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英雄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塑造与文化解读
摘要：壮族英雄史诗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包括莫一大王、布伯、汉王、王曹、岑逊王、金伦王等，以男性形象为主。这些英雄形象的产生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壮族先民观念的转变、社会信仰的作用关系密切，史诗的叙事特征明显，稻作文化底蕴深厚。
关键词：壮族；英雄史诗；形象塑造；叙事特征；稻作文化
壮族作为中国第二大民族，分布地域广，支系众多，有着丰富的英雄史诗资源。《莫一大王》、《布伯》、《汉王和祖王》、《王曹》、《岑逊王》、《金伦王》等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对这些篇目繁多的英雄史诗进行整体考察、综合研究是壮族史诗与口头传统探索中不可跨越的重要内容。壮族英雄史诗分布区域广，民族文化特征明显，在人物塑造与叙事手法上有自身风格，反映着壮族先民所经历的不同社会制度发展，稻作文化底蕴深厚。
一、壮族英雄史诗的内容与分布
壮族英雄史诗篇目众多，包括《布伯》、《莫一大王》、《岑逊王》、《金伦王》、《汉王和祖王》、《麽王曹》、《特舜》等。它们常常被视为“复合型史诗”的一部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壮族的英雄史诗具备英雄史诗的一些基本特征，包括英雄的奇异诞生、成长、战斗及回归（死亡）等母题。壮族英雄史诗的传承具有地域与支系特点，如红水河流域流传有《布伯》、《金伦王》，柳江流域有《莫一大王》，右江流域有《岑逊王》等。
最为闻名的《莫一大王》主要流传在红水河、柳江流域等桂中、桂北的地区，主要包括寻牛吞珠、智斗皇帝、入京当官、以手压日、竹鞭赶山、种竹养兵、箭射京城、草木扎兵、不屈飞头、变蜂复仇十大母题，讲述了莫一大王与皇帝抗争的悲壮之举。史诗里说，莫一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他长大后跳下龙潭找父亲的尸体，看到父亲变成的水牯牛。他吞下水牯牛给的珍珠，从此力大无比。莫一后来成为皇帝手下的大王，白天到京城上朝，晚上骑神马回家乡。皇帝发现了他有神力，怕他威胁到自己的王位，就想除掉他。莫一大王跑回家乡，用竹鞭赶石头阻挡皇兵。莫一大王在竹节里藏着神将神兵，又在山洞里用草扎起兵马，无奈被母亲说破，兵马都无法变活，石头也停止了滚动。莫一大王用三支竹箭射往京城，第一箭射到城中，第二箭射到宫门，第三箭射中皇帝的洗脸盆，遗憾的是没有把皇帝射死。莫一中了皇帝的计，被抓住了。他被砍了头，却没有死，头却在空中大骂皇帝和皇兵。后因其母说破人头断了不能活，才死去。莫一大王的头变出了地龙蜂，到京城蛰瞎了皇帝。相似的情节母题还出现在岑逊王、金伦王等英雄人物的史诗篇章中，可被视为莫一大王史诗的异文叙述。
流传在桂中一带的《布伯》，讲述了布伯与雷王斗争的过程。布伯是布洛陀的徒弟。雷王嫌人们献祭的贡品太少，降下三年大旱。人间土地龟裂，水稻颗粒无收，人们生活苦不堪言。人们请布伯求雷王降雨。没想到雷王依然不理睬人间的苦难，只顾自己在天上贪图享乐。布伯一气之下，举着斧头到天上找雷王算账。雷王害怕布伯的斧头，答应第二天降雨。没想到布伯一走雷王就变卦了。雷王派兵遣将前来劈不到布伯，就自己亲自上阵，“雷王举斧跳出点，大地九天都震荡。闪第一下到云头，闪第二下到半空，闪第三下斧猛劈，左摔右滑脚朝天。跌落檐下身未起，布伯已跳到近旁。双手一扬网一撒，撒开收拢捉雷王。”雷王在院子里变化成公鸡、懒猪、骏马和水牛，都被布伯识破，抓住关在谷仓里。布伯的子女伏依兄妹可怜雷王，给他喝了一点猪潲水，雷王恢复力气就逃回天上。他气急败坏地放水淹没世界，布伯坐着打谷槽去找雷王，恰巧雷王正伸出一只脚来丈量水位，布伯“咔嚓”一斧就把雷王的脚砍掉了，吓得雷王只好躲到金坛里保全性命。洪水过后，人类灭绝，只有伏依兄妹藏在雷王牙齿种出的葫芦里躲过一劫，二人结为夫妻重新繁衍人类。布伯也变成了天上的启明星。
