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主持人化”与当代文学批评
内容提要：“主持人化”是近几年批评界发生的一个新变化。肇始于重要批评刊物，但实际却直接影响到整个批评趣味、价值选择和批评姿态。由重要批评刊物栏目的“主持人化”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表现在：一、极端专题化；二、片面专业化；三、急切经典化；四、批评界门阀化。
关键词：文学期刊 “主持人化” 当代文学批评 专题化
一
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本人有过一些年月的跟踪、梳理，包括审视。先后有四本小册子较系统分层次讨论过文学批评，自然也触击到文学理论与文学知识分子。有时候，范围还会扩展到文化、思想领域，因为近几十年来的一般社会文化思潮，恐怕都被批评家作为文学的背景知识压缩到文学批评里了。在《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2012）中，盘查了有代表性的18 位批评家，从老一辈“40后”的刘再复，到“70 后”青年学人。重点凝聚了他们的“经验”，也粗略勾勒了他们对1980 年代以来引进的各种理论、各路主义的消化、处理、转化程度，算是有名有姓甚至能带起18 宗批评经验“个案”研究。“个案”也者，留有余地之谓也。这余地就是与“普遍性”勾连对比后的空白地带，还包括个案自身原因所招致的局限。因此，由“众神”折射出的问题遂成了《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2014）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可简称“本土话语”问题。既是“审视”，必然首先要搭建一个基本的话语语境。这便是主体性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日常生活话语、身体性话语四种典型而突出的批评话语分化的由来。它们差不多都是“启蒙”或“新启蒙”话语及价值认同被消解以后的类型化批评产物，属于阶层分化乃至趣味被肢解因而价值碎片化的反映。该书为了使问题更清晰，当然也是为了在批评类型化中探讨理论的彻底，一个技术性选择是让批评文体化。文体化程度越高，价值便越深入；反之，越来越笼统、漫涣乃至于肤浅。《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批判》（2017）一书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经过前两部书探讨剩下的部分。在事实上已经分层的社会结构内部，分析文学批评价值选择、审美趣味圈子化与阶层化原因，可以防止批评思想的空疏，至少能在“个体”为单元的批评视野中衡量出现如今中国文学批评触及“普遍性”的水平。探讨的结果，一是仍然照搬五四价值模式与话语方式，连语气也模仿得很像；二是彻底否定或者有意绕过“启蒙”俩字，主张就事论事、有一说一，从不漫溢边界。看起来这两路现象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它们产生于同一个知识胚胎，即高度认同“传统”。区别只在角度上，前者“照搬”，目的为的是逃避“现实”，后者“心无旁骛”，为的是绕开“现实”。分层社会中的“个体”，一进入批评流程，都成了超脱具体阶层之上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这种“知识”或“理论”本身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通常说的脱离现实生活，此之谓也。《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2015）一书则是对前三者研究结论的再度聚焦，属于批评实践建构。简而言之，文化现代性是对通常隶属于社会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批评选择的进一步审视，突出人的现代化程度，因而从总体上批判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在前两者的规定性中，走向事实上投合分层社会的虚无主义倾向，把文学的视角，拽回到了新型城镇化这一切实而尖锐的现实。丈量了“审美”的分裂，指出了“传统”的虚伪，通过传统人性与现代人性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当前炒得很热的文学叙事和镶嵌在版面重要位置的批评，是现代性个体意识太稀薄了，而不是太过剩以至于像有人说的到了“反现代性”，甚至思考“现代性危机”的阶段。极端一点看，当前文学批评中的现代性思想，恐怕真是太少了，乃至于少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步。
