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的少数民族小说，有着丰富的创作面向，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少数民族题材文学的创作中，原本较为固化的书写模式，在遇到新的时代情境之际，不再仅仅限于对民族风情的表述或者纯粹的乡土抒情，而是裹挟着更多的时代内涵，产生了较为显著的风格转向。正如长期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观察的学者刘大先所言：“现代文学以来的边地, 是由普遍性时间 (现代性) 中的主流价值在差异性空间 (地方) 中不平衡播散的结果。得益于全球化经济方式的扩张和媒介技术的更新, 边地的差异性空间在新时代语境的文学中获得敞开, 并行的是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意识的自觉改变, 进而显示出其变革性的意义。”自然，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着更加丰富而多元的语境，因此，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内涵和外延更为广阔，既有传统封闭的乡土、历史书写，也有“走出者”“外来者”与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互动。

因此，我将以2020年《民族文学》刊载的小说作品为例，来看待这一创作转向，并期待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总体走向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比起以往，2020年显然是不平凡的一年，纵观《民族文学》全年的作品，小说创作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题材和脱贫攻坚题材均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其次，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抗战题材书写也在不同维度上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盘点《民族文学》刊发的其他题材小说，还可以发现，有一部分是历史题材与家族史叙事，另一类则延续了乡土与日常生活的书写，对“小人物”的生命体验进行观照，尽管这类小说在修辞和叙事风格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但是我仍然将其归为相同的类别并在其内部展开对比研究。

文学与疾病：如何书写“抗疫”？

与往年《民族文学》刊载的作品有所区别的是，本年度有若干篇少数民族小说的主题较为鲜明，尤其体现在对人类疾病和普遍灾难的认知上，也就是“抗疫”题材的书写。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的肆虐为人类带来了突如其来的痛苦与灾难，那么，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在不同的地域、族群、场景和情境下，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疾病以及创伤？创作者又是如何书写“抗疫”题材？《民族文学》推出了系列关于“抗疫”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是作家潜心观察后的产物，也包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情感。

蒙古族作家苏笑嫣擅长对日常生活的表述，她在《肺炎之“年”》中选择了更为直面现实的题材——在武汉，人们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她笔下，武汉封城前后若干个互不相识的同城陌生人所遭遇的一切被串联起来：一个不明病因的小白领，一位满怀悲壮的医生，一个坚守岗位的护士，以及不仅仅为了生计更为了帮助别人的出租车司机。当新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这座城也蒙上了一层悲壮的底色，志愿者和逆行者们无所畏惧地行走在空荡的城市之中……

土家族作家吕金华的《抗疫团》，立足于湖北恩施的一个土家族村寨，设计了一个家庭三代人在过年期间处于不同地域的“悲欢离合”，展示出地方视角对于疾病、灾难的认知和具体实践。作者有意编排了孙子在武汉学医、儿子儿媳返乡过年、老父在家乡守望的惊心动魄的情节，转到在一个少数民族村寨如何看待疫情、组织防疫的具体生活场景，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叙事。

朝鲜族作家金革的《3D口罩》是一个充满温情的短篇小说，讲述了母子在疫情中互相牵挂的故事。回族作家段弋在《工钱》中描写了云南澜沧江地区一个小城的抗疫故事，其中两家人的纠葛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一位尽职尽责的傣族医生，以及一个承担防疫工程改造的木匠家庭，体现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内核。白族作家郑吉平的《满园春色关不住》描写了在贵州小城的父母和在武汉务工的儿女之间的思念之情，以及面对灾难时陌生人之间的暖意。

另外，彝族作家吕翼的《逃亡的䝚貀》同样是一部书写抗疫题材的感人力作。第一人称“我”是一个个体商人，在这场疫情风暴来临之前，还去参加了城市里的“万家宴”，随即，因贩卖野生动物生意而陷入债务危机的“我”离开妻女，只身逃往老家金沙江和乌蒙山的深处。作为当地祭司的父亲收留了他，认为儿子冒犯了神灵，老父亲还做了很多法事。正当他走投无路之时，远方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生活的城市被病毒侵袭，并迅速陷入黑暗之中。也正是在此时，他得知妻子生病了，很多陌生人生病了，包括他日夜挂念的小女儿，都陷入了这场灾难之中。

