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沈从文并非典型的“五四新青年”一代，然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他频繁撰文谈 论“五四”运动，这一举动异乎寻常。比较沈从文撰写于 40 年代前期与后期的文章会发现：沈从 文对“五四”精神本质特征的阐释从赞颂学生的青春之气变为主张学者的君子之风；对进步群体 的界定由“少数青年”改为“多数青年”；其思考立场从“批判者”转为“自省者”。这些变化与他在 政治、生活方面的具体经历有着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对自身价值经历了怀疑、否定 与重估，从“沉默归队”到“沉默工作”，其内在动因早在 40 年代就已渐显端倪。尽管逐步放弃了 尖锐的批判立场，部分改变了作为小众的精英姿态，甚至退出了文学创作领域，然而沈从文在阐 发“五四”传统中所表达的思想价值观念仍促成了他在另一专业领域中的“凤凰涅槃”。

关键词

沈从文 “五四”运动 知识分子 思想研究

引 言

20世纪40年代是沈从文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此前的十余年，沈从文一直处于创作旺盛期，除了1934年连载并出版代表作《边城》外，还出版了数十本小说、散文、文论集。此外，他在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期间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其中不少人日后成为文坛中坚，促成了他在文坛地位的上升。然而进入40年代后，沈从文的人生走势呈抛物线型下跌。1940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担任教职后不久，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遭到左翼文坛的激烈批评；1944年，他焚毁了七册日记与十五件文稿，从此再无成册的日记存世；1948年，他决定不再从事小说创作；1949年春，他试图自杀。

在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所思所想有何不同于以往的特点？是什么导致了他心态的巨大变化？这是研究者不应绕开的问题。在沈从文研究领域，“五四”是一个谈论得不多、却又值得谈论的话题；本文尝试以沈从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作为切入点，以沈从文在此时期对“五四”运动的阐释为中心，通过比较分析这些文章写作发表的时间节点、思考角度的前后差异以及观点内容的显著变化，对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的心态变化特征及原因进行探究。

尽管在写于1932年的《从文自传》中，沈从文曾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对他走出湘西的影响，但他并非典型的“五四新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推动下掀起的西方文学译介浪潮中，他鄙夷那些“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甚至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不为多数人而写”的“落伍”之作。他很少直接谈论与“五四”相关的话题，在偶尔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张与文学创作时，也侧重于其局限性。例如在散文《烛虚》中，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发表过一番议论。在他看来，“人的文学”只是一个“动人的名词”，虽然喊得响亮，实质上却被新文化运动主持者将范围限制于“争自由”，并窄化为追求“性自由”，而“五四”初期的文学创作也仅局限于表达对两性平等的诉求。这一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此前较少谈论“五四”的原因。

然而40年代初沈从文却开始频繁撰文谈论“五四”运动，并且均以肯定“五四”历史功绩、继承“五四”运动传统作为讨论的出发点。从1940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五四”纪念日发表了五篇谈论“五四”的文章，包括《“五四”二十一年》（1940）、《文运的重建》（1940）、《五四》（1947）、《五四和五四人》（1948）、《纪念五四》（1948）等。此外，以“五四”文学运动为话题的文章还有：《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1940）、《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1940）、《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等。在“五四”运动落潮已久的40年代，围绕“五四”进行如此频繁的专文讨论，正如学者张新颖所述，这一做法是“异于往常，也异于其他多数人”的举动。在这些文章中，沈从文对“五四”的反思不仅直接体现了思想观念的发展，也折射出心理状态的改变。

一 何为“五四”精神：从学生青春之气到学者君子之风

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沈从文对“五四”精神本质特征所作的诠释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从歌颂“天真勇敢”的青年锐气转变为赞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者操守。

在1940年4月发表的《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中，沈从文提到：与“五四精神”相反的是“腐化与市侩化”，作家应该在精神上“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同年5月4日发表的《“五四”二十一年》中，他明确提出：“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在同一天发表的《文运的重建》中，他作了进一步阐释：“五四精神特点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学言，即大无畏的高谈革命之外，还用天真和勇敢的热情去尝试。幼稚，无妨，受攻袭，也无妨，失败，更不在乎。”40年代初，沈从文对“五四”精神的诠释着眼于青春热情带来的革新力量，始终不离“天真”“勇敢”二词。