总而言之，虽然做了些跟踪与研究，应该说也有些心得。但看到有如此之多的人在谈批评问题，且或多或少以“我们”“中国当代”作为复数，我自觉渺小，只能以自己的切身体验与发现的具体问题来说说“我感知”到的现象。我感知到的最突出的批评现象，即是批评刊物的“主持人化”。至于是否有普遍性，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二
“主持人化”是近几年批评界发生的一个新变化。肇始于重要批评刊物，但实际却直接影响到整个文学圈的批评趣味、价值选择和批评姿态。当然，也是一直以来习惯于从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价值、思想、审美等惯性思维，来研究批评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批评格局具有隐性特征，然而却往往导致颠覆性的“剧变”，毫不含糊，这主要由重要批评刊物栏目的“主持人化”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几乎均由此而来。
其一，极端专题化。当批评刊物出让宝贵版面，聘请刊物认可的教授、学者来担纲主持版面，通常以兼容多元化栏目，以收编零散自由评论为旨归，以预先定制的“专题”或选定的论评对象为对象。批评写作旁征博引却三纸无驴、看起来处处有高度实际上自说自话、四平八稳。专题化后的批评，形式上好像更加规范了，论题也更有学理性了，但一张一弛几乎遵循无一字无来处和有一说一的规矩，要达到的目的其实是把毛毛草草、旁逸斜出的触角一一剪除，进而使批评变得更加规整、圆滑。如此一打扮，奉献于知识市场的就不外乎两种产品。一是最大限度去除作者溢出规范的思想与未经过滤的主体性体验；二是任何流连忘返或心理抵触，都必须建立在“文本细读”的阐释之上，文本外视野被迫退于次要甚至末位。毋宁说，这是批评的终结，因为局外人或普遍读者一看就明白，学院课堂教案或文学史经验衍生而来的知识，即文献化经验，不是以直接感知体验的形式参与到日常疑难问题来呈现的。非但如此，它还进一步排斥了社会一般知识、信仰、思想等，对文学理论惯例的冲击、冲突。
之所以这样，不是编辑与主持人不了解批评背景，相反，是太了解太熟悉的后果。理论推理而论，把散乱批评加以拾掇，直接动机无疑为着打断“接着说”至少是“跟着说”的链条而来。不幸的是，这两种方向，究其实质，始作俑者是学院的量化考核制度，并非零散化批评所致。在量化甚至数字化考核流程中，不“接着说”，不“跟着说”，实际等于学术不规范，也就不是既定学科规定性的“有效”知识生产和“有益”学术增长。无论哪方面都不在“专家主宰”范围因而不属于“合法化”成果，岂容乱来？更何况可以乱来，前提却是你除非视学位如草芥。事实证明，一个阶段比较活跃的“作协派”“自由评论”都已基本“归顺”，学院里哪容随笔化学术话语与“愣头青”观点抬头呢？
当然，专题化批评的势力范围倘仅限于学院的四堵墙之内活动，即使鼓荡得尘土飞扬，那也没什么了不起，毕竟不影响墙外继续吆喝、呐喊、嚎叫、苦闷、彷徨、焦虑、困惑。可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专题化思维已经排除万难、隔山驾岭，来到了各大批评刊物要冲，俨然一副排兵布阵、起灶搭锅的架势。自由选稿也就到此叫停，自由思想也就宣布寿终正寝了。这也意味着批评的偏味开始上升，杂味骤然下沉；教案与文学史预案正式启动，而类似当年“地下写作”式批评潜流口子被扎死。 更极端化的表现是，把学术仓库里陈年积压的学位论文，一一翻晒出来作为筹码而交付相关批评栏目去消化。未经阅读市场检验、未经第三方考验的学位论文，不能说全站不住脚，但从定选题到生产制作再到答辩过关，整个流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仍是三两个执掌文学史旧知识的评委说了算，那就只能说作业及格了，但知识生产线上及格的作业肯定不都等于有价值的思想。这正如同拿了硕博毕业证不等于就是个合格的甚至优秀的相关工作人员一样，到达合格乃至优秀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练，如果不把人才等于文凭的话。
至于专题化批评的积极意义，我想不用去多说人们早已心知肚明。最直观一点便是，增加了处理自家门户内库存的机会。“去库存”自然是在“供给侧”与“互联网+”的平台完成。这就像一盘普通醋溜白菜，被新概念一武装，营养虽然没增加，但吃起来仿佛概念不一样了。