此刻，远在彝山的“我”的老父亲开始用朴素而又传统的方法为远方的生灵祈福：“在点火之前，搬来了一大堆发黄的经书。皮绳解开，陈味扑面而来。七零八落的经书，像座圣塔一样矗在我们面前。父亲要通过那些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文字，请来剿杀瘟疫的神灵，释放灭掉䝚貀的能量。那神灵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是高原之神、江河之神、火焰之神、山林之神、动物之神、善良之神。还有天空中的鹰神、雁神，村子里的牛神、马神，庄稼地里的荞麦神和土豆神……”听新闻中说，面临着这场疫情的地区，不仅仅是儿子生活的那座城市，还有更远的地方，这时，母亲帮父亲找来两张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父亲双手接过，找来羊毛毡子垫底，小心地摊开第一张，再同样小心地摊开第二张。他用牛角卦压住冷风吹起的边角，俯下身子，细心地看了一回。我想他是在找马腹村的位置，找金沙江、长江流过的位置，找三峡、沙城和砥屿社区的位置，再找中国甚至更为辽阔的地方。”小说开放式的结尾喻示着村庄防疫工作的开始：驱鬼，招魂，白色，防护服，这一切刚好暗示着人们对于疾病的认知。在这个西南山村的地方性知识里，䝚貀就是造成这场疫情的源头，而作为祭司的父亲，要竭尽所能去驱赶它，一如对全人类的关切。

脱贫攻坚：时代主题与乡村书写

近年来，脱贫攻坚的主题也频繁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之中，并在地方性知识和民俗学素材、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等元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在本年度的长篇小说《两河口》中，苗族作家向本贵以较大的篇幅描述了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在脱贫中转型的奋斗经历。从满布农家乐的全县最美示范村到开辟商贸园、大力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这个乡村共同体实现了较大的转型，小说还着意涉及民俗元素，对“两河口”的吼龙、祭龙神文化着墨甚多，从而增添了整部小说的广度和深度。

在讲述精准扶贫题材的作品中，瑶族作家瑶鹰在小说《赐福》里塑造了一个贫困户杨五七的形象，“我”作为他的帮扶者，一直在与他斗智斗勇，刚开始杨五七对自己的“贫困户”身份无法释怀，后来在“我”对他的悉心照顾和帮扶之下，生活慢慢步上正轨，不仅养了牛，还治好了病，与儿子全家团聚。

毛南族作家谭志斌的《荒园逸事》侧重讲述贫困户自身的奋斗，扶贫干部的援助正如春风化雨。故事一开始，就展示了男主人公大树所面临的心理困境：父亲卧床不起，他心爱的姑娘又受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傻子，而他本人在不停地抗拒帮扶干部为他申请的“贫困户”标签。后来，他去了矿山打工，又回来试图承包果园和养殖场，正当他面临着资金等困难的时候，县扶贫办的姑娘雨薇伸出援手，为贫困户创业申请了较多的便利措施，大树也开始了自力更生的新生活。

侗族作家石庆慧的《等待山花烂漫》设置的场景是寒假期间的大学生返乡过年，清莲和杨山都是从侗族乡村走出来的在读大学生，除了少男少女之间的情愫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和目标，比如打算毕业后返乡，改变乡村的现状。青年一代不仅对民俗传统的消逝发出感伤和忧虑，还对乡村建设有着更加丰富和多元化的设想。另一篇《女人树香》则采用交叉叙事的方法，将一个饱受折磨的少数民族女性树香的经历和“我”作为扶贫干部去帮扶树香男友一家的经历交叉书写，极富张力。

