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次我发高烧时，王叔叔快速驮我去了医院。

医院在大桥向南两千米左右的一片农田里。除了镇上的中心医院外，我们这个医院是全公社最大的，方圆几十里的人生病了都在这里就诊。我模模糊糊记得自己在王叔叔厚厚的背上晃动着，然后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条椅子上挂水。这一年流行疟疾，俗称“打摆子”。开始发烧的时候，我喝了很多树根熬成的汤，还是没有效果。在我的嘴唇上似乎有了霜以后，父母亲知道要送我去医院了。这个时候，王叔叔正好在我们家。

父执辈中，这位王叔叔是外乡人。直到我读大学后，才有机会去到他家，台城西溪八字桥附近的一座老房子里。我们这个大队在50年代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后来撤掉了，但供销社、医院、电话总机、学校等都保留下来，成了公社以外另一个相对繁华的中心。我在村上长大，但生活在小镇式的氛围中。各路人马都会在这里进出，带来与我们村不同的气息。在那样一个年代，这个空间算是相对敞开的。王叔叔在电话总机房工作，除了转接电话，还负责线路维修等，是位技术工人。他当时还年轻，我们村上的人都叫他小王。等到人家喊我小王时，他成了老王，我成了老王时，他已是王老了。

我高烧退了，王叔叔与我们家的情谊更深了。他和我父亲有相同的爱好，喜欢写字。那时村上没有宣纸，平时写字用的是一般的白纸，或者写在报纸上。我对写字的兴趣，就是在他们切磋时养成的。王叔叔擅长隶书和毛体，他在青少年时应该读过帖、临过帖。和王叔叔比，我父亲写字可能更多是与天赋和感觉有关。王叔叔的隶书在我记忆中基本上是书法家的水平，他用浓墨，纸张铺开时，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落笔，写完了，又哈哈大笑。那时，我没有书法的常识，听王叔叔说，他学的是汉隶。我们家造房子，上梁时王叔叔送来写在红纸上的对联，贴在木柱子上，差不多十年没有破损。我有事没事会看这幅字，觉得这就是字帖。我现在看一些书法家的字，常常想到我父亲和王叔叔挥毫的情景，他们那时便把豪情写在纸上。如果以他们俩做参照，一些人真的不能称为书法家。在他们都落笔后，我也好奇地用毛笔在报纸上画几笔，开始练柳体，然后开始大胆写春联。父亲和王叔叔看我写字，都说我太拘谨。他们建议我练颜体，说这样可以加强骨力。我开始知道颜和柳，在王叔叔写毛体时，我又听到“乱石铺路”的说法，听说一个叫张旭的草圣。很多年以后，王叔叔再看我的字，他说我写得比他好，但还是太拘谨了。

乡村散落了许多文化人，他们没有机会表现，甚至也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做与生计无关的事，才是真兴趣，但兴趣往往被生计磨损了。我小学毕业时，大队的总机房也撤了，王叔叔到公社的邮电局了。他留了一本草书字帖给我，好像是民国的版本，我照着写，怎么写都还是正楷的样子，看来我是拘谨到骨子里了。这本字帖后来不知道在何时何地遗失了。我好像再没有看到过王叔叔写字，他的兴趣转移了，开始更多地关注女儿的成长。他有时候会骑着自行车从镇上到我们家，这种日子的饭菜，通常是我们家一年里最好的。知道他到了，不是因为自行车的铃声，而是他的哈哈大笑声。就像领导干部下车以后受到夹道欢迎一样，他从大桥上下车后，一路和人招呼，到我们家本来只有五分钟的路，他差不多用了二十分钟。这里有他青春的记忆，有他青年时期的朋友。我们去镇上，他一样热情招待。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吃了什么，而是每次去都能够见到他的新朋友。他的朋友特别多，如果生活在古代，王叔叔可能是位侠客。

我到镇上读高中时，王叔叔已经回到台城了。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很少有去台城的机会，只是暑假劳动时会去台城的体育场割草，没有时间也不方便去看他。差不多在春节期间，王叔叔会到我们家。这时候从台城到镇上的公共汽车通了，他可以坐车到我们村前的一条公路上，再走到庄上。和以往一样，他走到巷子口时，我们就听到他的哈哈大笑声。在我高考过线而没有被录取的那一年，他特地到我们家关心此事。他询问我报考的专业，我说是中医。那几年我母亲身体特别不好，我放弃了文科，报考了医学。王叔叔很认真地告诉我，我报的大学可能会扩招，他有一个熟悉的朋友愿意帮忙。王叔叔抄下了我准考证的信息，带回台城了。在台城，他还打来一次电话，说已经拜托朋友了。我将信将疑，但存了一丝幻想。最终当然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但王叔叔对此事的关心，是我在人生低谷时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在询问我报考的专业时，我发现王叔叔的兴趣已经从书法转移到医学上了。他说他现在开始给病人针灸治疗，在我诧异时，他从包里拿出了几根银针。还像以前一样，他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针灸的效果如何如何，说完再哈哈大笑。那时我神经衰弱症尚未痊愈，他说针灸有效果。我害怕吃药，不怕打针，愿意尝试一下。我记不清楚他在我脖子以上的什么部位扎了一针还是两针，他轻轻旋转银针带来的酸痛感我一直印象深刻。后来不时传来王叔叔针灸的一些消息，有说一个瘫痪了多年的人被他针灸好了，有说到门上找他针灸的人络绎不绝，有说他被镇上的医院请去坐堂。等到他春节到我们家时，我们家也门庭若市，很多乡亲都来找他针灸。空闲下来，我问那些关于他针灸的传说，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仍然是哈哈大笑。他说他现在朋友很多，他给别人针灸不收费。我相信这是真的，他应该是个人道主义者。