然而时隔八年，在1948年5月4日发表的《五四和五四人》中，沈从文却提出：对于什么是“五四”精神应该重作诠释了。他针对“五四”学人具有的精神特质作了归纳：

照我所接触的五四学人印象而言，他们一面思想向前，对于取予都十分谨严，大多数都够得上个“君子”的称呼。即从事政治，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不失定向，决不用纵横捭阖权谲诡祟自见。这不仅值得称道，实在还值得后来者取法，因为这是人的根本价值。其次是对事对人的客观性与包涵性，对于政见文论，一面不失个人信守，一面复能承认他人存在。

—沈从文：《五四和五四人》（1948年5月4日）

在发表《五四与五四人》的同一天，沈从文还发表了另一篇题为《纪念五四》②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以1940年《文运的重建》为基础改写而成。该文增加了有关政治投机分子的议论，着重批评了善于钻营牟利的“活动分子”行径，认为这种行径与“五四”精神相违背，与“有所为有所不为，永远不失定向，决不用纵横捭阖权谲诡祟自见”、“够得上个‘君子’的称呼”的“五四”学人相比，两者高下立见。

无论是将“五四”精神诠释为“天真和勇敢”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其背后都隐含着沈从文对与之相应的自我价值观念的认同。沈从文虽早已跻身文坛，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响应跟随者中，却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对于“五四”，他的态度一直偏于保守。反复强调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一再重申有异于其他人的“乡下人”话语，其实也是对活跃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五四”话语的一种回避甚至是暗讽。然而，沈从文毕竟是身处现代语境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作为中国现代化起点的“五四”新文化精神作出阐释乃至重新诠释，显示出他将自身价值观念与现代思想文化进行融合的一种努力。可以说，从40年代开始，沈从文对于“五四”不再持续此前保守或旁观的姿态，而是通过以自己认同的价值观念诠释“五四”精神，寻求着自身与“五四”之间的契合点。

沈从文在40年代初与40年代末对“五四”精神的阐释存在着明显区别：1940年以“天真和勇敢”诠释“五四”精神，侧重于描述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的理想状态，表达了对个人精神境界的追求；而在1948年的《五四和五四人》中对“能承认他人存在”的包容性的呼吁、《纪念五四》中反映的具有理想人格者反而遭受多方面迫害的现象，则侧重于反观知识分子身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带有沉重的社会批评意味。

沈从文对“五四”精神的诠释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差异？他为何要在八年后提出重新诠释“五四”精神？比较他对早前文章所作的修改，可以找到个中缘由。在评价行事原则截然相反的两种文人时，与1940年的原作《文运的重建》相比，沈从文在1948年的《纪念五四》中作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增补，前后文比较如下：

作家成名的便成“御用物”，新起的便求为“御用物”，照流行语说来，这种情形名为“有思想”。不能随波逐流的，就名为“无思想”。

——沈从文：《文运的重建》（1940年5月4日）

作家成名的便成御用物，新起的便求为御用物，照流行语说来，这种情形名为“有思想，有信仰”。不能随波逐流的，具有真正独立自主见解和工作精神的，反而名为“无中心思想的个人主义者”，遭受多方面迫害。

——沈从文：《纪念五四》（1948年5月4日）

增补文字反映了沈从文当时的个人处境：“个人主义者”正是沈从文当时被批判的名目之一；“具有真正独立自主见解和工作精神”是沈从文对自身价值观念的表达，可视为他对加诸自己的批判名目的反驳；“遭受多方面迫害”显然反映了他的现实处境以及对此的愤懑与担忧。若进一步考察相关史料则不难发现，沈从文对“五四”精神的重新诠释与其个人生活、政治经历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

在现实利益面前，沈从文执着恪守“有所为有所不为”，致力于教书育人，有意与党派、官场、财团保持距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抛妻别子离开北平到了武汉，从事教科书编写工作。当时延安方面欢迎他去，他没有去。1938年他转移到昆明，随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国文系，遭遇过经济贫困、住所炸毁等磨难。尽管贫困缠身，他仍婉拒了地方士绅请他当挂名股东、酬以回扣的建议。