维吾尔族作家热孜古丽·卡德尔的《星光灿烂》则是从一个青年女性的角度出发，去看待男友为“访惠聚”驻村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小说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风格灵活生动。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写到了一个蒙古族村庄在精准扶贫之后的变化，故事的主线是乡亲们请“远方来的朋友”喝酒的一天，实则描述了大学生第一书记是如何和村民一起用双手改变生活的，叙事夹杂着蒙古族饮酒、赛马、射箭的民俗，十分生动，而故事的结尾，远方的朋友归去，村庄的新变也被一点点展示出来：“彼时高个子已经走远，他转过身向乡亲们挥手致意。他趟着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没膝深的锦鸡儿，这是牧民们人工播种的，过去这里曾经是寸草不生的流动沙丘，如今变成了万亩枝繁叶茂的饲草地。此时头顶之上，数不清的云雀和百灵鸟赛着歌喉，此起彼伏，仿佛一场以天为幕的盛大合唱；近处，清澈的乌力吉木仁河如同一条银带缓缓伸展，飘动；远处，群山如黛，白云像昂扬的雪峰一样高耸，又似一群天马奔腾踢踏。高个子就向着奔马似的云山走去了，一会儿间消失在大野深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彰显

1938年12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云南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在这一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争论正围绕着顾颉刚发表于此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展开。当时，顾颉刚考虑到抗战特殊时期的需求，如是鼓励知识青年：“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热血沸腾，欲报国而无所适从。我现在敢对他们说：我们之所以要抗战为的是要建国，而团结国内各种各族，使他们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彼时，各民族不分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英勇抗战，团结御辱，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年度《民族文学》上刊发了回族作家冶生福的抗日题材小说《白马东去》。这部小说从微观视角即一个回族青年的参军经历切入，讲述了勇猛的青海骑兵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经历。抗日骑兵师以原青海海南警备司令部所属第一旅为基础，合并驻防河西走廊的马步青部的部分官兵，并征调大通、互助、湟源三县的民团，由回、东乡、撒拉、保安、藏、汉等民族组成，共8000多人，这支多民族的地方军队，打击了局部地区敌人的嚣张气焰，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是在抗战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小说以骑兵师在河南淮阳一带英勇作战的历史事件为蓝本，描述了骑兵们浴血奋战的场景，感人肺腑，尤其是在小说结尾处，作为幸存者的战士决定对牺牲的战友们举行民族葬礼的场景，另外，回族战士为藏族战士寻找寺庙超度的场景也令人动容。

彝族作家罗家柱的《阿妹马帮》着眼于滇南马帮的变迁，通过一个青年女性施增美的自我成长，绘制出一幅多民族边地抗战救亡的磅礴历史画卷。其中，作家塑造了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除了女主人公之外，还有在不同情境和不同时期分别加入共产党队伍的父亲、三哥、四哥，尽管在小说里清晰可见“革命加爱情”的叙事线索，然而作家提供的边地题材和地方性知识又将这一主流模式加以淡化和消解，细节处理十分生动。

瑶族作家莫永忠的《火种》书写了瑶族地区抗日的往事。瑶家人的火塘原本是不会熄灭的，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火塘只好熄灭，再使用火石取火。主人公赵福民身兼数职，既是小学的教导主任，又是地下党，还组织去县城增援自卫队。火种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需求。小说围绕“火”展开，叙述了一个瑶汉杂居的村庄抗战的悲情历史。“赵福民从白米香手里取出两块带有她体温的火石，小心翼翼地搁进背篓里，搁进孩子的襁褓里。赵金猫安抚白米香说，孩子，盘王一定会保佑你和孩子平安无事的。”随后，赵福民就投入了战斗，直至牺牲。

抗美援朝题材的抒写在本年度也成为创作的亮点，比如蒙古族作家刘泷的《生死冲锋号》，从一位老兵的黄铜军号，缓缓展开其对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往事的回忆。当时年仅十七岁的他，担任了司号员，在阵地上仅剩下七名战士的时候，他们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到最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而这个铜号则成为老兵一生难以释怀的珍贵物件。

