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年写作者完全可以从科幻叙事等等一些有强大号召力的类型文学中获得启发，以此重构我们的文学价值认知，以更宏大的视野来理解和建构属于这一转型时代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一

对于青年写作如何面对这个大变局时代，我之前的一篇文章曾使用“新古典”来回应。所谓的“新古典”是指文学需要重建叙事的宏大性和重构文学价值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汲取古典文学的叙事或抒情资源的问题。后者对于中国当代很多作家而言，早已开始并且已经成了基本常识。比如当年的先锋作家格非、苏童、莫言、贾平凹等等，他们完成的叙事转型，背后都有着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资源。部分青年作家也在多年前就开始提说和实践一种“新古典”创作，如赵志明就尝试过志怪体，田耳、双雪涛等人的小说也使用了明显的类型叙事，葛亮、蔡东等人的小说则赓续着古典文学的语言和情调。评论家李敬泽一系列亦议论亦叙事的文章，也带着清晰的古典笔记小说特征，复兴的是传统的文章笔法。这些创作实践，自然是青年作家思考和实践“新古典”转型的重要参考。但当前阶段内青年写作者的“新古典”，除继续在叙事艺术和文体笔法上挖掘古典资源外，还可以在文学观念上重拾古典时代的宏大精神和价值理解。

过去很长时间里，青年写作者对古典文学的精神价值判断是比较暧昧的，多数青年始终把获得精神滋养和思想启发的源头放在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作品或理论著作上，至今很多青年作家谈论自己最喜欢或者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时，谈及的依然是现代西方作家，或者是受西方文学影响深刻的中国现当代作家。2019年《中华文学选刊》曾邀请一百多位青年作家做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从作家们的回答中可以总结出一些基本情况：“在52位85后青年作家的问卷中，对他们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作家有64位，中国作家33位；在中国作家中，现当代作家31位，古代作家2位。在65位90后青年作家的问卷中，对他们的写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作家有71位，中国作家50位；在中国作家中，现当代作家42位，古代作家8位。”这些数据可以说明，当下青年作家主要的文学资源依然是西方的、现代的。这种状况很好理解，也有其必然性——毕竟西方文学和相关理论在书写现代生活和思考当代社会方面，明显比古典著作有着更为清晰、更为锐利的思想特质。青年作家对西方当代文学和思想著作的阅读热情，背后的心理并非简单的追新逐异，更多时候还是因为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感受到更多的心理共鸣。如此我们思考青年作家的精神资源问题时，并不能简单地、喊口号式地呼吁青年重返古典或如何更具民族文化特征。问题还是在于古典资源如何能够适用于当代生活、当前世界，这自然也是二十世纪以来无数学者曾探讨过的“传统如何现代”的问题。

西方如何中国，古典如何现代，中西之争抑或古今之争，这些宏大问题并非简单地作出某种姿态和立场的选择就会完成，更核心的目标还是面对当下我们所遭遇的具体问题时如何征用古今中外的文化要素和思想资源。就当前这个“大变局”时刻的青年写作而言，问题也就转移到青年如何理解和书写当前时代，内在是青年人对历史变局的敏锐感知，以及对民族前途和世界未来的理性估判。也就是说，青年写作者如今要直面的其实是时代生活的精神诊断和人类历史的价值判断，这是极为宏大的生命观和历史观问题。问题如此宏大，我们的写作又如何能够不去直面这种宏大？如此，我们提倡青年写作的“新古典”，并非局限于语言特征和叙事技巧层面的借鉴，而是要对我们关于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时代位置进行重新思考。

二

在文学的价值观念层面，现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基本是强调自我表现、注重个体表达，对于宏大的、普遍性的问题始终有一种拒斥感，也羞于去言说文学的道德教化等公共性价值。尤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有着二十世纪中叶过度宏大化这一段历史，今天再谈宏大叙事再讲文学政治、文学道德问题总会被质疑为一种倒退。另外，西方当代思想的强势影响，更多的作家把先锋写作等同于绝对的个体化叙事，热衷于技术层面的文本嬉戏。类似于青年学者冯庆在其《古典与青年》一著序言中所指出的青年学人问题：“我的一些同龄人往往会把打破‘宏大叙事’、走向‘多元解释’视为什么了不得的重大发现。他们往往以看似激进、实则迂腐的姿态‘解构’人文学术，尤其是传统古典学术，以此凸显一份‘革命者’的姿态；与此同时，他们又要求时代给予他们尊重，要求体制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他们似乎从来未曾意识到自己生存处境的窘迫正来自于他们对自身从事的职业的不尊重。”这虽然是指向青年学人的学术研究，换成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似乎也能成立。

