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如今是2020年。作为当下青年写作的“主力部队”，“80后”作家已全面“奔四”，“90后”作家也已开始迈入三十岁的年龄大关。我想，有些事情，值得以此为契机，展开谈一谈。

几年前，《诗刊》主编过一套大型的“90后”诗选，被称为是中国诗坛对“90后”诗歌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检阅。我当时以评论家身份参加了那套书的首发研讨会，一边听着身边评论界老前辈们激情满怀地谈论文学代际更新的历史性意义，一边回头看着平日里相熟到随意互黑的小伙伴们（被这套书收录的年轻诗人代表）一脸正经地端坐在台下傻盯着座签，忽然被一连串同时带着兴奋和茫然的问号围拢：一段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想像，是否正在我们之中酝酿成形？那么，如果我说我暂时还没有辨识出那些足以预估为风暴的预兆，问题又是出在哪里，是固有的思维审美习惯钝化了我们的判断触角，还是预想中的变革本身尚未来到？进而言之，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为必然？

这些问题，我思索至今也没有确定的答案。唯一能够“落实为必然”的，只不过是时间不曾止息的流逝本身。那套诗选的名字，叫《我听见了时间》，那时候我二十多岁。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尽管只“多”了一丁点）。而就在前不久，我又一次清晰地“听见了时间”，只不过这次，我不是从文学那里听到的，而是从体检医院的大夫那里听到的。

当时，体检大夫盯着彩超的检查屏幕说，左肾钙化灶，阴影边缘清晰，直径0.77厘米。

我吃了一惊，问，大夫，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大夫说，就是你肾脏里面出现了钙质沉积，一般不用管它，但以后如果继续变大脱落，有可能会形成肾结石。

我说，这是说明我有什么病吗？

大夫说，那倒不是，肾脏之前如果得过病或者受过伤，痊愈后都容易形成钙化灶。有时身体的自然损耗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愣了，说我没得过肾病，之前体检也从没说我有钙化灶……我明明身体很好，活蹦乱跳，一星期要踢三场足球比赛，朋友们说我像牲口。

大夫看了看我的体检表，又看了看莫名惊诧的我，宽慰地笑了笑，说，不用担心，年纪大了，这种情况很正常。

——年纪大了，他说我年纪大了！我看了看体检表上标注的年龄（三十一岁），又看了看大夫，终于闭了嘴。这是个此前从未见过的年轻体检大夫，他很可能是今年刚刚毕业，甚至可能是实习生。他的年龄大概只有二十多。

今天，当我再一次谈论青年写作的话题，我发现自己面对的其实是一群像我一样的“年纪大了的年轻人”：即便我们把已经开始“经典化”的“70后”作家群体暂时挪移到“青年作家”那界限不清的边缘，我们依然会发现，“80后”作家的笔下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中年感”（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倾向的词），年纪最大的“90后”作家也已进入“而立之年”的全新经验坐标之中。在当下的时代氛围里，三十多岁，其实已经是一个开始“折旧”的年龄了；然而在文学世界中，这个年龄又同现实生活中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意味。

因此，一个或许被长久忽略了的问题是，文学语境里的“青年”概念本身，似乎正在出现裂纹。如果我们把已经取得一定成果、至少是已获得主流文坛注意的青年写作者作为讨论对象，我们会发现，当今社会对“青年”的判断尺度，同文学的尺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高度差”。或者说，青年作家承载的“文学想像”与他们自身的“现实身份”之间，出现了微妙却重要的“错位”。

在今天，日常生活世界的存储更新获得了令人眩晕的加速度，更使得“青年崇拜”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出现了远比在文学世界里更突出也更严峻的表征——在大量前沿行业里，四十岁甚至三十岁的年龄已经与“淘汰”紧密相连，例如第一代互联网人被大量甩出行业列车的事实，已经印证了“你正被你的同龄人抛弃”并不仅仅是贩卖焦虑的话语策略。生产模式、消费模式甚至思维话语模式的加速更新，正被投射为年龄减法的运算冲动；当下消费主义与科技爆炸相媾和的时代语境，使得“青年”想像的界限不断前推。哈特穆特·罗萨专门分析过当代生活中的“加速”问题，他认为在晚期现代社会当中，“社会加速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社会的集权主义式的力量”，它“基于一种抽象的原则之上，这种原则适用于所有人”。罗萨进而提到，“2000年前后十年间，新自由主义政治开始以加速社会（特别是资本流动方面）为目标”。（【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这一时期，恰好与“80后”、“90后”作家人生的成长成熟期高度吻合。因此，当我们把已经迈入三十大关的“80后”（和部分“90后”）群体，同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经典”青年想像相对应的时候，就难免感到怪异。