历史书写与家族史叙事

历史题材书写也是本年度《民族文学》所刊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苗族的第代着冬在《门神》中以陌生化的视角侧面描述了红军经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乡村时的场景，尤其是一个当地青年追随红军的历程，在作家的叙事中娓娓道来：青年的家人不断收到他从未知的远方寄来的信件，在云南、在贵州，而老父亲和弟弟则在山村一隅继续安静地生活着，他们的人生如同平行线，直到后来有人来收集红军的民间史料，那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信件才得以重见天日。土家族作家温新阶在《最后的抉择》中，讲述了一个湖北地主家庭和走向“革命”的儿子及其他家人之间的纠葛，与很多革命叙事不同的是，作家提供了一个反向的视角，儿子最后走向了反面的角色，而在个体家庭的传统模式中惯常被边缘化的女性形象——他的小妾，被塑造成进步角色，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其他同志的安全撤离。

白族作家景戈石在《长管手枪》中描写了1936年红军经过一座白族村寨的故事。小说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展开叙事，他和青梅竹马的邻居女孩一起读书、狩猎，然而土匪扫荡村寨并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在父亲和祖母的鼓励下，他们决定去参加红军，并将红旗插到了区公所的楼顶上。小说中多次出现围绕着寨子门前古枫木树的叙事，具有十足的象征意味。作家还穿插了许多与自然相关的场景，比如雪花、古枫木树、围猎等等，将边地生活的书写和历史事件结合得恰到好处。

另外还有蒙古族作家肖龙的《青烟》。作家以第一人称书写了一部蒙古族家庭的家族史，其中塑造了一系列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作为萨满的姥姥胡和鲁，如同浮萍摇摆不定却又积极参加“运动”的姨妈乌力吉，身份来历不明，神秘但又宽容待人的舅妈“嗨”（她没有名字和来历），以及不问世事只热爱羊群和自然的舅舅阿穆达。小说极具张力，以童年的“我”的视角设置了时间线索，名义上以舅妈的多次失踪为叙述的主线，实际上，作家在小说里运用了大量的民俗、象征与寓言，而这一切又与当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事件和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一个微观角度即村寨民众的日常生活经历来看待外界的风起云涌。

布依族作家王杰的《月光下的玉镯》从九十五岁的老人卜根去世讲起，回忆了他与老庚卜鸟，以及他与恋人周文秀之间的爱恨纠葛。卜根为保护周文秀免受继父侵害，利用老庚的身份抓捕了卜鸟，并在押送途中杀掉了他，并由此背负了杀人犯的名声，后半生一直活在村民的冷漠中。“我”作为离开乡村进城的年轻一代，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故事，并且见到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周文秀，最终得知他们在未曾聚首的情况下彼此和解。

满族作家修瑞的《旧闻报道》讲述的是一个中年人为了替作为抗日英雄的爷爷找回清白而四处奔走的事。尽管其爷爷和父亲早已去世，两代人都在坚持不懈为洗刷冤屈付出了安稳生活的代价。记者秦牧野成为这一追溯史料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他不仅查找档案，还走访了很多当年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最终追溯到了许家老人抗日义举的重要证据。小说的特色还在于复线的叙事，不仅折射出了当下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还糅合了精准扶贫等乡村社会较为常见的现实素材。

同样是书写战争，壮族作家陶丽群的《七月之光》以交叉叙事的形式书写了一个单身越战老兵老建的伤痕回忆：“岁月静静流淌，没有战争的漫长岁月，老建再也不是原来的老建了，原来的老建永远留在那场战争里，留在那个下雨的湿漉漉的异国傍晚里。老建在半夜的雨中陷入无边的痛苦，他不再是白天的他，这个老建是脆弱的，无助的，破碎的，他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需要一只温暖的手，安抚他孤寂的无处安放的悲伤灵魂。他靠着床栏杆，垂着头坐在黑暗中。黑暗带来的无助是更深的无助，黑暗带来的悲伤是更厚重的悲伤。”时间扭转到当下，老建收留了一个越南来的孤儿，孤儿只会叫他“爸爸”，这触碰到了他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此时，他青年时期的爱人也回到自己身边，人生仿佛又重新开始了。