古典文学、古典学术特别注重文明教化，与现代文学、现代思想所强调的启蒙教育，它们并不对立。尤其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梁启超等人所开启的现代启蒙，更是携带着中国传统“启蒙”的思维特征，重视的是针对民众的知识教化，背后更是对于民族国家命运的焦虑。即便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启蒙，也并不排斥公共性的道德教育，无论是英法启蒙还是德式启蒙，都离不开德性问题思考。比如卢梭会强调共同体的作用来防止人的道德败坏，赫尔德要诉诸审美趣味教育来培养公民德性。为此，我们所谓重拾古典文学的宏大精神，意思是重视文艺的文明教化作用，关注文艺对公民生活德性的培育，突显文艺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政治伦理意义。对于很多写作者而言，唯有在认准了文学的宏大价值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逐渐走出自我化、个体化的偏狭之路，主动调整叙事策略，形成更明确的思想特质，以追求更广阔的受众群体，获得更理想的文化效果。

重拾古典精神，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伦理效用，并不是为文学鼓劲或者幻想唤回文学的古典荣光，而是焦虑于如今的文化现实和文学创作状况。比如启蒙，今天的启蒙已经成了一种纯粹知识层面的可能性探讨，与实践无关。或者说启蒙已完全沦为知识者个人层面的自我辩驳，不再与教化、教育相关。而民众层面，则满足于从各自所接触到的快餐文化和零碎信息中汲取一些最浅层次的现代、后现代观念，把以德性为基础的主体性要求和多元主义观念变异成了只追求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功利化目的的理由。缺失了反思特征和公共德性的多元化和主体性，必然会导致功利主义化和自我崇高化，走向启蒙的背面。

三

启蒙教化之外，强调复归古典时代的文学观念，还针对今天的文学创作状况。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主导着历史发展，文学迅速退居边缘。几十年的边缘化特征，已经让很多创作者都习惯性地认同了这种边缘化的社会角色。我们不能小看这种对“边缘化”的默认或承认心理，它直接影响的其实是作家的文学抱负和时代理想。在价值上，文学艺术这些文化事业完全可以和科技和经济等事业共享同等的重要性。文化艺术要完成的是文化传承和思想创造，但传承文化和创造思想本身并非终极目的，它依旧要指向社会影响和历史效果。文学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并塑造着接受者的价值观、世界观，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影响的不仅是平时的生活方式，更会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情况最近几年表现得特别突出，近来又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而愈发普遍，这些现象直接促使着很多人开始反思我们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影响力问题。“中国文学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等等相关文化政策和文艺思想的全面倡导，也可以理解成这一历史背景下的文化政治需求。如此时刻，文学如果继续满足于在边缘处踌躇，不主动直面一些时代性话题，文学的生存空间必然越来越窄。

在当前这个世界历史大变局时代，文学能作为何种独特的角色介入其中吗？祭出古典时代的文学理念又如何生效？除开激起一种介入时代的历史冲动之外，重启古典时代关于文学的价值期许，更是期望青年创作者可以摆脱自我设限的状态，走出曾经相信的边缘角色，培养一种致力于从边缘走向新的中心的雄心壮志。这种“雄心壮志”是文学意义上的，但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或践行“兴观群怨”，或成为“经国之大业”，或求“彪炳史册”……这些古典话语看似陈旧，但与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很多时髦说法并不冲突，不过是说得更为直白而已。当然，对于这些宏大化的文学价值理解，内里要填充的依旧是作家们关于当代世界的文学表达。

什么样的当代文学才能填充到这些古典话语当中？这是需要写作者通过创作来回应的，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但这类写作必然是对这个时代、对他人生活世界有真诚关注的，即便是书写自我，也是把“自我”放到一个大时代、大历史背景之下来完成。甚至，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宏大写作”往往还是有世界视野的、能够作用于人类文明发展、但同时又能真正深入到粗粝的生活世界的写作。其实这些年已经出现很多令人瞩目的文学探索，其中最典型的是科幻写作。科幻叙事的宏大感和命运感从何而来？除开故事层面的类型化通俗化特征，还有它们能够轻易地把握到这个时代的普遍性问题。青年写作者完全可以从科幻叙事等等一些有强大号召力的类型文学中获得启发，以此重构我们的文学价值认知，以更宏大的视野来理解和建构属于这一转型时代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在这个历史剧变时代，青年既要把握现代，也要胸怀古典，要有能蛰居边缘也能回到中心的无限潜能。作为同代人的青年冯庆说：“‘古典’与‘青年’的辩证关系就在于，青年的革命动力驱使古典传统永远发生着轮回复返的转变与更新，而古典的强大克制力与凝聚力则回过头来保证青年人能‘发而皆中节’，能‘无征不信’，能‘任重而道远’，使得改变中国乃至改变世界的能量不至于涣散、早衰。”身处当前这个历史转型时代，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