同时，相对于现实社会的狂奔速率，文学世界的内在时间，则依然大致延续着曾经的节奏。如果把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等与消费文化紧密相关的领域暂时刨除，那么我感觉在传统文学的世界里，创作者依然是“晚熟”的，或者说，年龄（时间）依然是“保值”的。写作者仍旧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吸收传统的养分、练习创作的技巧、在“习得”中尝试“创生”、逐步形成自己的艺术特点并使之壮大为趋势性潮流。于是——

三十岁上下的年纪，在真实生活中或将面临“淘汰”焦虑的一代，在文学世界里却承担着“新可能”的酝酿和生育。一群“青年感”存疑的人，正在为“青年”的身份光环奋笔疾书甚至立传代言。这几乎是21世纪的另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生理年龄、社会年龄与文学年龄的隐秘撕裂——或者说，“青年”身份的加速缩水、折旧——成了这一代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新问题”。文学世界里的“青年”，对应的却是现实中已经被高度“制度化”、“规训化”的群体，这也成了文学在近些年才面临的“新尴尬”。投射于文本，身份想像的微妙错位，也会导致自我认知的犹疑感，进而关联于情感体验及经验表达的模糊与保守——在此意义上，当下的“80后”和“90后”作家总体上没能展现出语言和思想的强烈反叛特征，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

02

相对于身份想像的折旧，青年写作面临的更内在的问题，可能是经验感受的折旧。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使得今天的世俗经验变得空前富饶，并且更替迅速、难以捕捉。大量的新鲜经验，从开始出现到普及为常识，可能只需要短短几年时间，甚至在它还来不及得到深入解剖、来不及被文学书写纳入我们的审美谱系之前，这类经验便已经过时、消失掉了。这一话题在此已无需再展开，我想说的是，这种眼花缭乱、却往往在精神世界表层高速掠过的“经验流”模式（这是当下高度典型的经验生产及消费模式），与年龄阅历的自然增长合流在一起，形成了某种“叠加”甚至“叠乘”的效应，最终放大了这一代青年作家的“经验感受危机”：一方面，五花八门的经验大量甚至是过量地涌入我们的身心；另一方面，这些经验因无法长久驻留也难以深入消化，正在透支我们的感受力、抬升我们的感觉阈值（即感受器被激发有效反应所要求的刺激强度）。“经验”与“感受”正在分离，“注入”的结果可能是“抽空”，“占有”在同时意味着“折旧”……这其实构成了对当代青年写作者“缺少生活”这一老话题的另一种阐释。

我想，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可以回到我的体检大夫那里。“钙化灶”和“钙质沉积”，实在是很好的意象。它提供了某种“疾病的隐喻”，让我联想到地层、石灰岩和鱼化石——我知道地层的沉积、化石的形成，和我左肾的钙质沉积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进而，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沉积石化的过程的确也出现在我——以及我的同龄人——的精神世界（而不仅仅是肉体结构）中。随着经验的日益累加，我们对世界与生活的理解不断深入（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解也是源自知识、思考、话语的相互确证，是一种“习得”的理解），我们自身被用旧了、磨钝了，激情缓缓消退，好奇心和惊喜感都越来越难获得，甚至变得不容易冲动。与之相应，认知（以及表达）在渐渐固化，我们对自身及世界形成了一套较为稳固的看法，一切不再陌生，面对一切我们可以依据理性甚至惯性来从容应对。我们不知不觉间变得像沉积的钙质一样，麻木而坚固。

