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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文联干部、作家徐光文的驻村日记《走出大山》，是一部以微观角度切入扶贫工作现场，通过细腻、生动的个人叙事来参与脱贫攻坚主题的作品。全书以“日记的形式，散文的笔调”，通过百余篇日记短文，记录了作者从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在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老庄村的蹲点扶贫工作。这部看似流水账式的作品，似乎只能被定义为“工作日记”，但仔细阅读，又会被书中的一篇篇文字所打动，体会到附着在平实、质朴叙事背后的“文学性”。

书中日记内容几乎涵盖了农村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如统计基本数据、调研扶贫车间、调研绿色养殖合作社、组织畜牧专家讲解养殖知识、参加脱贫攻坚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组织农户外出学艺取经、组织易地搬迁、动员适龄学生入学、筹集图书、接受上级验收、走访农户、调节矛盾纠纷、给山村的孩子上书法课……通过这些具体的工作，读者既能了解脱贫攻坚这项民生工程的宏大与浩繁，也能看到扶贫工作的不易和艰辛。因此，这些记录脱贫攻坚工作的过程性史料，也成为这项伟大工程的见证。作者的记述从工作实际出发，只写具体的日常工作及其感受，避免了主题先行和人为拔高，写得非常接地气，保持了叙事的生动性和鲜活性，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书中每篇日记都穿插了一段写景文字，这些文字通过三言两语的轻描淡写，交代了季节气候、天气、眼前的景色。这些文字看似是闲来之笔，实际发挥着浓缩的“文学性”能量，在表达作者的心情、总结工作的得失等方面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本书的文学性还体现在语言特色上，全书中的语言表达始终与“日记”体裁相吻合，简洁、明了，口语化、生活化、接地气，以叙事为主，抒情的分寸把握得非常适度。读这部作品就如同在与一位扶贫干部拉家常，令人感到十分亲切、自然。作品还描写了东乡县的一些民俗，使用了当地方言语汇和谚语，例如“东乡平伙”“抓大头”，东乡族婚礼上的“戏公婆”等。这些地方文化元素的融入，不仅使作品叙事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增强了文学色彩，提升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徐光文“扶贫干部”的身份决定了他不仅与扶贫现场“零距离”接触，而且以一种完全“融入”的状态置身其中。他的写作内容不是闭门造车构思出来的，而是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他笔下涌现的，可以说全部都是“素材”，而非故事。他所呈现的是原汁原味的扶贫生活本身，是一盘盘带着泥土气息、未进行任何烹调加工、未加任何佐料的“山野菜”。比如《群众利益无小事》，作者在暴雨后勘查马哈如给家坍塌的房屋地基、排查农户住房安全隐患时，心中充满了焦虑与担忧；《扶贫日：我们在一线》一文，简洁地列出了扶贫干部从清晨到深夜的作息时间表，反映出工作的强度之大。通过这些素材，作者还原了扶贫工作现场的细节，呈现了那些最质朴、纯真的东西。可以说，“现场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

书中也有一些抒发情感的文章，包括亲情和个人心情。这些文章紧紧围绕扶贫干部“舍小家，顾大家”这一普遍的工作生活状态，从个人的经历出发，映射出扶贫人的大局意识和人民情怀。例如《月到中秋分外明》，“我”在中秋节前的深夜加班，当看着一轮明月时，想起了父母的身影、妻儿的脸庞，不禁泪湿眼眶。这些文字穿插在工作叙事中一带而过，虽简洁扼要，但感情真挚，场景感人，将扶贫干部的日常喜怒哀乐表达得非常自然，毫无造作之感。此外《袜子上磨了个大窟窿》《吃午饭》《乘车》《洗头》等篇目描写了扶贫干部的驻村生活状态，尤其是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窘境，表现了乐观积极的心态，其中还有一些苦中作乐的谐趣意味。作者通过这个一步步饱满起来的“自我”形象，写出了他身后的扶贫干部群像，写出了这个群体普遍的工作感受与精神面貌。更进一步说，《走出大山》生动书写了扶贫干部在工作过程中经受的困难、挫折以及喜怒哀乐，也写出了他们在多方面所付出的的代价，更写出了他们的吃苦耐劳、责任担当和充满希望、奋斗、喜悦等的心路历程。

《走出大山》是一部紧跟着脱贫攻坚工作的进程完成的叙事之作，全书通过一位驻村干部一年多来精准扶贫工作中点点滴滴的工作琐事，说明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像作者这样的扶贫干部“走进大山”，才换来了大山深处的村庄和千千万万各族农民整体脱贫的成果，圆了他们摆脱贫困、迈入小康的梦想，这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