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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尧的散文创作包括书写战时“陪都”重庆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历史系列；以“纸上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带有议论色彩的杂文系列；以及摹写个人与时代、风物与生活的抒情系列。于抒情中进行审视使得王尧散文兼具感性与理性，并由此衍生出独特的“关联能力”和“兼容性”。对历史枝叶的还原书写则让他的散文充满了“现场感”，将文学匠心与历史叙事融合，揭示“事功的历史”背后那“有情的历史”。

关键词：王尧 散文 抒情审视 兼容性

王尧以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关注文学与现实的关联，他试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寻求打通的可能。如果说早期的“文革”研究体现了王尧作为知识分子的忧思与自省，后期关于“过渡状态”“思想修辞”“关联研究”“底层叙事”的一系列文章则显示出他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感知能力。从“小说家讲坛”设立伊始，王尧在“文学现场”的存在感愈来愈强，他关于汪曾祺、莫言、阎连科的评论亦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知人论世”，王尧散文的研究大部分注意其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之间的联系，爬梳散文书写对理论思考的践行，探讨学术文章与文学书写的相通，这既增强了学界对学者王尧的理解，也为读者提供了王尧散文的初步印象。这种研究方式对评论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有深厚的学养，更需有足够的自信，因为“评论不在阿谀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①。隐去王尧的学者身份与学术成就，单就其散文文本进行评论或许能获得更加直接的官能感觉与更为纯粹的审美评判，毕竟文学之所以为文学，首先在于审美价值。

一

王尧的散文从写作题材方面大致可分为三类：近两年书写战时“陪都”重庆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系列的历史散文；以“纸上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带有议论色彩的杂文系列；以及摹写个人与时代、风物与生活的抒情系列，这其中还包含小品文，如早年“日常生活的修辞”系列。无论是随笔、杂文抑或历史叙事，王尧散文中始终洋溢着温暖的情致与诗意，蕴含着浓厚的个人气息。

《文心雕龙》的《物色》篇中提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章原是有所感而发于语言、成于文字，但“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②。心中所感是否有足够的笔力表达，是散文成败的重要一端，这就不免涉及到方法、特色、文体，以及文章是否富有神韵。身处不乏“清风明月”“白日春林”的苏州，王尧的散文也浸染了江南的婉丽，同时又带有几分素朴。

例如描写乡下常见的草鞋，谈到草鞋、蒲鞋和茅窝的区别，他细细介绍几种鞋子穿着的季节，制造的手艺，不同的功用，绝不枯燥的文字使从未见过、穿过草鞋的人也能饶有兴趣地读下去。他关注细节，注意到“乡下做茅窝不叫做而叫‘打’。打茅窝是有一些考究的，一半草一半布条或棉纱，有的人家则以布条棉纱为主，由布条和草的力量对比，可以看出主人的家境如何”③。而“我读中学时，镇上的浴室还用这种蒲鞋，穿在脚上湿漉漉的，稍一用力，便滋滋地榨出黄水来，我不喜欢，总是光着脚在浴室来回走”则营造出一种随意又家常的亲切氛围。④从茅窝可捕鱼王尧进而谈到虎头鲨在苏南作为塘鲤鱼的珍稀，“一次酒席上有这道菜，席上的人精神大作，纷纷举筷，我细看鱼的形状，原是虎头鲨，便觉多此一举”⑤。这让人想起汪曾祺《故乡的食物》中写的“塘鲤鱼就是虎头鲨，嗐！”⑥，相似的表述无意间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有趣互文。

比如写景，过去的四季是“冬天屋檐垂直的冻丁丁像支长长的温度计，测量着村庄的体温。秋季的颜色在稻谷收割后只剩下天空秋水树叶土地。春蚕在把一片片桑叶剪去。夏天的闪电比村庄所有的电灯都明亮。我的呼吸冬寒夏热春暖秋凉”，而现在“村庄分明的季节也在消失之中。村庄昔日的邻居，有些人家已经装上了空调，至少都有了电风扇，庄前大桥上再也没有乘凉的人群。我曾裸泳的河流，早已被污染，沉在河中的稻草泛出绿汁和水沫，水草腐烂了又一簇一簇长出，再也很少有人在河里游泳了”⑦。前半部的四季是记忆里的感觉，带有想象的色彩，后半部的四季是村庄现今的景象，具有写实的色彩，在虚实有无之间，四季在记忆的印象里虚化为青春的背景，现实则扎扎实实地昭示着岁月的流逝。与汪曾祺的名篇《夏天》《冬天》相似，王尧笔下也有一种流水般闲适的优容，不过汪文中自有一股爽利干脆，王尧的散文则多了一分温吞吞的慵懒。