《汉王与祖王》流传在右江流域与云南文山地区，也是壮族英雄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史诗中说，汉王与祖王为同父异母的两兄弟，汉王受到后母和祖王的排挤与欺负。二人分家时，祖王抢去了好田好地，占去了大水牛、健壮奴隶、好房子，还拿走了宝印、铜鼓、金银珠宝等。汉王和祖王由此结下冤仇。汉王逃进山林，又逃到交趾，带兵回到祖王的地盘攻城劫寨。祖王说父亲病重，汉王被骗回家。祖王设计要把汉王谋害于井下。汉王幸得水神图额与雷王搭救，去到了天上。汉王在天上与祖王斗法，最后靠疾病使祖王屈服，获得胜利。汉王接受祖王的贡品，“让做贡品给（汉）王，让做祭供给兄长”。汉王从此就在天上，不再返回人间。
流传于右江一带的《麽王曹》叙述了王曹如何成为“鬼王”的。史诗中说，王曹是水神图额与女子的孩子。王曹自出生起就住在外婆家，常年受到欺负。王曹到水中找到父亲。父亲给了他上万兵马，杀死了欺负他的郎章。王曹受官府调遣去攻打外地，虽然恶兆连连，他还冲锋陷阵，最后因拔不出刀而被杀害。王曹死后就成了鬼府中守水域之王，统管遭遇刀枪杀害的亡魂。
壮族英雄史诗的内容较为丰富，区域性特征明显，篇幅显得较为有限，以数百行到数千行到规模为主。有的英雄史诗又与创世内容结合在一起，比如《布伯》。具体来看，壮族英雄史诗塑造了一系列个性较为鲜明的英雄人物，对他们的征战、抗争等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刻画，突出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风格。
二、壮族英雄史诗的形象塑造与叙事特征
壮族英雄史诗的各类形象塑造具有突出的民族文化特点。英雄的外貌特征并非十分突出。各个史诗篇章对英雄及其对手的描述仅限寥寥数语，很难窥其全貌。叙述往往抓住人物的一些突出特征进行概括。比如莫一大王，吞了珍珠之后力量大增，徒手能拉倒大树，走路脚生风，能踏崩石头。布伯则是布洛陀的徒弟，像布洛陀一样有智慧，能上天入地，与天上、地下的神祇相沟通。汉王以忍让祖王、孝顺父亲的性格特点让人印象深刻。王曹则以倔强勇猛见长。听众对于英雄人物的认知，更多地是通过史诗中他们的各种行动来实现的。
在壮族英雄史诗中，主角的身世往往比较悲惨，但又带有神圣的光环，以此彰显了他们的特殊性。比如莫一大王，父亲被催粮的官员打死扔进了深潭之中。深潭之中，他的父亲是一头水牯牛。汉王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后母来后生下弟弟，他不但被欺负被排挤，失去了大儿子应有的继承权，还差点连命都丢了。王曹的母亲与水神图额相恋，生下王曹。但王曹一生下来，父亲就不在身边，长期被外婆家的人视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甚至是“野种”，连打猎分肉的资格都没有。这些英雄不幸的身世与隐藏的神圣光环，为后面的情节埋下了伏线，成为叙事的一种张力，使得听众对于英雄未来的建功立业、伸张正义等行为充满了期待。
壮族英雄史诗多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叙事手法。史诗一开始对主人公身世与不幸经历等的描述，通过他们自我的英勇行为得到了补偿，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莫一大王主动寻找父亲，获得珍珠，吞下后变成了力大无穷的人，以此当上了大王。他的神力，不但帮助他自由往返于京城与家乡，还可以把太阳压下去，拿着鞭子赶山，用竹子与茅草造兵马。他从一个受人欺负的对象变成了众人崇拜的英雄。