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熟悉70后作家马拉的读者会发现，马拉对两类题材是着力比较深的，一是学院外的知识分子题材，一类是青年婚恋题材，在他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广州美人》中，可以看到这两类题材的作品占了多数。马拉对学院外的知识分子题材关注已久，在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未完成的肖像》中，他关注的就是这个群体，或者说关注的是后先锋时代的知识分子、怀抱先锋艺术理想的人们在商业与主流话语夹击中的精神困境。《未完成的肖像》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相当出色的作品。近年来70后作家已经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但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他们还是无法与50后60后作家媲美。我之前读过的相当多70后80后作家的长篇小说，感觉好的不多，马拉的这部长篇算是比较出色的一部。马拉对后先锋时代的先锋艺术、怀抱理想主义情怀的人们的生存处境，抱持的是一种悲观的态度。在这部长篇中，只有老那之类的伪先锋才能如鱼得水，抱有纯艺术理想的王树最终被老那拉下水，一味标榜自己先锋生活姿态的女诗人小q最终被自己心仪的老那当做赠品转送给别的男人，从而幡然醒悟，回家乡考公务员结婚生子。后先锋时代的先锋或者先锋艺术，已经丧失了先锋的动力与目标。众所周知，艺术不仅仅是语言或者色彩的表达，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伦理关系的追寻。但在消费主义与主流话语合谋的当下语境中，先锋艺术丧失了突围的目标，也失去了方向。

小说集《广州美人》的第一篇《雁鸣关》中也有一个女诗人的形象，是主人公马钱的妻子，但她很快转行当了记者。马钱和诗人妻子所追寻的雁鸣关不过是一堆废墟。最终或许“生个孩子”这样的世俗目标更为切实。在马路笔下，怀抱先锋艺术理想或生活理想的人最终要么走向自我否定要么走向虚无。《堂吉坷德号》中的王挺想要制造一艘大船环游世界，最后他亲手把自己造好的大船烧毁，《亡灵之叹》中的马钱最后在幽居和孤独中死去，《拍电影》的刘冬去了北京，也许很难再回头。这些作品放在一起，会有点重合感，人物的设定、情感轨迹都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人物的命运走向很难有新的突破。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不是因为马拉不想为人物设想新的结局，而是先锋艺术的当代处境与困境限制了马拉的想象。

如果说这组知识分子、艺术家题材的作品与马拉自身的身份相关，是属于内窥镜式的“向内求”的作品，那么，在婚恋题材的作品中，马拉关注的是更为广阔的人群的生活，是“向外求”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广州美人》令人眼前一亮。这个作品借助爱情题材表达了对种族、国别、地域文化等大的时代议题的关注，举重若轻，相当成功。广州的本土文化里有排外的一面，后来日益走向开放，但根子里依然有保守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虽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秉持平等、博爱的现代理念，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黑人，或者政治正确的角度，应该叫非洲裔男子或女子来称谓，依然会有生理或潜意识中的不适感，尤其看到非洲裔男子与中国女子的亲密场景。这种集体潜意识在现实中可能酿就各种冲突与矛盾，比如近期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依德在执法中猝死引发的全美抗议。《广州美人》中广州女子美珍与非洲裔男子相恋引发的周围人的各种负面反应，尤其是前男友再次恋爱的失败，非常有力地揭示了这种潜意识歧视力量的强大。

总体而言，马拉在近期作品中试图融合“向内求”和“向外求”，融合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鲸鱼记》《身体咒》《魔鬼书法家》等作品中都有不俗的表现。正如评论家胡续东所说，“马拉所采用的语体，似乎是在向30多年前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这一脉遭到文学新人刻意遗忘的当代传统致敬，但它折射出的是比魔幻、寻根或是先锋更加尖锐的现实之恸。”这一评价无疑是切当的。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潮曾经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实验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单一、呆板的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作家“怎么写”的问题。但先锋文学中的许多大家事实上也走入了某种误区，在形式实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没有将形式实验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小说创作越来越形而上学化，也最终丢失了读者，这对于后来的写作者包括马拉都是一个警醒。小说集《广州美人》中的诸多篇什既有对当下现实的深度关注，也有叙述形式上的大胆创新，在“怎么写”与“写什么”“向内求”与“向外求”的结合上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