彝族作家魏婕的《花街女》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印尼华侨在外受到排挤，归国在云南华侨农场务工的往事。作家设计了两个不同的场景来回切换，一边是华侨刚归国，被安排到云南傣族地区老乡家居住生活；另一边是在遥远的巴厘岛，描写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对排华法案的忐忑不安。作家不仅观照了华侨回国，傣族当地人的生命体验也被融入小说中，多元化的视角是其小说的一大创作特色。

现实主义书写：日常生活与“小人物”观照

关于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瓦特在其代表作《小说的兴起》中曾针对形式的“现实主义”与日常生活的摹写进行了剖析。回到中国语境，当代小说创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已经经历并完成了复杂多样的现代主义技法的冲击和洗礼，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观者不难感受到，现实主义的创作复归较为显著。在新的时代语境，书写个体生命的体验，同样是新世纪少数民族作家们关注的元素之一。因此，他们将写作内化在对小人物的观照和对带有地方性知识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实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叙事特性。

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用蒙汉双语进行创作，是蒙古族双语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家使用汉语创作的小说《狗事》，从动物保护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条流浪狗的经历。比起以往大开大合的叙事模式，《狗事》恰恰从日常生活的细节着手，讲述男主人公桑杰发现一只被大型犬追逃的流浪狗的事情，桑杰将流浪狗收留并命名为“花花”，“花花”没有安全感，还经常生活在被大型犬撕咬的风险之中，桑杰出于正义感，决定举报违反规定的大型犬主人，事情开始变得充满挫折且扑朔迷离起来，他通过朋友得知那个狗主人之所以飞扬跋扈是因为“上面有亲戚”，一场斗智斗勇的“战役”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设计了小区和狗肉馆一条街交替切换叙事的场景，其中不仅涉及动物保护这个单纯的向度，还牵涉更为复杂的伦理思考。比如，食狗肉民俗与养狗风潮之间的冲突，也映射了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的剧烈变化，也正是因此，这部短篇有着独到的人文意义。

瑶族作家光盘的小说《傍晚的告别》（外四章）将魔幻叙事和日常生活勾连起来，讲述了一系列关于养鸟人的故事。作品掺杂了较为真实的日常叙事和作者创作惯性的魔幻底色，既浸染了世俗生活中的黑色幽默，比如将普通人对于孩子高考的焦虑与对鸟价格的考量喜剧性地关联起来，也有与神巫相关的书写，比如巫师对养鸟人和鸟瘟的预言和刁难等等。这系列作品均以沱巴镇这一地理设定为圆心，围绕养鸟的题材展开叙事，描述了南方边地的风物和人性的复杂。

土家族作家秦风在《特殊陪伴》中，描写了一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女性邻居高大兰和梅三娘是如何在回归乡村生活之后达成了和解，偌大的山村最后只有这两位老人，足以彰显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尴尬处境；蒙古族秀兰的小说《神树的孩子》以神树和第一代老人的托梦为主题，描写了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纠葛，展示了蒙古族朴素的生命观和价值观。朝鲜族作家金昌国的《秋分》也讲述了两家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随着两家各自的小女儿遭遇了煤气中毒，作为普通工人阶层的两对父母，在情绪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艰难求生；仡佬族作家杨衍瑶的《醒来吧，孩子》铺陈了一个孩子经历了意外后在母爱的庇护之下奇迹般生存下来的全过程，在所有人劝母亲放弃的时候，母亲一直坚信会有希望；满族作家李伶伶的《城市里的地瓜花》叙述了从乡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女性之间的友情，尽管生活有着挫折、磨难和猜疑，但是温情战胜了这一切。满族作家夏鲁平在《雾岚的声音》中，讲述了一个平凡的乡村妇人，在漫长的时光中，是如何对待亲人和情感的，故事的开头作家着意营造的关于房产归属的紧张关系，经过儿子返乡与继母的单独相处，到了最后便自然而然消解了。