他与皇帝斗智斗勇的经历，更让长期受压迫的人民拍手称快，成为正义的化身。布伯一开始设坛向雷公求雨几次未果，他也并不继续当懦弱鬼，而是推倒雷王的塑像，提着斧头就上天去找雷王算账，英勇果敢大快人心。他不但敢于逼迫雷王降雨，还做足了准备，与前来寻仇的雷王打斗起来，最终将雷王捆起来，关进了谷仓。汉王不但没分到什么家产，还被祖王逼得家破人亡，躲进森林。祖王继续陷害他，他只好独自一人跑到交人的地盘去。让人解气的是，他在那里有了兵马，时常回来攻城劫寨，弄得祖王心神不宁。祖王设计要害死汉王，汉王却也得到雷王与图额的搭救，上天继续与祖王对抗。王曹从父亲图额那里获得弓箭、象皮旗与兵马后，回到外婆家，杀死了欺负他的人。并以骁勇善战被官府看重，调遣他去打仗。英雄的行为转变了史诗篇章开头令人压抑的描述风格，自身的杰出才干、无所不在的神力相助，使得他们可以自由地伸张正义、依仗神力完成复仇行动，获得人间的功名。由此，英雄史诗中的叙述实现了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
壮族英雄史诗中英雄与对手的斗争，多以“斗法”等形式出现，带有巫术与民间宗教仪式的影子。与北方民族英雄史诗中对于大量征战细节的描绘不同，壮族英雄史诗对英雄与对手的斗争描述，让人感觉到更像是民间宗教仪式中的“斗法”。如莫一大王通过压日、做泥靴等手段，来对付皇帝。在对抗皇帝的过程中，莫一大王赶石、竹节养兵、茅草扎出兵马等，都带有壮族早期造物与民间宗教观念的影子。由于母亲说破真相，他自己也没能复活。
布伯与雷王的对抗，斗法的特征更为明显：“布伯听见雷公怒，拿网檐下等雷王。雷王举斧跳出殿，大地九天都震荡。闪第一下到云头，闪第二下到半空，闪第三下斧猛劈，左摔右滑脚朝天。跌落檐下身未起，布伯已跳到近旁。双手一扬网一撒，撒开收拢捉雷王。布伯拍手哈哈笑：‘看你雷魔回天上？’雷王马上就变化，变做公鸡把头扬。布伯立刻就识破：‘拿谷喂你好来当（右边立刀旁）。’雷公第二又变化，变做懒猪往下躺。布伯便叫伏羲儿：‘铁钩钩住送屠场。’雷公第三又变化，变做骏马把头昂。布伯立刻又问儿，‘配上马鞍骑它逛！’雷公第四又变化，变做水牛角弯弯。布伯又叫伏羲儿：‘你拿绳子穿鼻梁，雷变水牛我也杀，雷变骏马我也当（右边立刀旁）。’”雷王四次变化均以失败告终，被布伯抓住关进谷仓。这种变化，考验的是布伯的火眼金睛，与民间宗教的仪式法术有关。汉王被雷王接上天，让雷神三年不下雨惩罚祖王，祖王靠在山谷田里种稻顶了过去。汉王让雷王连下三年大雨，祖王用二百艘船度过灾难，汉王派下老虎和野狸去咬祖王的水牛和男孩女孩，祖王请来布麽施法，让老虎野狸自相撕咬。汉王派野猪、黄猄等去糟蹋祖王的田地，被祖王的猎狗抓咬，被祖王的网套抓获。汉王派蚂蚱和卷叶虫去咬禾稻，祖王派女人把它们全部赶杀。汉王派千军万马来围城封寨，祖王派出五十万兵马应战。汉王造瓢泼大雨冲桥毁路，祖王用铁铲疏通排水，烧起火堆。汉王得到玉皇和花婆的帮助，造出各类疾病，使祖王的家人染上天花、麻疹、疥疮等疾病，祖王招架不住。汉王又制作了柜子，把星星月亮和太阳都装起来，世间黑蒙蒙的一片死寂。汉王造法术，祖王拆招数。直到汉王造出疾病，夺取光明，祖王才无能为力。史诗《麽王曹》里也有类似法术的痕迹。王曹拿到父亲图额的宝剑，刀口向上一举死几百人，刀口往下一摆死几千人。在出征时，王曹几次鸡卜卦都为凶兆，他却还冲锋陷阵，奋力杀敌。不料战马不前，刀剑拔不出鞘，战亡沙场。总的来看，壮族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的活动之中常伴有巫术或民间宗教的理念或行为。这是壮族悠久的民间信仰传统决定的。
壮族英雄史诗多以英雄的悲剧或矛盾的调和结束，强化了人们对英雄的同情与追思。《莫一大王》里说莫一大王被砍了头，最后还是没能活下来。他的头变成的地龙蜂，把皇帝赶出了壮族地区。这种悲歌结局，让人保留了对莫一精神永存的怀想。《布伯》里，布伯在滔天洪水中还要骑着（石龙，上下结构）上天与雷王作战，砍掉了雷王的一只腿，最后牺牲变成了天上的启明星。王曹也是因为战场上无法拔出刀剑而被敌方杀害，变成了水域的鬼王。汉王虽然依靠雷王和图额躲过了祖王加害，最终逼迫祖王向自己进贡认罪。但他也并没有返回故土，重新伸张自己的继承权，而是留在天上做了王，并不是一种团圆完美的结局。他们的结局虽然多以死告终，但壮族人民依然希望自己英雄没有远离，故而让他们以神、鬼以及天上星星等多种形式继续活在人们心里。英雄留下的缺憾结局，成为壮族英雄史诗的悲剧基调。
