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普飞先生离开我们了。从获知他去世的消息至今，我一直处于不安和哀思之中。普飞是云南作家中的一棵常青树，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突然拿出一部令人惊喜的新作。他个性朴实、耿直、善良、坚韧。

普飞于1934年出生于峨山县万和村，从曾祖父那一代开始，他的家族就以打铁为生。普飞的父亲普学义在祖辈的基础上，把铁匠的身份延伸了一点，不仅能打制铁质农具，还能制造猎枪，甚至可以修理各式手枪和步枪，从而在当地赢得了“枪匠”之称。因为这个缘故，父亲从小就教育普飞不能只会盘田种田，还要学会扛枪打仗。在普飞7岁的时候，父亲就让他学习如何填充火药，如何点燃“铁炮”，普飞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点炮和打枪。虽然从祖父到父亲都如此勇敢和能干，但他家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一直到普飞这一代，才进小学读书。他当时不会说一句汉话。他对课本上的语句，只记住了读音，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学习下一课时，他又把之前记住的读音全部忘记了。但他终于坚持下来，逐渐爱上了汉语。

普飞的第一篇文章《汽车来了的时候》，写的是他在普洱县椎栗河村遇到的一件真事。新修的公路要从一户农民的包谷地里经过，指挥部的同志对女主人说，当汽车开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女主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坐在她的地里，流着眼泪，请求民工们不要挖坏了她的土地。那种情景深深撼动了普飞，他如实地记述下来，把它投到重庆的《西南文艺》杂志社。就在他苦盼着杂志社能否发表他的文章时，他把祖上传下来打铁和修枪的全部“家当”，拿去废物收购站交了，得到20元钱。他用这笔钱买回了《红楼梦》《一千零一夜》《契诃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新华字典》等一大堆好书。这些书籍，让他的每一个日子都变成了文学盛宴，也让他琢磨出了文学创作的一些秘密。不久之后，普飞收到了《西南文艺》杂志社的回复，认为他的文章很有教育意义，但写得太简单了，需要修改后再寄回去。他立即着手修改，加进了很多真实的情节。杂志社收到他的修改稿之后，认为文章不必写得那么繁杂冗长，干脆就退稿了。普飞没有气馁，紧接着他又根据万和村的一个真实故事，写了短篇小说《孟元才入社》，生动讲述了一位老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痛苦”经历。他把这篇小说认认真真誊写出来，寄往昆明，参加全省农村互助合作社和工厂技术革新文艺征文活动。后来这篇小说获奖了，奖金30元。这时，他又写了一篇以筑路为题材的小说《红旗》，投给《红岩》杂志。同时拿出旧稿《汽车来了的时候》进行一番修改，并改标题为《我的舅母》，投给了刚刚创刊的《边疆文艺》。不久之后，《边疆文艺》发表了这篇小说，汇来30元稿费。接着《红岩》在1956年第8期又发表了他的《红旗》，收到稿费118元。那简直就是一笔巨款，因为当时一头牛也不过25元至30元。普飞一篇小说的稿费可以买几头牛了。

在万和村，普飞经过峨山县人民医院的培训，又获得了一个身份——乡村医生，每天拿着听诊器，背着小药箱，外出为村民治病。有一次，他听到一位美丽的彝族小媳妇，因为难产折磨了20多个小时，等他赶到产妇家时，只见产妇床下是满满一盆鲜血，而产妇在床上的情景，让他想起了剖牛的恐怖场面。他用听诊器为产妇测听心脏的跳动，又摸了一下她的脉博，发现人已经死了。她丈夫深情地走到她的床前，在她苍白的额头上长久地吻了一下。这一吻让他震撼，这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产妇的家离县医院并不远，而且也有足够的时间把产妇送到医院救治。但因为愚昧无知，错过了最佳时机，让两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普飞又做出了人生的另一重大决定，辞去了乡村医生的工作，弃医学文，一边盘田种地，一边专心写作。

普飞的文学创作很快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应邀到昆明参加文艺座谈会，结识了很多作家朋友。那时候的普飞的确很“土”。在会议期间，他闹出了很多“笑话”，他不知道饭桌上的海带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他把黄花菜视为稻草，吃过中餐之后就以为吃了晚餐了。在那样的场合，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者，受到了高度关注。有的人的眼光很好奇，似乎要从他身上探寻到彝族的什么秘密。就在那个时候，普飞已经能总结出他的创作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看不见自己，就会觉得没有题材可写；如果看见自己了，就会想起许多事情，就有题材可写了”。他的代表作《门板》在1958年8月号的《边疆文艺》发表之后，引起了茅盾的关注和好评。这件事在云南乃至中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普飞一举成名，全国的许多报刊和出版社纷纷向他约稿。在1958年至1959年之间，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分别为普飞出版了小说散文集《妇女队长》和《重赶峨山街》。从此，普飞像一只山鹰，在中国文坛的天空里飞翔，又像一条神鱼，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游来游去。大量的作品先后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民族文学》《作家》《小说界》《少年文艺》《文学报》发表。先后出版了《打豪猪》《猎村的孩子》《对象》《爱听音乐的小野兔》《迷人的火把节》《飘去的云》《蓝宝石少女》《约克的故事》和《笔杆儿童话》等专著。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74岁的时候，写作并出版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力作《红腰带》。84岁的时候，又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灵魂鸟》。

现在看来，普飞应该是他那一代云南作家中发表作品频率最高的几位作家之一。我们从他的作品里读出了一种浓重的“土”味，它是属于普飞独有的文学风味，是从万和村那个30多户人家的小地方自然生长出来的，正如他说话的嗓音一样，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混淆。他使用的动词和名词，很多直接来源于彝民的口中，直白而笨拙，爽朗而恰切。普飞的作品虽然很“土”，但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扎实，文字朴实，拙中见灵，且充满着诗意和生命的幽默感。这正是普飞的生活底色，更是他生命的本色，他最迷人的一面也就表现在这里。

一直以来，文学界都喜欢从“农民”和“彝族”两个视角，解读普飞的身世及作品。这未免有点简单化和符号化，客观上遮掩了普飞的真实生活及作品的美学价值。其实，普飞的大量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散文小说，还是青壮年时期至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经验、意志和复兴之梦，这是他在文学写作上的自觉行动和毕生的理想追求。

如今，普飞已离我们而去，走上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的一条彩虹路。从今往后，峨山街上再无普飞的身影，天堂却多了一位童话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