在政治观点方面，沈从文坚持表达“独立自主见解”，多篇文章因不合时宜而遭受批评。抗战时期，他的《一般或特殊》被指责为宣传“与抗战无关论；《文运的重建》《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又被指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内战时期，他撰写时评“我们要个第四党，文章被禁；发表《从现实学习》，受到左翼作家激烈批评；发表《一种新希望》，因鼓吹中间路线和“第四组织”而受到批评。

虽然他在《北平五大学一百九十二人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上签过名，也曾拒绝国民党政府抢运北平学者教授的通知而选择留下，但由于发表了种种不合时宜的文字，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他被批判为“地主阶级的弄臣”，“直接作为反动统治的代言人”，成了时代的弃儿。1948年“五四”青年节，沈从文借《纪念五四》为自己进行辩护，然而这种辩解终究敌不过汹涌而来的时代浪潮。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大标语和壁报批判沈从文，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被传抄，该文将沈从文名列“反动文艺”榜首，指其为“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桃红小生”。1月中旬，饱受攻击的沈从文陷入了精神失常。3月28日，沈从文病中自杀未遂，被送入精神病院。

二 何为进步群体：从“少数青年”到“多数青年”

沈从文对进步群体的界定也在40年代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前期，沈从文曾在文章中多次表达对“多数青年”的否定。

在1935年《青年运动》一文中，沈从文认为在民国建立之后，面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多数老年人全视为命运注定，消极的只知念佛吃斋，积极的就参加胡闹。多数青年人呢，无书可读，无事可作，便只是唉声叹气过日子。”沈从文认为，“多数青年”和“多数老年人”一样，消极颓废，没有改变社会的志气；只有“少数人却以为那不成”，而实现国家重造只能依靠这作为少数的青年。

在1936年发表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沈从文进一步批评了只会写作“差不多”的新式八股文章的“大多数青年”作家。1941年，在临近“五四”纪念日的讲演中，沈从文提出：“‘得到多数’虽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在文学发展中，倒也许正要借重‘时间’，把那个平庸无用的多数作家淘汰掉，让那个真有作为诚敬从事的少数，在极困难挫折中受试验，慢慢的有所表现，反而可望见出一点成绩。（三五个有好作品的作家，事实上比三五百挂名作家更为明日社会所需要，原是显然明白的。）”在1942年的《文学运动的重造》中，沈从文甚至提醒政治家：“与其收容一百八十嘴大头小的空头文人，还远不如对国内三五特有成就的优秀作家，给他一点应有尊重。”很明显，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前期，沈从文只将异于大多数人的“少数青年”视为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群体，并为包括自己在内的“少数作家”在现实中难获理解尊重而感到不平。

然而1947年“五四”纪念日，沈从文却在《五四》一文中写道：改造社会重造国家应该“寄托希望于多数青年”，并在文中提出：“我们盼望有这种更健康坚实的青年作家，在国内各地普遍生长，一支笔贴近土地人民，写出有生气有理想的新时代颂歌。”从只信赖“少数青年”到希望依靠“多数青年”，从以“少数作者”自居到呼唤“多数作家”的产生，沈从文对进步群体范围作了重新界定。

这一变化背后的原因，应该与沈从文作为“少数”且自称“少数”后，在40年代后期遭遇的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猛烈批评有关。1946年11月，沈从文的自传性文章《从现实学习》一经刊出就遭到了异常激烈的批判。12月21日至25日，上海《文汇报》连载长文《沈从文批判》，指责沈从文“一天一天和自己出身的阶级远离”，“为同时代的同道者所遗弃。12月29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举行辞年晚会，检讨文艺界“产生了一种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脱离现实在清高的地位上说风凉话，这种人的代表是沈从文。”1947年1月10日，郭沫若发表《新缪司九神礼赞》，批判“把文艺的圈子画得很紧”的“搞小说的少数温室作家”，矛头直指沈从文。在这一背景下，1947年5月4日，沈从文转而将“多数青年”称为改造社会的先进力量，与其说是出自他对“少数青年”群体发展壮大的期盼，不如说是他试图规避冲突与指责，在进步群体范围界定上所作的刻意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沈从文对自己作为“少数”独立知识分子的价值自信发生了动摇。这种动摇在他思考立场的转变上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 转变思考立场：从“批判者”到“自省者”

