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得主冯娜在2020年出版的诗集《是什么让海水变得更蓝》里，写下这样的诗句：“人们总向我提起我的出生地/它教给我的高音，至今我还没有唱出/那音色，像坚实的松果一直埋在某处/夏天有麂子/冬天有火塘/当地人狩猎、采蜜、种植耐寒的苦荞”（《出生地》）这位白族诗人笔下的故乡日常生活，包括藏、彝、普米等不同民族的民俗传统，彰显了多民族聚居地的生活经验，这恰恰是2020年民族文学中较为明显的话语特质。

2020年的确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民族文学来说，也是如此。读者不仅可以看到民族文学创作对现实主题、历史叙事、民族风物的关注，而且能体味到与新时代语境相关的创作流变。笔者以“多元一体”注释2020年度的民族文学创作。

1 围绕抗疫主题的奋力耕耘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给全人类带来了突如其来的痛苦与灾难，广大作家、诗人积极开展抗疫主题创作，用心用情推出一批真实感人、鼓舞人心的抗疫主题作品。对于民族文学创作者来说，对疫情的观察思索同样激发了他们奋笔疾书。抗疫题材作品不仅是见证抗疫斗争的表达，也包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切情感。

“哦！世界！今天的中国正在全面打响的是一场捍卫人类的战争/旋转的地球就是一个家庭，当灾难来临，没有旁观者/所有的理解、帮助、哪怕道义上的支持会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巨大的力量。”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这首长诗《死神与我们的速度谁更快》为一气呵成的创作，既是有感而发，也是其一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的文学理念的体现。

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在《民族文学》上发表的诗作《新年，与子书》中这样写道：“孩子啊！纵使此刻，我已泪流满面/还得面向春天，努力说出——/‘人世温润，踏歌徐行。’”索木东的个人创作史中，甘南是其书写的核心地理意象和精神地标。然而在2020年的诗歌创作中，他选择由甘南这一特定的地理场域转向对全人类的观照。

蒙古族作家苏笑嫣选择了更为直面现实的题材——在武汉，人们如何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在小说《肺炎之“年”》中，她塑造了若干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在其笔下，武汉“封城”前后若干个互不相识的同城人的遭遇被串联起来：一个不明病因的白领，一个坚守职位的护士，以及不仅仅为了生计更为了帮助别人的出租车司机。当新年的钟声响起的时候，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逆行者们无所畏惧地行走其中……

彝族作家吕翼立足于西南彝族村寨的地方性知识，将本民族的自然观、民俗传统与抗疫巧妙编织在一起。在小说《逃亡的豸尼貀》中，吕翼描述了“父亲”（毕摩）在听闻远方疫情之后所作的仪式。他听说不仅儿子生活的城市，还有更远的地方甚至国外也遭遇了疫情，于是这位质朴的老人找来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仔细察看，“用牛角卦压住冷风吹起的边角，俯下身子，细心地看了一回。我想他是在找马腹村的位置，找金沙江、长江流过的位置，找三峡、沙城和砥屿社区的位置，再找中国和甚至更为辽阔的地方。”小说开放式的结尾喻示着村庄防疫工作的全面开展，“父亲”也将尽己所能参与其中。

回族作家段弋在《工钱》中讲述了云南澜沧江流域一个边地小城的抗疫故事，并塑造了一位坚忍的傣族女医生形象，体现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内核。

2 脱贫攻坚第一线的纪实书写

近年来，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主题也频繁体现在民族文学作品尤其是报告文学、中短篇小说之中，在2020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作家们行走大地，深入乡村和脱贫攻坚第一线，书写火热现实的成果。

彝族作家阿克鸠射多年来以记者、公务员、文学创作者的多重身份关注阿土勒尔村（悬崖村），并且创作出了《天梯——来自大凉山阿土勒尔村的脱贫攻坚故事》《悬崖村》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悬崖村》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另外，阿克鸠射与作家胡正荣合著的长篇小说《逐梦彝乡——索玛花开的地方》，以精准扶贫为线索，讲述了一位汉族乡干部退伍、经历汶川大地震、抚养地震孤儿成长等过程的故事。