满族作家王开在《组焊工包全球》中塑造了一个敬业的组焊工形象，他和国外工程师围绕着焊接技术斗智斗勇，又要兼顾生病的老母亲和妻子，书写了普通人在奋斗的日常生活。回族作家马碧静在《花斑蟒》中书写了一群青春期的孩子在“花斑蟒”传说笼罩之下的校园生活，尤其对校园暴力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随着故事的发展，作者逐渐揭示出，施暴者本人也曾经是受害者，最终女孩们握手言和。

毛南族作家孟学祥的《远行客》中，四十多年没有回过故乡的老母亲，在爱人过世之后，坚持在儿子的陪同下，返乡看望自己列的名单上的人，一个个向他们道歉，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得到和解，同时也平复自己内心的困境；同样书写老人的内心世界，壮族作家凡一平的《韦旗的敬老院》彰显了人性的温暖，退休的警察韦旗一生中抓捕了很多罪犯，也见识了人间的悲苦冷暖，他退休后办了一家敬老院，这里既有出狱的年迈的罪犯，也有被害人的亲属、罪犯的父母等等，老人们的内心世界孤独而躁动，甚至出手围殴了韦旗。韦旗非但没有放弃，还总结了失败的原因，给予老人们更多的关爱和尊重。

侗族作家龙思韵的《鹏鸟》是一部都市题材小说，确切来说是深圳的城市书写，作家设置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婚恋故事，男方是在深圳出生的“深二代”，女生则是从外地来深打拼，除了生命个体的虚无感之外，还有两人之间自然的恋爱被裹挟了某些更加宏观而世俗的东西，让人无法脱身。

苗族作家戴小雨的《公鸡喔喔叫》关注的是一个较为封闭传统的乡村社区里留守老人和女性的生存状态。作家通过这一中篇小说，描述了隔壁两位留守老人之间的剑拔弩张、留守老人和儿媳之间的矛盾、外乡人和当地村民的紧张关系。最终，内心苦闷的儿媳带着对外界的向往和离开乡土社会的决绝，随着外乡人远去，而留守的老人们继续忍受着孤独和愤慨。作品还塑造了典型的“外来者”的人物形象，更加衬托出在地的老人们的无奈与感伤。

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是一位优秀的双语作家。其新作《他人的篝火》是本年度《民族文学》上刊发的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带有鲜明的个人写作风格。他这部较为日常口语化的作品取材相当丰富，维吾尔族的俗语被灵活地运用其中，另外，维吾尔族文学中对鲁迅作品的接受，维吾尔族文学作品的翻译，新疆各地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对于文学、历史的认知均被收罗其中。

彝族作家段海珍的《封山》以民族志式的书写介入到少数民族乡村的日常生活现场。在《封山》中，作家设置了一个矛盾的现场：古老的乡村传统和外界的伐树产业侵入之间的冲突。彝族有着独特的生命观和自然观，“祖灵”是这个族群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向度，小说中的主人公出身于毕摩世家，当外界商业化的伐树产业造成山里绿色的消失和连续的干旱时，他只有为树木招魂：“他梦见他和爷爷罗天才去给山下的主家招魂做法事。爷爷让他扎了草狗和草鬼，他熟练地一一用牲礼敬献了祖神和各路神灵。祈求他们保佑主家健康平安。敬献到树神的时候，阿波罗天才对他说，罗应山，你长大了就是我们梨花坳的大毕摩，你要守护好屋后的这片大山。大山是我们老祖先的祖灵地，我们老祖先死后的魂就住在松树林里。我们的小松树是有魂的，所有的树都是有魂的。树有树魂，人有人魂。树的魂不在了，人的魂就没有地方居住了”。