从20世纪30年代起，沈从文就不断撰文阐述“国家重造”这一命题。然而1948年底，沈从文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中写道：“手中一支笔，很需要作一回严重检讨了，如检讨结果，有对于自己过去作完全否定情形，也应分担当这个否定过去的痛苦，来重新迈步。……试为重造自己来作一点努力吧。”有关“重造”的话题从“重造国家”转变为“重造自己”，其中变化耐人寻味。沈从文是怎样从一个指点江山、锋芒毕露的批判者转变为检讨自己、否定过去的自省者的？比较分析沈从文在40年代发表的关于文学运动的系列文章，可以发现其思考立场在40年代前期就已发生了悄然转变。

1940年4月，沈从文发表《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针对40年代初语体文在商业领域被误用滥用的现象，向高等教育主持者提出关于语体文建设的一系列建议；同年5月4日，发表《文运的重建》，进一步批评造成文学运动堕落的两大因素：文学与商业和政治的结合；同年8月，发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将政治与文学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作为批评重点，将由政客蓄养的作家斥为“打手”，批判其“望风承旨”“趋时讨功”的丑陋嘴脸。1940年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从对学校教育的意见建议逐渐偏向了对社会现象的文化批判。

然而时隔两年，这种批判越来越尖锐的趋势发生了变化。1942年10月，沈从文以1940年《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为基础，修改后发表了《文学运动的重造》。该文对前文的增补之处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对商业因素的批评重心有变化。在1940年的《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中，沈从文虽然批评了出版商迎合读者导致出版内容趣味低下，但肯定了作品商品化在催生职业作家上的积极作用；而在1942年的《文学运动的重造》中，他增加了对出版商不履行版税合约的批评，表达了对“商业上关系不大正常，作家难于用收入维持生活”现象的不满。在几个月前写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就曾提到自己遭遇“与商人办交涉”的挫败，发过“惟社会待我似不大公平”的牢骚。作为具有庄严使命感的作家，沈从文选择了继续坚持写作，但在他评论文学发展现状时，难免会联想到自己遭遇商业不公与经济困窘的切身体会。

二是对政治因素的批评增加了正面对照。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1940）中，沈从文仅描述了帮政客作“打手”的作家嘴脸；而在《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中，他增加了有关理想作家的大量表述，以此作为与批评对象“空头作家”的对照。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对于理想作家形象的描绘，显然是以沈从文自身为原型的：

凡自信心强，而又能用作品有以自见，尚保留一点农人沉静与固持性情的，便俨然与“文坛”热闹游离，不相粘附。到后来，有那么一种情形：真在努力写“作品”的，是一群人。装模作样用政术充“作家”的，又是一群人。拿笔的照例素朴而诚恳，生活相当艰苦，行为态度还保留些村汉气或书生气，除作品外社会上很少他们露面的机会。（有些人不善于活动，在抗战后并个人生活也不能维持。）至于作空头作家的，却活活跳跳，或如官僚，或如丑角，又或兼有两种人风格而为一，在都市中十分活动。

——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年10月）

一方是诚恳努力的作家，生活艰苦；另一方是善于活动的空头作家，神气活现。文中对前者的表述，如“保留一点农人沉静与固持性情”、“行为态度还保留些村汉气或书生气”、创作了“真能得到百万读者爱好的作品”却又因“不善于活动”而只能“独自支撑”等，显然是沈从文对性格境遇的自我写照。将对自身的书写纳入政治批评的范畴，沈从文借此表明了不愿与“吃官饭的文化人”“同流合污混成一气”的价值取向。

这些表述也反映了他在思考立场上发生的重要变化。40年代初，无论是建议教育部门发展语体文，还是批评导致文运堕落的因素，沈从文的审视角度是外指的、宏观的、俯视的，其论述论证带有旁观式的批评指导的意味。然而很快，他的审视角度就加入了对自身的反观、体认与对照，其思考侧重于对自我期许的表达与对自身处境的忧虑。从置身事外的批判者到身处其中的自省者，文章中发生的立场变化，反映出经济困境与政治挫折等现实因素带来的潜在影响。从1940年到1942年出现的由“向外批判”转变为“向内自省”的趋向，在沈从文后来的文章中有了更明显的体现，并进一步表现为对文学创作与自身价值的怀疑、否定与重估。