老实说，这并不是谁的错，而是古老而自然的生命进程：麻木来自于熟练，而熟练保证了我们得以顺利地存活下来。这是进化的法则。我们不能简单地要求一个诗人到三十岁的时候仍然活得像一个孩子，或者说，我们不能以诗歌之名简单地要求任何人到三十岁的时候仍然活得像一个孩子——这太残忍，除非有些人主动选择放弃成长。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三十岁的人所面对的，的确就是一个高度熟悉的世界和一个高度熟练的自己，万物的光泽褪去，我们对自我的想像与期许，也在不断的实现过程中不断地破灭。

因此，三十岁的写作者与文学的关系显得有些暧昧：诗的活动要求我们重新擦亮那些被用旧了的、褪色的经验和词语（借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文学就是“陌生化”），但要完成这任务的，却是不可避免正在褪色的我们。既已形成“熟练”、又还未及抵达“超逸”、“通透”之境，这是三十岁的尴尬，也是三十岁的焦虑。人在这个年纪似乎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某种“不可爱的成熟”：激情爆炸是年轻的产物，我们有点后继乏力；而大彻大悟是年长的特权，我们一做就显得矫情（甚至客观上不免浅薄）。仿佛三十岁的人就只该少说多做、闷头犁地似的，可惜文学本身便是一件“说”的事业。或许古往今来的作者在三十岁上下都会面临着相似的麻烦，就像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暮年听雨僧庐下，一个想着爱、一个想着死，就唯独壮年听雨是在客舟中，脑子里想的大约是功名前程、尘世抱负，似乎离诗是最远的。

当然，全然甩锅给进化论，达尔文先生也许会有意见。事实上，我们这代人的三十岁也的确有自己特殊的处境。我们所经历的是繁荣、平稳的历史，身处其中的是一套长期稳定、被普遍接受的文化逻辑和社会结构。因此，我们与时代经验、时代精神、时代语境之间，似乎陷入了一种过分融洽的状态——柔顺得像用洗发水洗过一样。

重述我在其他文章里多次强调过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我们“80后”、“90后”这批作家，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作为常识的现代生活里集体成长起来的文学人”。这也许是我们的机遇，但目前看来更多的是挑战。我们该如何书写这些已经成为常识的事物呢？我们该如何表达那些并不意外的情感呢？与我们的人生相关联、相绑定的东西，好像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就一直在那里了。不是说我们没有经历过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是说，这种变化在我们的生命经验中不是颠覆本质的、断裂式的变化，而更多是微观的、渐变的、马赛克式的局部替换。并且，这些小变和渐变，大都是在同样的消费逻辑、消费文化旗帜下展开——例如通讯工具从家庭座机变成大哥大再变成智能手机。因此，对于这一切，我们很难产生强烈的反应甚至是刺痛感。这跟更老一代作家不一样，他们中许多人是经历了从嗓子到电话的过程的，他们拥有过马尔克斯笔下那种“见识冰块的下午”。面对现代生活经验，当下青年写作者或许会常常感受到丹尼尔·米勒所提到的“客体的谦卑”，物对人生活世界的参与、影响、建构，是无处不在而又难以觉察的，显示出“它的极端的可见性和它的极端的不可见性”。（【英】丹尼尔·米勒《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费文明、朱晓宁译，江苏美术出版社）由此导致的是，对于诸多看似新鲜的经验（或者情感，或者物），我们都能够迅速地（几乎是无意识地）作出判断，将它们置入固有的知识/价值框架内进行运算处理（这一框架本身是稳定甚至专制的）——立刻凸显出来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审美价值或象征价值。某种意义上，丰盛的经验因此变得“不可见”了。（参见李壮《呼唤常识中的犄角：青年写作关键词》，《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更何况，经验的匮乏及趋同，确实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严重问题。经历过多次青年写作主题的研讨会，每每扫视会场里的言说者与被言说者，我都会发现，我们各自的人生轨迹，相似、重复的部分非常多。我们的经验体验——或者干脆说，我们所看到和理解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存在同质化问题。这个话题文学界也已经谈得足够多，我在此多说亦无新意，不妨只借用前人的两个文本。布罗茨基的《小于一》里有一段话（尽管这段话本身讲的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如果将其“误读”为现代人生存境遇的整体隐喻，似乎也颇准确）：“对我们来说，一个单位公寓是要待一生的，一座城市是要待一生的，一个国家是要待一生的。因此永久感也更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丧失感。”（【美】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与之对照来读的，是卡瓦菲斯的诗作《城市》：“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这个城市会永远跟踪你。/你会走向同样的街道，衰老/在同样的住宅区，白发苍苍在这些同样的屋子里。”（【希】卡瓦菲斯《卡瓦菲斯诗全集》，黄灿然译，河北教育出版社）两个文本放在一起，就是当下全球化图景里面我们这代年轻人所面临着的非常生动的困境。一切都是趋同的（尽管并非完全相同）：童年、故乡、青春，甚至我们各自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人生……以及更重要的，我们由此被塑造的是对世界、对自我的想像。这一所公寓与另一所之间，这一座城市与另一座之间，你的人生与我的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永久感也更强烈，同样强烈的，还有丧失感”。