壮族英雄史诗中的英雄行为十分多样化，有的已带有较强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的则单纯表现出早期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色彩，没有出现过多的价值评判。如汉王被祖王加害之时，逃到交人的地方，有了兵马之后又回来在祖王的地方攻城劫寨。在上天之后，想尽一切办法制造洪水、干旱、病虫害等报复祖王，通过打垮祖王及其家人来迫使后者投降。王曹受到欺负后，率领了父亲的兵马，便向四处进攻，“王曹开战第一天，王曹得了三十匹马，王曹开战第二天，王曹得了五十头牛，拿回卖了养母亲，一日攻打一两（个）州，打死了郎章”，杀死了欺负他的郎章还不够解气，王曹还要去攻打外公外婆家，把他们都杀灭。幸而有人劝说，他才没有继续进攻。莫一大王岁入官做了皇帝的大王，依然我行我素，往返于京城与家乡之间。可见，英雄史诗的核心内容，产生时间较早，故而农业社会稳定后产生的各种社会伦理观念并未完全适用，人们崇尚孔武有力、聪明智慧的英雄，并以此为榜样，暗含着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
综上所述，壮族英雄史诗篇章虽然篇幅有限，有的还与创世史诗内容存在交叉、融合等情况，但它们的英雄形象塑造得较为鲜明，英雄以征战、斗争来试图赢取胜利的意图十分明确。与壮族其他文学体裁不同，英雄史诗始终弥漫着一种悲剧英雄的底色。叙事不以人物外形塑造为重点，主要以刻画人物的某些突出特征或行动见长。
三、壮族英雄史诗反映的社会文化与制度发展
壮族英雄史诗保留了壮族先民社会的图腾崇拜的痕迹。壮族先民的图腾崇拜主要有十二国、二十六部族的图腾神祇，包括鸟、图额、雷电、老虎、牛、马、羊、榕树、樟树、竹子等。壮族先民不同的氏族、部落分别以这些动植物为图腾，以区别于其他部族。“天下二十六个部族，一个部族不同于一个部族，一个部族叫声像水牛，一个部族花纹像马蜂，一个部族说话像青蛙，一个部族咩咩叫像羊，一个部族吼叫变图额”。莫一大王的父亲是一头水牯牛，而“莫一大王”的“莫”在壮语里为“牛”之意，“一”为“首领、第一”之意，“莫一”即为“牛的首领”，这一英雄人物形象中有着壮族先民牛图腾崇拜的痕迹。莫一大王多以竹子作为武器，养竹兵、做竹剑，有深厚的竹崇拜基础。英雄王曹的父亲是水神图额。图额说自己本性是“黄牛”，是“天鹅”，他回到水中时，给王曹留下了弓箭，让他可以通过弓箭来认父。图额是壮族先民图腾中的重要一支，它是个意念中的复合神，以鳄为主体，兼有犀牛、河马、天鹅等多种动物形象。《淮南子·原道》有云，昔日“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披发文身，以像鳞虫”，《汉书·地理志（下）》又说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蛟龙即壮语里的图额。汉王也带有图腾的色彩，“汉”在壮语里原是鹅、雁的通称，后引申出天鹅的意思，“漢王”也就是天鹅王的意思，是天鹅图腾的代表形象。汉王又得到雷神与水神图额的救助，反映了信仰不同图腾的氏族之间的协助与合并。雷也曾经是壮族先民图腾崇拜中的重要一个。雷王掌管天界，掌控雨水，他派儿子青蛙作为使者到人间视察民情、通天界，以确定降雨等事宜。青蛙后来也成为壮族图腾崇拜中的重要一支。“雷图腾后来与鸟图腾合而为一”。