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以藏族题材小说为例

本年度《民族文学》刊发了一系列藏族作家的小说，我将这些小说集中在一起进行对比，试图以藏族文学在当下的发展和多元化创作为例，窥视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走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藏族当代小说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比如扎西达娃、万玛才旦等作家的创作。藏族作家雍措则在本年度发表的小说《深海》中延续了藏族小说的现代主义风格走向。作为康巴藏族作家群的青年作家，雍措近年来的写作经历了不断的转型，从《凹村》到《深海》，她逐渐隐匿了个体和族群色彩，而是走向了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一场在小酒馆里毫无意义却一直延续下去的对话成为叙事的主体，不免让读者联想起《等待戈多》这样的荒诞主义美学，而这部小说充斥的意识流书写又将话题指向更加深远的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探索。当然，与此相似的还有毛南族作家谭自安的《请你进来坐一坐吧》和回族作家马碧静的《大鱼》，《请你进来坐一坐吧》全篇仅仅关注了一对男性邻居的日常起居，采用意识流和写实交叉的手法进行书写，实则折射出这个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异化和共情。《大鱼》则是对一群因拆迁一夜暴富的青年人在一场漫无目的的聚会中的对话进行白描，从而折射出其内心的虚无。

回到藏族小说的书写，一些作家将目光投向更加写实的藏族地区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乏普世性的悲欢，也穿插了较为浓郁的藏族民俗。比如龙本才让的《一条沟，两眼泉》合理运用了大学生返乡等极具时代感的素材，描述了一对藏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外出求学的藏族青年，在毕业后回乡担任了小学藏文老师并遇到了心上人，他选择的对象，不是传统意义的门当户对，而是与其同龄，但中途辍学的女孩，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婚事显然遭到了全家人的极力反对，但他依然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原本平铺直叙的故事融合了家族史等元素，显得更为跌宕起伏，比如男青年的母亲在阐述反对的理由时，讲述自己的光辉家族历史：“我曲俄叁智家族，是个头顶上无飞过鸟，脚底下无流过水的。父系贵如金子，母族纯似海螺。可你卓果家呢，只不过是个从黄河对岸流浪到此地放羊糊口的，是在黑泉源头上撒了尿，得恶性黄水病的人。我可不要这类人的后裔！”而青年男女的反抗、内心的思想斗争也被作家描写得淋漓尽致，是一篇较为出色的中篇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藏族作家的小说中还出现了一系列较有特色的女性形象：班丹在《索珍提亲记》中塑造了另外一类母亲的形象，同样是为儿子的婚事担心，她马不停蹄地四处上门提亲，可是现实和她的想象相差甚远，与她和族人对年轻一代婚姻的设想似乎完全背道而驰，藏族传统婚俗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冲击，而索珍还对此一无所知，在一次次的受挫和碰壁中，她完成抑或说是经历着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去城里”，这样她的儿子才能更容易找到婚姻和归宿。在洼西的《太吉梅朵》里，作家从一个藏族儿童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个藏族乡村女教师的半生与出走，颇有意味的是，小说直面现实的个体困境，有大量的风物和心理描写，以此消解了作为常见的乡村教师题材小说的叙事风格，而塑造了一个更立体的人物形象，梅朵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私的形象，而是有着自己的欲望与无奈，她曾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份，但最终还是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在远方度过暮年。