其二，片面专业化。先是一条线，继而一个点，直至“去政治化”乃至“去社会化”，片面专业化批评追求正是如此。盖因批评的期待读者并不在民间社会，而在准庙堂的某个学术委员会，或某个“核刊”的相关栏目主持人那里。如果专业化还有点意思的话，便在其主张及执行该主张时事无巨细的细节阐释、图解上。放若干年后再读，或许真有“历史化”意味，然而就像今天读民国张爱玲、胡兰成小说与评论的感觉那样，那些提笼驾鸟的烦恼、喝下午茶品咖啡的感觉与亭子间里你来我去的风波，的确不是多数人的体验，那意思也就在一层一层接近原子化赋形中，越来越走向了无聊。技术主义是片面专业化批评的典型呈现形式，批评中几乎不再追问“写什么”“为什么这样写”，直扑“怎么写”而去。研究诗歌只关注修辞技巧，研究小说只关注既有文学史上的人物谱系，甚至研究审美不问社会文化现实，属于典型的“鬼打墙”式低层次循环写作，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算不上。因为见树，总会牵扯到树周围的杂草、土壤，也就能推知一片树林生长的大概环境。片面专业化批评的全部心思在急作家之所急，想作家之所想，终极目的就是为着挖作家“腹笥”。之所以十分讨好相关栏目，是因为它正符合“专业主义”胃口，而“专业主义”正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作家花很大篇幅写“自我阉割”，写古人轶事，写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写一群流氓的为非作歹，写某个山头的草虫物种，都能给其赋予一种美学形式或隐喻意义，因为封闭的“专业主义”做得比作家的描写还精细，也就理应笼罩某种神秘兮兮的色彩。有“神秘性”等于说不明道不清但符合感觉眷顾的“文学性”，而发现所谓独特“文学性”，基本就能坐实作品的“经典”品质。
其三，急切经典化。经典化本是一个历史沉淀过程，五年是历史，十年是，二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更是。可是今天要给当下作品，甚至期刊刚发单行本还未出的作品就来一通“经典化”的赋形与预告，再怎么同情之理解，恐怕难以说是真正的批评与研究，只能说是贴广告或发海报。即使当前墨迹未干的文学，真是了不得的杰作，那也不是一两个手抓话筒不放的所谓评论家能一锤定音的，最起码还得等到过上三几年后有没有读者重读与评说来定。这道理很简单，自己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同样，今天的人难道一眼能看穿今天的文学并断定几年几十年后是当然的文学史教材？
不幸的是，现在这些常识都被弄反了，这不是人们不知道常识，而是反常识、拧巴常识才能引起关注与点赞。那些不惜自家羽毛，乃至于胡乱堆砌高大上形容词的，心里很明白，名家新作不会差破底线。即便话说得过了头，只表明是语言能力问题，而不是鉴赏力问题，更不是立场问题。
忽忽悠悠，飘飘乎乎，久而久之，整个批评界围着一两个作家、一两部作品的瞎起哄，反而成了“正宗”的中国文学经验的生产榜样；起承转合的指鹿为马，反而成了恪守学术规范的楷模。到此为止，当前文学就这样被一拨一拨的新晋学人提前送入“经典”的殿堂了；当前文学批评也就这样被一批一批墨迹未干的新作品抬举成了中国文论话语。
其四，批评界开始门阀化。门阀制度开始形成于东汉，东汉建立之初大封功臣，这就造就了第一批豪门贵族。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门阀制度进一步发展，九品中正人才选拔制度导致统治阶级完全被大地主、大豪强所控制。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发展到顶峰，大地主、大豪强控制了国家大部分资源，有时候皇帝也不得不受控于大地主、大豪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森严等级制意识形态被筑牢。历史上的门阀化加固了世袭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远离现实、逍遥享乐。为维护这种“尤物”，东晋南朝时士族又开始情驻家谱文化，把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而累世不绝，遂成为传统文化之命门。从门阀到学阀，再从学阀到门阀，上下阶层的流通渠道彻底被堵死，“寡头化”学术话语体系终于控制一切。单是重要批评刊物栏目主持人化，也许还不能代表什么，充其量算是“同人办刊”，但当这一现象与“核刊”标准、学院考核机制结合，事情就没那么单纯了。说得好听点，周围集结的是一批“价值共同体”；不好听点说，“价值共同体”还有个优先权的问题，其中不可能没有学术身份、学术师承的考虑。有所考虑或者有一定影响，也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了以上三种事实，的确看不到制约考虑与影响的机制。换句话说，即使有，如此个人趣味，认为不过是学术伦理问题，仍然享有学术豁免权，刊物仍在免除“风险”中被“专家”所主宰。毋宁说，这是经济利益集团化在学术上的一个次贷反映，其特点是表面上几乎拥有“民主”程序的所有可见形式，而实际上分蛋糕与切蛋糕的是同一个人。