03

还有一种“折旧”的危机感，来自文学史的对比目光：我们的前辈们，在我们这个年纪都干了些什么呢？当我们这一代青年作家，离那道无形的、说不清具体位置但总感觉似乎存在的“历史截稿线”越来越近，我们是否已拥有了分量足够的大作家、拿出了符合期待的大作品？如果没有，这一代人写作的价值和重要性是否会打折扣？

这个话题深究起来会变得异常沉重。兰波十九岁就已经封笔不写诗了，这样的少年天才在历史上可为数不少。即使不往国外找，只看中国，“五四”时期大作家们写出自己代表作的年纪，都是多少？还有上世纪80年代，那些开一代风潮、一口气把自己写进文学史课本的作家，他们出道时年方几何？回望历史，不少大作家在三十岁上下，都已经“会当凌绝顶”甚至“事了拂衣去”了。反观我们这代作家，距离这样的境界，的确还相差甚远。

然而我清楚，这盘牛角尖若是一直钻下去容易伤及生命健康，并且这样去钻也毫无必要。事实上，并没有哪一条文学律法规定过，如若到达某一个确定的时间还没有诞生大作家大作品，这一代作家就要被扫进历史的“旧货铺”甚至“垃圾堆”，或者说就必须把文学期待的接力棒一了百了地转交给后来人。

我想，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一点，那就是我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适合“年少成名”或者“早登极乐”（这个略显吓人的词请仅从字面理解）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所谓的“历史青春期”，中国（包括世界）当今所处的这个时代不像青年，其实更像壮年。我们今天提到青年或者青年写作，背后常有潜在的坐标参照系，一是“五四”，一是上世纪80年代。实际这两个年代同现今大为不同，那时候我们封闭日久，历史之门兀然敞开，光线所及之处，照亮的都是新天地。我们有无限的好奇心、激情和想像力要去探索，也有大片的未知空间可以去开疆拓土。而在今天，文学领域的关键词已经不再是“开疆拓土”而变成了“精耕细作”，文学世界已经高度繁荣、充分发展，哪儿有那么多的“处女地”、“新大陆”呢？更何况，文学在今天的社会影响力，客观上也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

相应地，我们对当下青年作家的期待视野，也不能完全照搬。文学界一直在强调，希望在青年写作中看到更多的“冒犯”、“实验”，大家都期望新的写作群体能像“五四”时期或1980年代时那样，一出手就开辟新天新地、一登场就卷动历史潮流。问题在于，我曾经认真阅读了一些被多次提到的、相当“冒犯”和“实验”的作者的作品，所得出的结论却常常是，他们的实验很多时候并不成功，我看不出他们的冒犯有多少超出冒犯本身的价值。他们的文字，他们对世界、对时代、对自我的理解与表达，并不见得一定就比那些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写作更加有效。

说得形象一点，事情或许是这样的：前辈们在三十岁时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因此名留史册。但在今天，螃蟹早被人吃过了，我们想干点不一样的事情，就只好去做第一个吃蜘蛛的人。但事实证明蜘蛛不好吃。而且我们也还真不一定就是第一个吃蜘蛛的人，之前或许也有人吃过，只不过因为不好吃，吃蜘蛛这事儿就没人再提罢了。