摹写人物的性格则类似写意，几笔线条就需勾勒出神韵。多年前曾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篇王尧写张充和的散文《为何又是“最后一个”》。梁实秋写张充和文字简练到只有才女、善昆曲、出身大家等符号化的信息，丝毫不能增加张充和作为一个真人、活人的印象。王尧与张充和的接触极有限，他笔下的充和却是活灵活现的，例如写到盖章时充和幽默地调侃“我盖的章都有些歪，盖得正的就不是我的”。谈到胡适等故人，“说到一些细节时，张先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王尧笔下张充和性格中有坚持的一面，纵然是好友靳以的百年寿辰，但因为是鲁迅博物馆主办，她便婉拒题字，“我和鲁迅先生没有关系，就不写吧”⑧。文章中写到的这种性情的坚持，这种旧式文人对朋友圈的分割，既还原了人物也走近了历史。诗书画所代表的是技艺还是精神？王尧眼里的张充和不止于才女，更是文人，她的文化底蕴不止于学问，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的趣味或文人墨客的往来中抒情似乎是便利的，代表着某种情致与旧式的况味，但这种抒情总归是细微而琐碎的，似乎与人间的大道或严肃的思考不协调，然而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中，抒情或许可以另具深意，不仅仅在于具象，亦可在于抽象。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谈道：“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成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于生产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⑨此处“‘情’既指人的内心情感，也指（实际或观念的）外在情境。‘物’则意指世界的种种存在，包含世路人情、山川草木、乃至天地运行之道。当物质性的‘物’与情感性质的‘情’产生互动，文学的创作力于焉爆发”⑩。在此意义上，王尧其他类别如议论性的散文同样别具抒情的意蕴。虽然不是“释愤抒情”（鲁迅语），但亦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或“自我调整”（沈从文语）。

在《回忆的差异》一文中王尧谈到火烧赵家楼的杨晦在不同时期对于五四记忆的改写，在差异性回忆的缝隙中他发现“描述思想观点变化的痕迹，也许更能够让我们思考‘文革’与‘五四’的关系，并进而突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历程这根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11。这种敏锐的观察除了因其对五四的关注，似乎也有某种自身的代入感，因此在文末作者慨叹如果忽略了这种改写的逻辑与动因，“我们甚至不能完全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以及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与一些思潮产生的背景”12。《别了，瓦尔登湖》中作者在康科德镇引起的不是思古之幽情，而是一种对现世和自我的忧心，“多少年以后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的传记，比起哪个时代来都可能更显单调、贫乏与划一”13。王尧由梭罗而想到鲁迅，又想到自己的时代，世路人情、山川草木似乎无不能激起作者的情感互动，议论以抒情的方式获得了更多共鸣，在这种情动中隐而不彰的是一种自我的审视，一种离开原有位置的回望，“我们的内心中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生命迹象，而这种迹象可能更真实地残存和保留了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14。

二

王尧散文里抒情的原点是故乡与土地，他有着一种切实的对故土、对乡亲的感情，同时抱有一种务实客观的态度。王尧笔下的故乡从来不是桃花源或乌托邦，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他回顾来路，追忆乡亲，虽然有着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安适，但态度依然是诚恳的，不加遮掩与粉饰。在《返回与逃离》中他坦陈：“在青少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这是一个遗弃和遗忘村庄的历史过程”，“当我在文本中试图重返故乡时，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从心底里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我发现，这多半应怪罪我，因为，三十年前我就有背井离乡的感觉了”。15