以王叔叔的智慧和他对事情的专注，如果坚持下去，或许会在针灸领域取得成绩。可能因为风尚转得太快。等我再次遇到王叔叔时，他已经是气功师了。在我们家的堂屋里，王叔叔先做了一些简单的动作，然后哈哈大笑。为了显示气功的力量，他让一位访客站起来。那位客人诚惶诚恐地站着，王叔叔对他说，你的身体会随着我的手势动起来。堂屋里的人一下子都安静下来，甚至屏住呼吸，看王叔叔运功。站着的客人真的好像先向后仰再向前倾，大家都向王叔叔投去敬佩的眼光。王叔叔停下来，哈哈大笑。有客人说这里不舒服，王叔叔用手悬空转转，再用手摸摸，问怎么样。客人说，好像舒服多了。王叔叔说，一次不能治好，我现在很忙，你们可以到台城住下来，多治疗几次就有效果了。客人们散了以后，王叔叔对我说，你用脑，经常熬夜，睡前要打坐，早上起来也要打坐。他随即示范，我跟在后面模仿，怎么弄也没有办法把双腿像他那样盘好。我对气功的神奇，一直不怎么相信。但从王叔叔的动作看，我知道他确实是在练气功。很多气功师是骗子，王叔叔不是。他好像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能力。晚上喝酒时，王叔叔虽然满头大汗，但酒量有增无减。同席的人问他，这个年纪了，酒量怎么这么大，而且不醉。王叔叔回答说，我有气功，我喝酒时把酒精运到脚下了。在座的都认为这是真的。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这边熟悉他的人都喊王叔叔“气功师”，我们兄弟仨则称呼他“气功叔叔”。

气功师说他带了很多徒弟，其中有一位是苏州的中层干部。他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问我熟悉不熟悉，我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但不熟悉。气功师说他到苏州的时候，介绍我认识。隔了一段时间，王叔叔到苏州了。那时我还住在集体宿舍，王叔叔不时哈哈大笑，邻居都听到了，看到我从厨房出来时，便说你们家到客人了。我说是的，我父亲的朋友，气功师。邻居说，难怪声如洪钟。我的一位邻居张老师，此时也痴迷气功。夜深人静时，这层楼的老师几乎都在读书写作，这位在实验室工作的朋友通常在校园的树林里对着大树练气功。早晨，我去操场看学生出操，他已经对着大树练了一个小时了。我说我腰椎不舒服，他建议我每天撞树，效果会很好。我确实在夜间悄悄去撞了几次，但没有效果。我告知他，他说可能是我姿势不对。于是，他建议我练气功。我想想还是放弃了。听闻我家来了一位气功师，张老师便在饭后过来切磋。就像抽烟喝酒一样，会气功的人一旦做起什么动作，就成了朋友。他们谈得很投机，好像还探讨了气功在未来的可能性等。第二天，王叔叔去看他的那个徒弟，问我去不去，我说有课，就不去打扰了。早上送王叔叔出门时，我看到小树林里有很多人在练气功。

在一些气功大师声名狼藉时，我想到了王叔叔。他在气功的影响如日中天时，不再以气功治病和交友，而改做养殖业了。我不知道他养殖什么，先听说是养殖鳗鱼，出口日本，后来又听说他和别人合作的养殖场亏损了。这个时候，我的父母亲迁居苏州生活，很少回老家。逢年过节时，王叔叔会打电话来问候我的父母亲，只要听到父亲接电话时有哈哈大笑的声音，我就知道是王叔叔打电话过来了。我有时候也给他打电话，简单聊几句。他再次说到气功，是听说我母亲膝盖出问题以后。王叔叔打来电话，动员我母亲去台城住一段时间，他可以用气功治好膝盖的毛病。王叔叔的语气是自信和坚定的，不管他能不能做到他说的那样，我内心都倍感温暖。我问母亲要不要试试，母亲说：“我不相信什么气功，就说老嫂子谢谢他。”

前几年，我陪父母亲回去扫墓，约了王叔叔一家到村上小聚。我们好几年不见了，王叔叔哈哈大笑的声音还如当年一样洪亮。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他，仍然身板硬朗，额头发光。他说起晚年的幸福，但没有说到书法、针灸、气功和养殖。在交谈中，这四个词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它们几乎成了王叔叔大半生的关键词。比起其他父辈，王叔叔是个不甘后进的人，他一直往潮头上靠，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许在我们看来，王叔叔的这些努力或许有些可笑，也微不足道，但他自己感到充实。他活在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中，真实也好，虚幻也罢，这是一种幸福。临别时，王叔叔问我现在写不写字。我说偶尔写，并给他看了微信朋友圈里的几幅字。王叔叔看过后说：你还是太拘谨。说完，他一如既往哈哈大笑。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苏州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王尧先生2020年在《雨花》开设“时代与肖像”专栏，此为专栏第九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