说这些的意思，当然不是抱怨，更不是嘲讽。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缺少历史断裂动能的年代里，我们不必强行把自己与其他年代的同行进行“对标”、“对表”。我们的三十岁，与兰波不一样，与鲁迅不一样，与莫言余华顾城舒婷也不一样。创新、冒犯、砸碎瓶颈、冲出三峡，对我们来说也许真的就是一件更困难的历史任务。我们不必为此自责、灰心，当然，也不能就此安于“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之中。

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但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三十岁难道不就该是一个少说多做、闷头犁地的年纪吗？

04

最后还是要回到文本。当我尝试从“折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下青年作家的创作，我意识到，许多文本其实完全可以看作这种“折旧体验”（或者说得大一点，“折旧语境”）的话语表征。甚至，“折旧”会直接成为作品的书写对象，而我们的写作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具有代际特色的、充盈着时代气质、甚至携带有时代隐喻的方式——完成对世界和自我的记录解读。

例如王占黑今年的新作《去大润发》。我必须承认，当我在小说开头（尽管我同样必须承认，我对这篇小说开篇引入的方式持有一些保留意见）读到“教你妈的小学英语，去你妈坟头燃烧吧”这样情绪失控的嚎叫时，我不厚道地笑了——想不到这样古灵精怪得像该住在树上的女孩，也会对这样的时刻深有体验，就像我有时在浴室里将喷头开到最大然后狂飙脏字痛骂自己一样。而在个体情绪之外，更加打动我的，是小说对那些“历史遗落物”的关注书写：曾经火爆拥挤的免费购物巴士，曾经以现代繁华生活典型象征出现的大型购物场，作为往日时代（事实上这个时代并没有逝去多久）里极端高光喧闹过的象征符号，它们此刻已然游走在撤线和关张的边缘。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推进，其实就是王占黑将记忆场景化、将时间空间化的过程：陌生的空间浸没与随机的人物奇遇，被熟悉的物所围绕，二者相互刺激，最终实现了对过往亲切记忆的召回。然后，在重新触碰、重新选址安放的过程中，生发出全新的、甚至充满隐喻色彩的身心触感：“整部车像行驶在生死两界之间，平稳而茫然，黄泉路上，只剩几个陌生人沉默相伴。”“最长的一声铃响起了。和中学晚自习的结束铃一样，它均匀，粗糙，但挡不住其中夹杂的兴奋……我们之间的白炽灯一排一排灭了，灯箱一只一只关闭，最后，远处暗了，近处暗了，整个大润发睡了。我的心瞬间安静下来。”（王占黑《去大润发》，《花城》2020年第1期）

我承认这些设计深深地击中了我。不仅仅是因为我本人对这类将死而未死、在废墟的预感（而不是废墟的事实）中兀自安宁着的空间怀有感情和兴趣，更是因为这种空间化、形象化的“荒废”与“折旧”，能够准确地触及高分贝时代旋律背后那些复调的余音、探索到一派热闹的发展扩张图纸背后那些隐秘的角落——如同镜中的落花（像张枣写到的那样），或者水汪里的电汽月亮（像王占黑在这篇小说里写到的那样），逆行和悖谬的真实才是文学所应展示的真实。尤其当王占黑将“我”的童年记忆（也包括免费巴士上其他人的往日记忆）加入到城市区域兴衰的大坐标之中，那些孤单的货架和空荡的车厢便因了“人”的色泽和标尺被进一步地擦亮并填满。折旧的人与折旧的空间，在此实现了相互召回、相互阐释和相互安抚。时代经验的回收站，由此化身为个体内心的观景台。这是一种双向的“遗落”和“捡拾”，它呈现给我们“折旧”后的“玉化”、失却里的获得、“丧”里的“暖”——依我看，这些内容，关乎当下时代经验和当代人情感结构中最微妙最敏锐的部分，然而能够触及于此的笔触，目前看来还远远不够多。