壮族英雄史诗反映着以奴隶制为主的特定时代与社会特点，英雄形象的出现是时代崇尚武力的产物。壮族先民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后，负责管理氏族公社事务的头人以男性为主，并一直延续下来。到晋代，岭南诸僚“有（铜）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都老”，在现代壮语中是“大首领”的意思。直到解放前，壮族地区“都老制”仍广泛遗存。有部族，就会有部族战争，“攻贼得母牛，攻㟖得公牛。得白脸男奴，得红脸女奴。大祖公得牛，小祖公得奴。”这种频繁攻击、相互掳掠的情形，明显是对奴隶社会初期掠夺战争的描写，是奴隶社会形成的必经阶段。这与历史记载也相吻合。距今3000年前（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壮族地区处于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发展阶段，正迈入东方奴隶制的门槛。各地部落林立，各治其业，互不统属。从汉文古籍上看，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分布的地区，曾经有过瓯、骆（路）、仓吾、损子、产里、句町、濮、夜郎、毋敛等部族。依《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所引臣瓒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在氏族时代中，种姓是以图腾为标志的。部落之间兼并战争频仍，一些小部落逐步被实力较强大的部落所兼并，也有一些弱小的部落相互联合起来，以对抗强大部落的兼并，逐步形成以西瓯、骆越为核心的强大壮族先民部落群体。如前所述，壮族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并没有受到后世较为固定的农业社会道德标准的约束，而是依仗自己强大的武力，攻打城寨，掠夺资源，对曾加害自己的人进行报复，甚至还要杀掉母亲家歧视自己的亲人，以彰显自己的力量。
除了对奴隶制社会的反映外，史诗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都有所反应。比如王曹从母居，不知其父为谁，这是早期母系社会的映射。王曹被人骂作没有父亲的孩子，可见从父居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王曹形象的雏形或在母系向父系社会转变的阶段就已出现。王曹横冲直撞，到处攻城掠寨，要杀掉母亲家的人，有人提醒他不能杀母亲的亲人，他就放弃了。可见，史诗反映了基于农业社会的亲属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已经逐步形成。莫一大王接受皇帝的任免成为大王，出入于京城之中，反映了壮族先民已进入接受中央封建王朝领导的历史时期。
综合来看，壮族英雄中蕴含着壮族早期社会的丰富信息，隐喻了壮族先民不同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刻录下他们曾经历母系、父系氏族社会以及奴隶社会初期的历史进程，综合反映了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诸多情形，包括父系取代母系社会、部落战争、越巫活动的兴盛等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壮族英雄史诗具有了丰富深刻的内涵。
四、壮族英雄史诗的稻作文化底蕴
壮族英雄史诗根植于壮族悠久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具有明显的稻作文化色彩。壮族先民作为历史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其种植水稻的历程可追溯到一万年前。在稻作生产生活的涵化之下，壮族人的性格以细腻稳健、耐心坚韧见长，兼以绵里藏针的特点。悠久的稻作文化传统对壮族英雄史诗的形成有着全方位的影响，也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展示。