四 重估自身价值：从“沉默归队”到“沉默工作”

作为30年代文坛中的高产作者与畅销作者，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事业在40年代遭遇了严重挫折。他的长篇小说《长河》被大量删改，《芸庐纪事》的书稿也因“文字违碍”被国民党当局长期查扣。1943年初，他给三弟沈荃写信诉说作品出版之难。但是，出版的受阻并没有浇灭沈从文的创作热情，1944年9月，他致信胡适，希望通过其帮助将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外，实现“不仅有益于外国人，也有益于中国”的价值。可以说，直到40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价值仍然是充满信心的。

然而1946年末，沈从文却在一封复信中称：“我的作品也游离于现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本可以带着更年青的一群形成一种健康风气，结果却必然在一种厌倦情绪中，一切萎缩。事到末后，寂寞死去。身与名没，草草完事。”寥寥数语，流露出对文学创作事业的悲观苦闷情绪。

沈从文的悲观心态与他在抗战、内战期间连续遭遇的批判密切相关。抗战期间，沈从文就多次因不合时宜的议论而被批判；抗战结束后，他继续发表文章，把内战双方比作“玩火”，批评“用武力推销主义”“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这些议论立刻遭到了左翼阵营作家的激烈批评。

如果指向外界、直接批判现实容易招来反对，那么从自身做起、提出建设性意见行不行呢？随后，在1947年“五四”纪念日发表的《五四》中，沈从文提出“我们要从战争以外想办法，用爱与合作来代替仇恨”，他主张通过文学诗歌运动，“一支笔贴近土地人民，写出有生气有理想的新时代颂歌”。尽管磨钝了尖锐的批判立场，表达了有关自身建设的建议，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靠“一支笔”是无法解决复杂尖锐的社会、阶级、政党矛盾的。沈从文提出的写“新时代颂歌”的主张，既与自己此前撰写的一系列批评性文章存在着内在冲突，也缺乏实现该目标的现实基础。这样的文章既没有真正解决他对于时代及自身的精神困惑，也没有最终得到批评者的宽容谅解。迎面扑来的疾风暴雨，让沈从文茫然而无所适从。

在过去，沈从文虽然体验着不被理解的孤独，但能够保持清醒的思考状态与独立的批判姿态；而到了40年代，强烈到令人窒息的孤独感让沈从文动摇了。他竭力摆脱现实困境与精神困境，一再反省自己，不仅否定现在的自身状态，甚至否定过去的一切观念，最终陷入了彻底的自我否定中。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因精神崩溃而自杀。遇救后，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又似乎根本还对于自己和环境缺少认识。过年以前，我是什么，能做什么，对于一个新的时代还可有点贡献，仿佛都还清清楚楚。置身于目前情况中，似乎什么都混乱了。……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这些内容反映了他对自身价值瓦解的无助与痛苦。

1949年4月出院后，原单位北京大学国文系已没有他的课程，8月，他的人事关系被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1950年3月，沈从文被送入华北大学，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为一名48岁的学员。同年6月1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短文《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筹备会以后：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他1949年后首次公开发表文章，他检讨自己“二十年来用笔”“内容与现实社会既脱离，自然无助无益于时代”，表示要“学会沉默归队”。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沈从文的长篇检查《我的学习》，他作了更彻底的自我批判：“二十年来大部分作品”“无助于人民革命，对年青人前进意志，更容易形成麻痹和毒害效果”，自己“糊涂舞文弄墨了几十年，生命为无多意义。经过痛苦的自我反思，他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生命价值。