乡村少年渴望逃离故乡，奔向都市是再正常不过的渴求，但他们居于城市多年后的回忆往往会被改写，乡村在回望中被蒙上了一层温情的滤镜，或者在岁月的侵蚀下渐渐丧失了原貌的真切。有论者认为王尧散文带有一种“内在视角”，是“个人经验”对“集体经验”的复活，与路遥相比二者有着相似的“抒情与平易”，有一种“与土地不能分离的情感”。16但细读之下可以看出王尧的散文于抒情中始终存在一种自我审视，这使得他的散文节奏更为舒缓，也许有股淡淡的忧伤，但没有怨愤。如果说路遥和土地的不分离在于“不忘本”，他始终是“我们”而不是“他们”，那么王尧则既是“我们”也是“他们”，无论处于乡村还是都市，他始终有一个分身在审视此时此刻、此情此地的自我。

沈从文曾提到自我审视的重要，这关乎“生活”之上“生命”的意义，但“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么作，因为这么作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了”17。而这种“痴”又是“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的必要因子。个人生命常“无所皈依，亦无所附丽”，这种“上天下地，粘滞不住”的感觉让人转而追寻“过去生命的可追寻处”18。王尧对于“过去生命”的追寻或许并不愉快轻松，但他“强迫自己去追忆和倾诉，从乡村重新出发，再返回大学校园”，“只想用写作的方式清算自己，因为这些年来，我们总习惯清算别人”。他“清算自己”的动因或许是因为“在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或许是因为他“关于乡村的记忆越来越模糊，关于大学的印象越来越糟糕，关于城市的摩擦越来越深刻”20。应当说这种追寻是持久的，也是成功的，包括《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我坐在码头上，木船向东向西》《李先生的文言文》等一系列怀乡散文为读者还原出一个乡村少年的个体体验与心路历程。与路遥相比，在王尧怀乡散文的阅读中更易想起沈从文，他们的书写中都有一种对纯真人性和完整人格的兴趣，认为“对土地和小人物的忠诚，是一切更大更难致的美德，如慈悲心、豪气和勇气等的基础”21。

王尧散文中写过一个乡下的女学生，是他代课时的班干部，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但学校并没有减免的指示，他只好硬起头皮催收。“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说”，“隔了两天，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响起时，她提了一篮子鸡蛋，放在讲坛上”，“先生，我先交一篮子鸡蛋”，不知所措的老师小心翼翼地收下，“下课后，我把这篮子鸡蛋送到厨房，我们几位老师买下了”22。女学生自尊受挫的难堪，男老师不知所措的窘迫均跃然纸上，这一切让人不忍回忆，却又忍不住不断想起，因为其间有一股温存和暖意，即使身处窘境依然高贵，纯真的人性光辉闪耀其中。

在《眺望与想象》中王尧回忆了当年故乡的小伙伴们，有他的“闰土”，有当年的同桌。离开故乡的同学不少，甚至可能与他同在一个城市，不过他们从事的是拾破烂、油漆工之类属于“农民工”的工作。在世俗的评判中这些故乡的同学们或许属于“底层”，但他们的自我认知却是“我们都出来了”23。在这种差异性的叙事中，王尧展现了乡村中仍然保有的完整人格，一种自然的人生状态，同时与文学中的某些“底层叙事”构成一种不动声色的对照。或许正是这种“对土地和小人物的忠诚”使得王尧笔下的故乡始终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抒情基调，但这情致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石之上，没有煽情与改写。

在2019年吕梁文学季“他们心目中的乡村”致辞中，王尧说：“乡村是锄头落地的声音，不是乡愁吟唱的诗。”对于曾经盛行的“怀乡病”王尧始终心情复杂，他怀疑“一个在当下无法安宁的人，复活他的乡村经验后是否就能悠然见南山”，而且“如果只是惦念乡村的单纯与温情，这样的怀乡对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驾轻就熟，沿着这条道路返乡几乎太容易了”24。他坦言“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他所感受到的暖意和善良并非由乡村的贫困所滋生，“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而今天的乡村也已经并不单纯”25。