这种将时间空间化、将景观心灵化、在公共经验的废墟上展开自我想像构建的尝试，在王占黑笔下并非第一次出现。对于《小花旦的故事》里逐渐褪色而又一再重现的“海宝”，我们同样可以作出类似的解读。评论家黄平已经对此作过非常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海宝’成为小花旦在都市空间中的定位，他以此无意识地把握这一个体无法把握的空间。在这一时刻，‘时间’与‘空间’彼此交织。‘海宝’，作为空间中的被遗忘者，无数次地被小花旦所打捞，他打捞海宝就像打捞自己，象征性地抵抗‘空间’对于‘时间’的埋葬。”（黄平《定海桥：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小说评论》2020年第4期）

推而广之，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对近年来更多的青年作家作品展开解读。例如林森的《海里岸上》，倘若仅仅从发展逻辑、文化伦理、文明转型等宏大角度去展开阐释，我们会很容易与这部作品最动人的部分擦肩而过。事实上，这个故事的聚光点，恰在于历史大转身里的小落屑，在于个体生命（生理的和精神的）与文化价值的“折旧”、“悬留”状态。宋阿曼的《李垂青，2001》和《白噪音》，都在宽阔的、沉浸式的经验书写中突出了“节点/悬停”式的精神体验（《李垂青，2001》甚至直接以“在新世纪废墟上被读到”作为题记）；与这种体验相伴出现的，是从叙述形式到精神气质的犹疑和不确定感，以及由之而来对所谓“真实”的幽微反思。进而，我们不妨说，周恺的《苔》所书写的，其实是那早为世人熟知的重大历史时刻，在漫长的预感中激起的先兆性震动。吸引我们的并非是作为事件的“革命”本身，而是那些震动中裂开的民间生活缝隙、因震动而掉落走失的人生故事，不是“勇立潮头”而是“偏航”乃至“湮没”：“绝大多数河流终是汇入另一条河流，绝大多数人终是汇入另一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周恺《苔》）或许更典型的例证是书写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几位年轻作家笔下的人物：双雪涛《飞行家》里的李明奇、《光明堂》里的三姑和牧师，班宇《双河》里的离异父亲，郑执笔下的王战团（《仙症》）和魏军（《蒙地卡罗食人记》）……这些带有浓郁“折旧”色彩的人物，与小说中更年轻一代对话者的精神世界发生着强烈的互动，在构建历史隐喻的背后，也以独特的方式不断激活着个体对生存的本质性体察。

“折旧”话题所引申出的，是人物形象的谱系，自我想像（或自我安放）的谱系，乃至于想像时代、想像历史的谱系。因此，再回到最初的起点，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青年作家的三十岁应是何种样子，而是应该怎样去思考和书写三十岁。不是某种结算日期，也不是某种闹钟提醒，“折旧”的年纪和写作者对它的感知，本身便是文学的对象，它甚至能够同我们的时代精神之间构成貌离神合的阐释同构——这是一个不再年轻又还不够老的年纪，一个熟练自如却也不乏矛盾困惑的年纪，一个似该认命又依然不甘的年纪，一个风尘仆仆站在路口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年纪。

就像钙化灶，就像从钙化灶发展而来的体内结石。多数时候，结石不过是毫无价值的、等待被排出体外的冗余之物。但在另外一些机缘中，事情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例如，在抹香鲸的体内，有一种结石类的存在，被称为龙涎香。①

① 如果说，“龙涎香”可用来比喻王占黑、双雪涛等人将“折旧”转换为经验题材或精神主题的内容处理方式，那么实际上，当下青年写作中还存在另一条相关话题脉络，那就是从“折旧”中引申出的、具有代际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后一类创作，往往在高度异质性的话语及想像方式中锻造自己的风格，与时代的间离感、对现有世界及其价值的隔膜感（甚至拒斥感），表征为文学表达的折叠、错位乃至破损。他们的笔下流淌出诸多“不可解”或者必须“另解”之物，展示出强烈的幻想色彩和高度的“异质性”。索耳、李唐（当然李唐的异质性相对要温和得多）、陈志炜、陈春成，乃至更为年轻的渡澜等，都是此类写作的代表。“龙涎香”（可被现有话语体系接纳和转化的另类结石），在此保留为真正的“结石”状态（难以被现有话语体系通约、转化）。当下青年写作中的“异质性表达”（包括对此的评价），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也非常难以把握的话题。本文在此暂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