回族农民作家马慧娟的新书《走出黑眼湾》聚焦西海固的移民搬迁故事。马慧娟从万千搬迁移民中采撷了十来个人的故事，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悲欢离合讲述中国农民扶贫搬迁背后的琐碎、碰撞和惊喜。比如她写的1983年第一个搬离黑眼湾的高万仓，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搬出了大山，却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想回来；写当年只背了一床被子到芦草洼的穷小伙子马万成，如今已成了小有名气的老板；写连续3年高考失利、老婆出走的马慧宁，在找妻子回家的路上也找到了自己的出路。透过这些乡人之口，作者勾画出了中国农民憨厚朴实、百折不挠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瑶族作家红日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品《驻村笔记》，既是一份精准扶贫“档案”，也是以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干部身份写作的“回忆录”。从2015年起，红日来到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黄金镇寺门村，并在罗城一个偏远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其间他多次实地调研，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之后，红日以亲身经历为蓝本，将40万字的见闻素材经过整理、提纯和艺术加工，形成15万字的长篇小说。

毛南族作家谭志斌的《荒园逸事》侧重讲述贫困户自身的奋斗，扶贫干部的援助犹如春风化雨；侗族作家石庆慧的《女人树香》将少数民族女性树香的经历和“我”作为扶贫干部去帮扶树香男友一家的经历交叉进行书写，极富张力；维吾尔族作家热孜古丽·卡德尔的《星光灿烂》从一个青年女性的角度出发，去看待男友为精准扶贫驻村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苗族作家向本贵在长篇小说《两河口》中讲述了武陵山区的少数民族村寨在脱贫过程中的转型历程。

3 日常生活与历史叙事中的共同体意识表达

2020年，部分民族文学创作依然延续了以往的两大题材：日常生活和历史叙事。

在日常生活叙事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创作者各有侧重不同的描绘：蒙古族作家周静在《落叶黑土》中，围绕炕的意象，讲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日常生活；藏族作家秋加才仁在《遗失的故乡》中，描述了游牧人、帐篷、塔嘎、奶茶和糌粑这些较为典型的藏族聚居区日常风物，延续塑造了藏族当代文学中常见的“行走者”或者“漫游者”形象；侗族作家龙章辉在《被割裂的故乡》中，描述了自己和故乡之间割舍不清却又倍感疏离的复杂情感……所有这些融合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生活图景。

在历史叙事方面，2020年民族文学创作不仅有对各民族历史的回望与咏唱，更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和表达。

回族作家冶生福的抗日题材小说《白马东去》，从一个回族青年的参军经历切入，讲述了勇猛的青海骑兵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彝族作家罗家柱的《阿妹马帮》着眼于滇南马帮社团的变迁，通过青年女性施增美的自我成长，绘制出一幅多民族在边地抗战救亡的历史画卷。作家塑造了一系列特征鲜明的人物，并且融入了“革命加爱情”的叙事线索，然而作家提供的边疆题材和地方性知识又将这一叙事加以淡化和消解，细节处理十分生动。此外，瑶族作家莫永忠的《火种》书写了瑶族聚居区的抗日往事；苗族作家第代着冬在《门神》中侧面描述了红军经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时的场景，着重讲述了一个当地青年追随红军的历程。

2020年民族诗歌的历史叙事表现也十分亮眼。诗人们笔下展示出不同的民族传统、民俗叙事，注入了大量相关的历史学或民俗学元素，将日常生活、行走经验与地理景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塔吉克族诗人阿布都热依木·努肉孜在组诗《诺鲁孜之声》中，运用了诸如石头城的意象回顾民族历史传统；苗族诗人吴兆娥在《醉了，就唱哭嫁歌》中揭示了全球化洪流之下现代性和乡村传统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2020年民族文学创作者们不仅延续了对民族地区地理景观、历史传统、日常生活的书写，还将视角延伸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这一点尤为可贵，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学层面的重要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