们被抛弃和被损害的无助命运。”19

梁晓声的关怀与反思同时体现于对平民在一定尺度内的人情关系与他们寻求安稳心理的包容谅解之中。小说里，德宝对于虹说： “咱们这种人的人生，好比橄榄球，两头尖尖的，就是咱们人生能过上的那么一点好日子……中间那么多日子，总是在煎熬着硬撑着过。”20 面对残酷的外部现实，大部分人都无法像周秉义或周蓉那样抓住机遇并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个人的阶层跨越，普通的城市贫民只能在赶超所言的“煎熬硬撑”的人生中被挤压乃至扭曲。但是，作家却向我们展示了平凡的人生同样值得被书写，同样有向上与超越的契机。

以《人世间》里共乐区底层儿女的情爱关系为代表，这类平凡的婚恋以“需求”为核心，其内涵丰富多样，包括合理的性爱享受、经济因素、传宗接代等。作家借于虹之口以“黏豆包”为喻精辟地描述了这种关系： “我俩好比同一锅蒸出来的黏豆包……皮和皮粘一块儿了，要分开，其中一个准破皮露馅儿。”21 这种使夫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是现实的经济联结，因为作为“小老百姓家的儿女”，他们既无力承担小家庭的破裂带来的高昂代价，也难以打开自我认知之路、赋予爱情以实现个人自由的价值。然而，对于这种“黏豆包”式的关系，作家更多还是以它来表现日常生活的温馨情态，肯定它使普通人在面对命运磨难冲击时可以携手相伴、互相扶持的一面。在此维度上，隐含作者对待作品中人物的态度始终是平视与体恤的。与此同时，梁晓声也通过对理想爱情的书写， 揭示出即便在平凡人的情爱关系中，只要有相濡以沫的爱与承担，也能诞生秉昆与郑娟式的灵肉合一的爱情。

梁晓声对于平民阶层始终如一的生存关怀与悲悯使他不忍直接戳破人情关系织就的温暖外壳。因此，作家只要求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周秉义坚守公平与秩序，而对于普通人的生活，他指向的是另一条道路：直面真实的生活。直面真实生活，正是《人世间》所具有的撼动人心的力量来源之一。同为平民， 秉昆虽曾两次入狱，遭遇住房危机，一辈子生活在比他优秀得多的哥哥姐姐的阴影下， 但他却从未产生过像德宝那样的怨恨报复心理，没有赶超那样的卑微，没有走向国庆那样的绝望和虚无。郑娟未受过教育，在经历贫困、遭骆士宾强暴、丈夫入狱、丧子等生活的折磨后依然不失生命力。究其原因，正是他们在真正的爱与深刻的情感关系中找到了力量，完成了内在的成长。

结 语

通过《人世间》中对多组人物之间情爱关系的书写，梁晓声试图建构的是一种属于平凡的“好人”的爱情。这种情爱关系的主体不是才子佳人，而是普通平民百姓由健康的情欲、日常的一饭一蔬、生活中的风雨同舟构成，伴随着稳固的情爱关系，向外发散光与热。波伏娃在《第二性》也这样评论到： “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创造了一种史诗风格……无聊变成智慧，家庭仇恨是爱最深刻的形式。实际上，两个个体互相憎恨，又互相不能缺少，不是属于最真实、最动人的人类关系，而是属于最可怜的关系。相反，理想应该是完全自足的人只通过自由赞同的爱互相结合在一起。”22 梁晓声借由小说中情爱的抉择与个人的成长，使得在对理想描绘上与波伏娃所认可的理想达到了呼应，作为独立个体的人在生活的磨砺中互相理解与依靠，最终也能在平凡的道路上拾获自己的生命理想。

总而言之，通过对情爱关系的细致描绘与理想建构，梁晓声以一贯坚持的平民立场关怀众生，同时为其笔下理想情爱的实现指出了一条温情的自我实现之路。

注释：

①②③13141720 梁晓声：《人世间》（下部），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 第415、417、395、299、418、501、140 页。

④⑧⑨121821 梁晓声：《人世间》（上部），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45、91、454、229、331、335 页。

⑤⑩ 15梁晓声：《人世间》（中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308、303、194 页。

⑥ [ 美] 皮福：《复活的奥菲莉亚》，何吉贤译， 作家出版社1999 年版，第182—186 页。

⑦ [ 美] 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 年版，第9 页。

11[ 古希腊] 柏拉图：《会饮篇》，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1 页。

16李银河：《性爱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321 页。

19陈晓明：《永远的舞者——重新解读梁晓声》， 《文艺评论》2004 年第8 期。

22[ 法] 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415 页。

[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