不难发现，藏族作家们在描述民俗传统和现代性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两种不同的路径：空间的移动和时间的流转。比如，尹向东在《醉氧的弦胡》中构建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情境：在成都和草原之间，藏族老人是如何实现日常生活空间的转换？在草原，昔日的贡布是一个英雄般的闪光形象，而在成都，他却不能习惯城市的生活，依然心系原乡，最终还是返回了草原。这样的叙事显然是空间的移动，“草原”本身则成为理想化的、民俗传统完整的实体。而泽让闼的《新桃旧符》，设计了一个在城市工作的藏族三口之家，他们在县城机关单位上班，女儿看迪士尼的动画片，是充分接纳了现代社会话语的藏族家庭。作家围绕这样的场域，描绘了一群试图延续着传统的民俗生活的亲戚朋友的观念变革。比如，来家里诉苦的舅舅舅妈，为女儿的婚姻操心，两人各执一词，一方坚持“传统习俗”，另一方则看到了社会的变化，比如“母乳钱”“舅舅送亲”等习俗是如何演变的；而另外擅长“十三战神”祝酒词的叔叔则感慨在乡村生活的变迁：“看着祖辈留下来的土地变得荒芜，长满野草灌木，心里也不好受。牛马牲口成了累赘，接二连三全都卖了。没有庄稼，就没有饲料，很快连猪都没办法喂了。可笑的是，每次上神山，我们还念那些古老的祈祷辞，祈求神灵保佑六畜兴旺，可家里就剩一条看门狗了。有些人家现在连狗也不养了。要不了多久，恐怕村寨里连狗叫声都听不到了”。

何延华的《拉姆措和拴牢》描写了一对并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相依为命的故事，弟妹拉姆措嫁过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大姑姐拴牢精神有问题，她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丈夫长年在西藏打工，她独自承担了这个家庭的重担，决定带拴牢去附近工地打工，攒钱给她治病。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拴牢用生命救了她。拉姆措是一个朴实的藏族妇女，不仅关心如何挣钱养家糊口，在她目光所及之处还有更广阔的东西，比如对自然的敬畏。这部小说不仅体现了藏族民众对于生命轮回的认知，还体现出其自然观念，即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因此，多样性的心理描写是这部小说的亮点之一。

创作风格十分突出的，还有本年度《民族文学》推出的玉树作品专辑，其中小说类包括藏族作家秋加才仁的《遗失的故乡》和白玛的《棕色的白马》。当代藏族文学中，“行走”的主题十分常见，《遗失的故乡》也是延续了这一主题，以主人公周游草原为主线，“那个下午太阳温暖地照耀在草原，我朝着远方开始自己的征途，对于游牧人行走荒野般的草原是天生的特长，面对茫茫草原从来没有觉得恐惧和劳累。”这样的游荡是浪漫主义的，也是对草原的热爱。并且，主人公是经受过藏族史诗和经文熏陶的，在他的学习中，“格萨尔王的经历让我感觉到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是由住在天上的神灵，天空的年神，地上的山神，赞族，水里的龙族和人类共同构成了这个复杂美丽的世界。”这部作品偏向散文化的叙事，看似漫无目的的行走，其实指向了藏族对于自然和世界的思考。并且，很多私人化的体验穿插其中，比如写到男主人公身体的欲望，关于温泉的体验等等。

白玛的《棕色的白马》中运用了较多的藏族传统素材，由八十五岁的阿嗡的单方面的口述作为整篇小说的主要内容。当孙女问起过去家族里发生的事情，她的回忆缓缓展开，讲述了一生的经历与家族内部的爱恨纠葛。总体而言，从藏族题材创作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就可以窥视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重面向，也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族群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游走的多元创作走向。

当然，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语境下，还有很多新问题需要注意，例如，少数民族小说题材的多样性同样与作者代际的多元化相关，有很多80后、90后的青年创作者加入创作队伍之中，在题材的选择上既有宏大叙事的面向，也有私人化经验的可能性。另外，“流动”在全球化、现代性的巨大洪流冲击之下，始终在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作为一个大的命题出现，在本年度的小说作品中也不例外，正如前文所言，在少数民族作家的选材中，我们不难发现，纷杂的人物形象中，既有离开族群和村寨走向远方的“出走者”，也有闯入村寨的“外来者”，还有更多的离乡后归来的“返乡者”，第三类“返乡者”的形象则是以往少数民族文学中较少（至少不曾大规模）出现过的，而在本年度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的人物形象作为曾经出走现在意图或者已经“返乡”的形象出现，结合当下的时代语境，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新兴题材之一。总体而言，本文只是对2020年《民族文学》刊发的小说进行的纵览，而本年度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也有着更加广阔的场域，还有待读者发现与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