于抒情中审视使得王尧的散文兼具一种感性与理性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兼得所带来的一种“关联能力”和“兼容性”。前文所提到的“内在视角”虽然贴切但仍偏于一种单向度的解读，而王尧散文中的关联与沟通能力实际是双向的。当我们关注怀乡散文中王尧与乡土的情感联系时往往忽略了写作者此刻的身份，他代表的是“我们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者”，一个早已远离了劳动之美，差不多与乡土隔绝了的人。王尧看到自己曾经站在知识者的立场上对乡村的批判，也看到流行的“怀乡病”里被遮蔽、被改写的乡村。他始终在不断地自我审视甚至自我清算，唯其如此，王尧才能“兼容”知识者与“乡下人”这看似不相容的二者，才能关联乡土与都市，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这种“关联能力”与“兼容性”使得他的叙事更加可靠、可信、可接受。

例如在谈到知青时他讲述了“插队知青”与“还乡知青”之间的等级差异，城市与农村的阻隔一目了然，农村青年对都市的向往在此情境下也变得更加具备合理性。类似的话题作家阎连科、贾平凹也曾谈到，可见这是乡村出身的知识者的共同感受，然而表述方式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当作家质问“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 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都市读者感受的是一种反思之下的愧疚情绪，作家引发了深层的思考，同时也在“我们”与“你们”之间建筑起了一道厚障壁。26王尧在谈到命运不公时少了一分尖锐，多了一分宽厚。他理解插队知青的愤懑，“命运对他们不公，是因为他们被甩出了原先的生活轨道”，而农村的青年“在胎里就已经生活在别人后来才挣扎的轨道上，很少有人会比较最初秩序的毫无道理”。虽然人生而不平等，但“我们无法抱怨在乡村长大，因为没有人可以抱怨自己的父母，乡村孩子是不会抱怨比自己挣扎得还厉害的父母的”27。节制的表达之下有着深切的悲哀，淡淡的忧伤里掺杂着浓厚的感恩，王尧以一种温情的方式关联了不同身份的聆听者，为读者还原了这一代知识人从逃离到返回乡村故土的经历，这是他一个人的1980年代，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三

王尧曾经感叹“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但我们又必须记录和书写，因为“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未来”28。如果说关于自我与故乡的书写是一种“温习过去”，那么王尧已经展现了他强大的还原能力。我们读过太多带有“后见之明”的回忆，但王尧散文中有一种“回到现场”的能力。在那些关于乡土的阅读中，读者感知到的是一个乡村少年的视角，以及他在求学挣扎中的苦与乐，爱与怨，叹息与沉默。王尧用一种非常文学化的方式，以细腻的笔触和丰盈的细节还原了个人历史，但他的书写又不止于个人，他念兹在兹的是“文学，是否有可能敞开我们内心的复杂性，留下时代和写作者本人的这一面与那一面？”29由此，王尧孜孜矻矻地书写了一系列历史散文，希冀在更广阔的时代与场景中感知与还原。

“沧海文心”聚焦于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日常的弦歌”关注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在那样一个充满暴虐、灾难和离散的“王纲解纽”的岁月，王尧试图还原这一时代的历史，在历史中贴近与感知一代知识分子的挣扎与坚持。与书写自我相比，书写历史及历史中的人物无疑是更困难的。王尧书写的梅贻琦、费孝通、郑振铎、老舍、郭沫若、路翎、朱自清一系列知识分子均是耳熟能详的大家，当读者带着已有的印象和对历史的认知进入阅读，王尧的书写又能提供怎样的新意？如果从书写历史的真实性出发，王尧的系列散文自然具有足够的知识性。文章中的史料详实可靠，除了一般性的文集和研究资料，他还广泛查阅了大量的日记、书信和档案。当然考虑到作者作为教授、学者的身份，知识写作与传播似乎正是他的本业，不少论者正是由此入手探究他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然而作为更加苛刻的读者，我们或许可以追问，在知识、史料之外，王尧的散文有何独到之处？他的散文提供了真实，但是还原到散文作为文学的审美价值上来，借用沈从文的观点“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不能说真和不真”30。王尧对历史的书写又带有怎样的个人气息？他为时代与个人留下了怎样的“这一面”或“那一面”？