壮族的宗教文化是稻作文化生活的伴生物，壮族英雄史诗沁润着壮族的民族民间宗教思想，与各类宗教仪式关系密切。如对莫一大王的庙宇曾在桂中地区颇为盛行。《莫一大王》在师公教大型仪式上演述，采用七言排歌体形式，押腰脚韵。《布伯》也用于师公教仪式之中，伏羲兄妹被视为人祖而相关祭祀庙宇兴盛。无论是莫一大王还是布伯，他们在史诗中的形象塑造也带有师公教神职人员的特征。莫一大王可以用鞭子赶山，用法术造兵马，后因被母亲戳穿而失败。在史诗《布伯》的开头，布伯就应百姓请求，设坛向雷王求雨。史诗《汉王和祖王》、《麽王曹》都出自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的经文抄本，在殇死者的赎魂仪式上演述，以史诗内容解释后世要敬奉汉王、王曹的由来，并向他们讨要死者的灵魂。有的英雄史诗常见用古壮字书写的宗教手抄本。可见，壮族英雄史诗的流传主要依托于民间宗教信仰的体系。
壮族英雄史诗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出现的神祇及发生的事件等，都带有稻作农业社会的文化特征。《莫一大王》是以农家之宝——水牛为图腾演绎出的奇幻史诗内容。莫一的父亲死后变成一头大牯牛，赋予了莫一大王特殊的力量，让他像牛一样力大无穷。莫一籍此当上了大王，最终成为反抗者的先锋，成为壮人心目中崇高的英雄。至今，壮族人民依然有在四月初八过牛魂节的习俗。这一天，人们给牛放假，并为其赎魂。种植水稻，要满足田地的用水需求。雷神与水神的形象塑造都是对自然现象的提炼与总结。《布伯》中的雷王是壮族先民塑造出的自然之神，又被称为雷公、雷婆、雷祖等，在民间有男、女两种形象。壮族人说“地下舅公大，天上雷公大”。雷王统管天界，调风遣雨，故此格外受到重视。壮族的雷神青蓝色的脸，能发出闪电的眼睛，鸟嘴，背生两翅，鸟脚，但整个身体却是人形的，他右手拿斧，左手握凿，爱管人间善恶，形象融合了鸟图腾的痕迹。在红水河流域，有时电闪雷鸣之后，暴雨会冲刷出石器时代古老的石斧，当地壮人不了解其中原因，以为石斧为雷公施雨后留下的神斧，称之为“雷公斧”。布伯与雷神相斗，是壮族先民敢于挑战自然、为进行稻作生产与自然抗争的象征。在史诗《汉王和祖王》中，汉王所施行的法术，大多是和农业生产生活相关。他试图通过摧毁祖王的稻作农业基础，达到战胜祖王的目的。
壮族英雄史诗具有深邃的稻作文化底蕴，充盈着各种稻作意象，立体地展现了稻作生活的多个层面，凝聚了稻作民族的集体智慧。它们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影响巨大，是壮族口头传统中的璀璨之作。它们用瑰丽的想象、曲折的情节、宏大神秘的意境和优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壮族英雄的事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驾驭自然的悲壮历程和豪迈气概。从他们的活动中尚可辨认早期稻作农业生产生活的真实情况，在宏大的叙事场景中时常闪现出早期稻作文化的艺术之光。
综上所述，通过对《莫一大王》、《布伯》等篇章的剖析，可以看到壮族英雄史诗具有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与艺术表现手法，人物的塑造主要依靠对其某个特征或行为的突出描述与赞颂，形象描绘不突出。史诗普遍呈现出悲剧的壮美色彩，耐人寻味。它们还反映了壮族先民曾经历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变化，并保持着稻作文化传统的底色。
作者简介：
李斯颖，女，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