更悲哀的还在于，从选稿的“专题化”“专业化”“经典化”一路走来，在各层相互补充、相互推动、遥相呼应中，美学原则实现了深度转化，由“庸人主义”终而“集体失联”。如果转换一下齐格蒙特·鲍曼关于“上层”与“下层”的论述，文学批评的“集体失联”则表现为，目光盯住当下社会文化现实，并以强烈的文化现代性感受、体验，表达批评的批判性意见的群体，他们的视角、言说方式、话语与价值发现连同他们的人，在地域上受到限制，只有在正统地形学的、世俗而“脚踏实地”的概念织成的网中才可觅得。长期寄居在这一生活空间的人，按鲍曼的说法属于“下层”。他们的批评可能欠规整，但因感受现实的直接，无疑更多质疑、解构、反叛、反讽意味，文化现代性诉求也就更加强烈。然而处江湖之远，只能“冒泡”于被监管的公众号，至多散兵游勇式出现在并不出名的理论刊物或索性充当文学期刊的边角料。“上层”生活空间的人们可能只是肉体上“处于这个地方”，却并不“属于这个地方”。精神上当然如此，而且一旦他们有此希望，肉体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这里。“‘上层’的人们并不属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关注焦点（或者应该说漂浮）于其他地方。只要不受打扰，自由自在，可以全心投入自己的消遣之中。”受困于脚下现实，因而笔下常常流露出深沉、凝重、焦虑、迷茫；精神自由、志得意满，因而热衷于个体精神世界的精妙感受、微微悸动与小小风波，研究路子变得微小、精致、琐碎、利己。
凭借互联网乃至自媒体，生活于这两种空间的批评本来可以交流、互通得更加频繁、密切，但当栏目“主持人化”把隐而不发、蛰伏伺机的门阀、学阀猛力一推，在“集体失联”中，自由批评的消息被封锁，自由批评的渠道被堵死。不消说，强塞给读者的，好像只能是“主持人化”后的批评，人们也就只是在此基础上抱怨批评。岂不知，这是多么的天真！多么的错位！
三
当然，栏目“主持人化”以来，批评刊物的确不是没有收获。一是不再为在海量自由投稿中选稿煞费苦心、头疼脑热；二是不再纠缠于飘飘乎乎的人情而周旋平衡、痛苦煎熬；三是不再为某些不具体、莫须有的敏感思想、言论而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一句话，围绕在批评刊物周围的批评界，主题明确，层次清晰，目标专一。再引伸一下便是，冲和淡定，周正平稳，安详喜庆。
不过，这样一来，“批评”可能就真的与其名没有多少关系了，毋宁说是对批评的背叛，对批评的亵渎。文学批评不是可以精确化的科学技术，更不是实验室里通过千百次试验屡试不爽的一粒速效救心丸。几个白发苍苍的资深专家说就该如此专题化、就该如此专业化、就该如此经典化，才是文学批评该走的正途，于是正途就出现了？就算“专家”没有康德所讲的自身原因所招致的局限，事情也没那么简单；更何况没有局限只指语言文字的运用，根本不可能管理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思想、经验、价值取向。在这一层面，相对未定型思维，既定思维模式也许正好是僵化的。作为思想表达题中应有之义的批评，它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击溃凝固的专题，不断解构程式化的专业，不断更新习以为常的经典。唯其如此，批评也许才有理由清理沉渣泛起的现象、甄别良莠混杂的价值、发掘偏僻边缘的经验、论证蛰伏潜隐的思想。也就是说，它强调在过程中工作，在过程中执行理性的制衡作用。而不是把精力预支给一个完全未知的文学史，并为之奔走相告，修订备选项目；批评家更不是占卜先生，用抽签卜卦和口气坚定来预测文学的命运。
邓晓芒致力于哲学研究，但他的《批判与启蒙》《新批判主义》等著作，却有相当篇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是冲着他的文学批评去读他的著作，最后反而被他的批评所吸引，可谓“自否定”体批评，其“中西双重标准参照”令人醍醐灌顶；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并不是文学研究著作，但读进去后吸引我的恰好是通常文学批评中没有的非文学性价值与眼光，“去魅”而不虚无，“结构”而不溢美；李建军的《重估俄苏文学》（上下册），当然是文学批评，但令人击节的又反而是使俄苏文学之所以是这样不是那样的刨根问底，在整个俄苏历史文化语境折射中国当代文学及理论批评来龙去脉的本质主义气质，引人入胜、别开生面；李洁非、杨劼的《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同样是研究20 世纪30 至40 年代文学，然而他超越左右的视野，格外让人眼前一亮；毕飞宇的《小说课》，不过是小说家言，也不过是“解读”经典，可是他贯通文学知识、政治经济学知识与个人感知性体验的表述，实在胜过多数深文周纳的学术论文与专著。
以上所列，不过是我近日来所读近期出版的与文学批评有关的书之一部分，它们的确给我已经多少有些麻木的文学批评阅读神经一莫大刺激，也形成了一个基本参照。
的确不排除批评刊物“主持人化”产生过一些主题凝聚、归类清晰、论述精确的好论文，但学术刊物乃天下公器，不是自家后花园。它的社会影响力，只能以对整个批评界乃至知识分子群体养成的价值导向而论。那么，栏目“主持人化”无疑是有意窄化批评的路子，有意纯化批评的思想，有意制造批评界的板结格局。
既然这样，那么，一些重要批评刊物竟然如此整齐地走向栏目“主持人化”，无疑是为着革新批评的格局、拯救批评的低迷，效果究竟怎样、将会怎样，我表示怀疑。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