在历史散文的写作中，王尧延续了他以往的写作特色，以抒情的方式还原情境，引领读者回到现场。这种“现场感”是读者能够进入王尧话语体系的关键，而浇筑起这种“现场感”的则是种种日常的细节，甚至是一些看似琐碎而无关的细枝末节。在谈到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重庆的苦闷与压抑时，王尧注意到了空袭带来的死亡阴影和通货膨胀带来的生存压力。他在文章中提到生于1938年的日本学者对“重庆爆击”这个名词的印象，提到菜馆饭店将榨菜蛋花汤改名为“炸弹汤”的黑色幽默，引用了老舍劝吴组缃保留教职以支持经济的书信，谈到了洪深一家三口服毒自杀留下的遗书“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31。正是这些私人化的日常细节让我们回到战时重庆的语境，了解知识分子作为普通百姓的困苦艰辛，家国大义、民族危亡的道德持守之下，他们同样要面对日常琐事，安排家庭生活。在无法预见战争结局的时候，在随时面临死亡的时刻，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无疑是需要极坚强的神经与理想信念的，我们愈是贴近生活，愈是感受到他们道德的崇高。

王尧散文里有着各式繁芜的枝枝叶叶，他会写天气、饮食、衣物、居所，有时候上课、吵架甚至午睡也会写入文章，乍一看似乎与他所要谈的精神、气节、思想、时代无甚关联，可一旦删除这些枝叶文章就会立刻丧失生机，读者穿越时空与历史相遇的通道似乎也会随之关闭。枝叶有这样重要吗？忽然想到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写过的一句话：“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32人们总是关注伟大的，重要的主体，在意作为结果的“花果”，却往往忽视那些生活的，日常的细节，恰如鲁迅所言，“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做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作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这些重要的“枝叶”却往往被修剪掉了，因为“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33。

原来王尧是那个还原枝叶的人。散文中写到的那些人物在历史中的抉择，他们的事功我们已然在历史教科书中读过了，那些是他们的精华，然而对于这精华是如何得到的，他们又在怎样的情境下做出选择，这种抉择是容易的还是痛苦的，他们是决然的抑或犹豫的，这一切所有的枝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支柱艰危的“孤臣孽子”》一文里谈到许多郑天挺的生活细节，他吃了什么，逛了哪里，与朋友交谈了哪些，无一不纳入王尧叙事的范畴。在文中我们看到一位热爱生活的读书人，他纯粹而朴实，对家人、对朋友、对师长无不怀有真挚的情感。一个人在经历了丧妻之痛，城破之殇之后，依然选择抛下子女，孤身来到西南联大，他将如何生活下去？1938年2月6日，“罗常培、罗庸、陈雪屏、魏建功几位数度来敲门，罗庸约郑天挺出门吃面条，罗常培也往返几次约往校外便餐，郑天挺都推迟了。晚饭时间过后，罗庸再来约谈，郑天挺才和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一同出门”，原来这一天是郑天挺夫人的周年忌日，这一夜他“反侧不寐，泪沾衾茵”34。1942年12月，昆明大雪， “片片而下，似在北地，入滇以来所未见也”，午睡的郑天挺“风吹窗开，直贯卧处，欲关窗，又懒于起”，终于受了风寒倒下，病势从13日缠绵至31日。35郑天挺与妻子的伉俪情深，乏人照料的孤冷凄清，不愿续弦的痴恋长情，这一切都在日常生活的枝叶中呼之欲出，他“支柱艰危”的不易变得愈发真切。

对于一些存有争议的人物，如郭沫若，王尧并没有在文章中作出任何评判，只是尽可能地增繁枝叶、还原情境。文章末了描述了1946年的郭沫若“和抗战那年比起来，显然老了许多：头发还没有白，可是稀了不少，大额角发着光，穿了一身半旧的中山装，精神勃勃，但是谈起话来，常常皱眉，似乎忧心如捣”，“在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郭沫若在冯裕芳家中看到养金鱼的玻璃柜，有所感，赋诗云：‘平生作金鱼，惯供人玩味，今夕变蛟龙，破空且飞去’”36。一个饱经风霜、身心俱疲的中年男性形象跃然纸上。作者隐约的同情仿佛昭示着不论后期的郭沫若如何具有争议，他在抗战时期的持守与理想似乎都不该被抹杀。