从自信作品能“有益于中国”到自叹创作属于“无益之业”，从不被接受的“从现实中学习”到难以自洽的“新时代颂歌”，沈从文在与时代主潮的矛盾冲突中左奔右突，却始终无法挣脱言说的困境。对于作家沈从文而言，否定文学创作的价值等同于否定自身存在的意义，他为此陷入精神崩溃乃至一度放弃生命。当人处于绝境之中，求生的本能与寻求群体归属的本能必然会前所未有地爆发出来；而想要生存，想要归队，唯有停下“手中一支笔”，唯有“学会沉默”。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沈从文曾多次表示要放弃文学写作，尽管如此，他还是挣扎了好几次：他曾在病中写过一些倾诉痛苦情绪的新诗，但随后将多数诗作撕毁；他也曾零星写了一些纪实类作品——以在革命大学学习期间结识的食堂老炊事员为原型，创作纪实性小说《老同志》，多次修改后投稿，却遭遇了退稿；以土改工作队生活为素材，创作纪实性速写《中队部》，然而也未获发表。与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当时遭遇的尴尬与无奈类似，尽管沈从文主观上也希望跟上时代，脚下的步子却是力不从心。组织上曾表示希望他从革命大学结业后回到作家队伍继续从事创作，然而他感到自己“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最终决定仍回历史博物馆工作。于是，人们熟悉的作家沈从文从此淡出了。

一方面，在文学创作领域内，沈从文不得不“沉默归队”；另一方面，在文物研究领域中，沈从文选择了“沉默工作”。

沈从文长期喜好文玩鉴赏，积淀了深厚的文物考古学知识。在被调离北大、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后，他从文学创作转向了物质文化史研究。在条件极为有限的环境中，他克服重重困难撰写了一系列文物研究专题文章。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获发表，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这项沉默的工作。1981年9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终于出版了沈从文从事文物研究的学术结晶之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成为中国文物研究领域的学术经典。它的面世，让人们惊异地发现了一个在离开文学创作之后实现了“凤凰涅槃”的沈从文。

“涅槃”的起因是被动的，过程是痛苦的，而其结果又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当无法再提起曾握了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之笔，身处的专业阵地发生了沧桑变迁，沈从文对新的工作领域投入了巨大热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期，沈从文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勤奋精进；当进入文物研究领域后，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只是比起当年在文坛上的挥斥方遒，转换行业后的沈从文显得极其低调，长期处于埋头苦干的沉默状态。这种状态究其原因，自然与时代政治环境的无形约束有关，也与文物研究专业的特殊要求有关，但又似乎不止于此。从他对“五四”传统的解读可以发现，这种工作状态同时也出自他的自觉选择。1948年底，沈从文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信中写道：

从五四起始，北方文运传统有个一贯性，即沉默工作。这个传统长处或美德，有一时会为时代风雨所摧毁，见得寂寞而黯淡，且大可嘲笑。然而这点素朴态度，事实上却必定将是明日产生种种有分量作品的动力来源。不要担心沉默，真正的伟大工程，进行时都完全沉默！

——沈从文：《致吉六—给一个写文章的青年》（1948年12月7日）

正如他曾对“五四”精神进行诠释与重新诠释，以此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实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在信中，他继续通过对“五四”运动传统的界定与阐发，向有可能理解他的人传达着自己的人生信念。这种埋头苦干、不怕嘲笑的工作态度不仅是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以来的自身写照，更是其价值观念中始终未变的精神根柢。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沈从文不得不放弃了创作“有分量作品”的文学志向，他的工作乃至他的人生都越来越“寂寞而黯淡”，令世人喟叹；然而他仍以贯穿一生的“素朴态度”继续从事着“完全沉默”的文物研究工作，并最终完成了一项有益于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真正的伟大工程”，令世人惊叹。

结 语

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主要以文学创作的成就与报刊编辑的功劳而闻名文坛；20世纪40年代，他频繁地撰写文论时评表达所思所想。作为自觉处于主流话语边缘的现代知识分子，沈从文通过对“五四”精神、进步群体乃至“五四”传统的独特阐发，试图寻求自身思想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起源之间的契合点。这些文章一方面显现出他与主流政党尖锐对立的批判性立场，另一方面渐次融入了他对自身现实处境与文学终极价值的严肃思考。由于其个性思考与主流话语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在政治舆论与生存困境的现实压力下，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沈从文逐步放弃了尖锐的批判立场，部分改变了作为小众的精英姿态，最终成为了默默耕耘在文物研究领域的专业学者。

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反思“五四”的系列文章，既反映了他思想价值观念中变化与恒定的因素，折射出个体观念与时代浪潮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作为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心态变化特征的研究样本；也为当代诠释“五四”精神、解读“五四”传统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深刻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源流、发掘继承“五四”文化的时代价值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