朱自清的再发现是王尧散文中相当成功的一例。读者熟悉朱自清的散文，也熟悉他爱国学者的形象。重新为这样一个“经典人物”塑像是危险的，也是艰难的。王尧笔下的朱自清气韵生动，他易感、谨慎、正义、犹疑，种种复杂的性格面相都被重新发掘，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世人眼中视朱自清为大师的典范，王尧却怜他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我们赞扬他是爱国学者，王尧却更敬佩他那“最完整的人格”37。文章中特别写到了朱自清与闻一多之间存在张力的关系，他们相互尊重但性格迥异，彼此相惜又时有龃龉，在大的关节上总是能够互相理解、接受和支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真实，也更加令人心生敬意，丝毫无损于人物的高贵。鲁迅曾讥讽报纸上“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毫无功效的说教，因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38。王尧笔下的朱自清正是这样的战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形象之所以如此饱满，在于史料的丰富，视角的多元，性格的还原，想象的贴近，结构的变幻，这一切综合起来恰恰达到一种能量的平衡，造出了一个光明洁净的境。从郑天挺到朱自清，王尧对史料的运用愈发娴熟，来源也更为多样，日记引用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对朱自清的评价中王尧引入了吴组缃、沈从文、王瑶、余冠英、冯雪峰、吴晗等人的观点，这多重声部彼此应和构成了众声喧哗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史料的铺陈使文章达到了“不隔”的效果，那么人物的“贴合”才是打动人心的密码，而这又是通过一种极其文学化的叙事达到的。

王尧曾经慨叹：“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39。”诚哉斯言！王尧的文字并非字字珠玉，但却字字诚实，他个人的气息贯穿始终，那种过滤与贴合的努力也肉眼可见。在历史散文的写作中，王尧沉浸于时代的情境之中，以文学的想象力竭力地贴近人物，去体贴人物的心肠。朱自清一文的开头说“花开的时候真久”，“我们四月里去，它就开了，八月里走，它还没谢呢”40。这种小说般的叙事虚实结合，显示出王尧将文学笔法嵌入历史叙事的匠心。在沉浸甚至代入中，王尧以文学想象勾勒出朱自清的敏感与孤傲，他拘谨下的天真，圆融中的忍让，甚至包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研究上取得更大成就的焦虑王尧都一一体会。

必须强调的是，王尧的叙事及物有度，他虽然贴近、代入却从未越俎代庖。即便在无限贴近人物的时刻，王尧依然保持了一种理性与克制，他笔下的人物从未丧失主体性。对于郭沫若的理解之同情并不会让他将其塑造成一个悲情英雄，对于朱自清“完整人格”的喜爱也不会让他遮蔽沈从文对朱自清的学术评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尧的文学叙事依然是忠于历史的。与历史教科书不同，王尧书写的是“事功的历史”背后那“有情的历史”，这样的书写不会拘于一时一隅，也不会被宏大叙事湮灭，他的散文是保留枝叶让人得已重返历史的书写。

注释：

①沈从文：《〈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②钱钟书：《性情与才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8页。

③④⑤王尧：《草鞋•蒲鞋•茅窝》，《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4、323、324页。

⑥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⑦23王尧：《眺望与想象》，《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21页。

⑧王尧：《为何又是“最后一个”》，《读书》2010年第9期。

⑨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527页。

⑩王德威：《抒情传统之发明》，《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麦田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页。

1112王尧：《回忆的差异》，《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80页。

1314282939王尧：《别了，瓦尔登湖》，《读书》2011年第1期。

15192022242527王尧：《返回与逃离》，《纸上的知识分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5、164、172、182、182、170页。

16张莉：《经验书写的“集体性”与“个人性”——读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2期。

17沈从文：《生命》，《沈从文文集》（第11卷），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18沈从文：《潜源》，《沈从文文集》（第11卷），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页。

21夏志清：《论沈从文小说》，《文本与阐释》，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58页。

26阎连科:《我的那年代》，《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97-398页。

30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07页。

31王尧：《抗战时期的文人：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收获》2018年第5期。

323338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1、601、603页。

3435王尧：《支柱艰危的“孤臣孽子”》，《钟山》2019年第1期。

36王尧：《幽谷中的郭沫若》，《收获》2018年第6期。

3740王尧：《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钟山》2019年第6期。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