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读完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长篇小说《歇马台》，这部小说集合了作家20多年深耕基层的调研采录素材，以上世纪80年代“新疆农村牧区改革”为时代背景，以包含夏牧场“歇马台”在内的“上风圈子”乡和“下风圈子”村作为小说中近30位人物角色的活动空间，讲述了作为牧民的托雷别克一家如何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转变身份，通过实行小组包干制，最终与图尔玛、老张头、大队会计斯日木、马格赞、哈丽玛、史丙辰等人共同组成了“下风圈子村第十二村民小组”，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依靠自己的勤劳努力和政府的帮助逐渐摆脱贫困、发家致富、振兴乡村的故事。它描绘出一幅有关新疆牧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图景，完成了有关新疆各族农牧民如何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解放思想、激发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潜能，最终实现粮食生产自给有余，摘去多年吃“调进粮”帽子的集体记忆叙事。作品综合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任乌鲁木齐挂职副县长，深入萨尔达板乡与各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交流交往交融的基层经验，就创作经验的实践总结而言，探讨了如何以小说艺术为媒介形式宣传新时代乡村文化促进新疆牧区旅游、打造牧区乡村文旅名片，如何通过具有现实主义原则的小说创作把握特定年代的集体记忆叙事，实现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诉求。

牧区文化建设的名片

《歇马台》一方面通过对牧区“上风圈子乡”与“下风圈子村”中标志性的物质文化空间如“夏牧场”、“狼跑掉冬营地”、“毡房”、“羊圈”、“老宅子”等结合时代背景的细致描写，使得“歇马台”作为一个富于年代感、且具备民汉交往实践经验的地理位置,充满文化的“软魅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擀花毡”“赛马会”“羊油奶茶”等活动的描写,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暂时“游离”，进而获得对迥异于城市生活经验的牧区生活经验的情感体认。

必须承认，边疆的牧区生活对大部分读者而言，意味着一种记忆的“假期”或者说期待中的“闲暇”时刻，这使得《歇马台》所具体描述的边疆牧区的物质生活空间与精神生活空间作为一种应对单一高效的城镇节奏的“修复性环境”功能而存在。同时，在文化象征意义上又具有一种共有空间的转义作用，如小说中作为村史馆和文化馆新址的史家老宅子与牧区的放牧空间在提供给当地人家园意识的功能上并无二致。小说的结尾，作为牧区文化游牧精神象征的白马冲向铁丝网后死亡，其雕像立在了史家老宅子前的细节，更体现出其致力于调和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乃至城镇文化生活空间功能的一种叙述努力。这种“同义”功能空间的叙述设计，恰恰反映出叶尔克西扎根牧区基层生活，立足现代文化的共时背景，思考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挖掘出既有民族特性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文化资源，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牧区新文化。

集体记忆的基层叙事

在《歇马台》中，新疆牧区各民族的集体记忆通过叶尔克西富有基层经验的叙述语调进行陈述，展现出其在特定年代特定背景下具有高度组织化、不具有区隔性的性质。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在乡村生活图景中，集体生活既非常强又高度简约化，因为与城市生活相比，几乎不存在区隔。结合特定的年代和背景来看，这种记忆的描述有助于将各种各样的回忆、实践乃至经验过程总体化、简约化从而被把握。的确，在那样一个集体生活远远大过个人生活的年代里，关系先于个体的存在而出现，“第十二村民小组”的集体合群生活不是出于个人利益，也不是出于道德或者其他任何理由，是因为在那样一个生产集约化的年代，没有别的可能存在形式，与此同时，集体生活的利他性与资源的相对慷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毗邻性和互补性通过各种关系成为可能。

具体而言，《歇马台》的这种集体记忆一方面通过叙述“第十二村民小组”共通的生产生活经验加以呈现；另一方面，这种对集体记忆的基层叙述又具体通过“第十二村民小组”内部各民族的交往交融、共享共情以及文化记忆传承空间的相互交换等情节设计加以实现。

在小说中，“下风圈子村”“第十二村民小组”的集体记忆作为促进民族日常交往交融的文化实践被赋予诸多场景描述，作为延续乡村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加以各种仪式的强化。叶尔克西在这部小说中尝试表达：将以“第十二村民小组”为代表的乡民共同体凝聚起来的恰恰是以文化馆、村史馆表征的“民族一家亲”的深层文化结构，以及有关“歇马台”的口述传说所指涉的民汉交往的共同文化遗产。就此而言，这部小说正是通过集体记忆的基层叙事视角叙述一种出于文化共同体建构需要的乡民群体文化认同上的敏感性，以实现其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主题与现实需要。

深入群众的扎根情怀

《歇马台》中的众多人物群像都有其在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叶尔克西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不止一次提及她20年扎根基层群众生活的经验、做乌鲁木齐县挂职副县长在萨尔达板乡实践锻炼以及亲人从事山区牧业的实际生活，使得她容易再现牧区牧民放牧生活、村民民主生活会等。比如，小说中所塑造的托雷比克的儿子“海纳尔”和养女“乌拉丽”（王存红）在现实生活中也确有其人。“海纳尔”的原型在玛纳斯县一个乡文化站坚守了30多年，没有编制指标；“乌拉丽”的原型则是一个来自阿勒泰的孤女，被收养在牧民家里。

叶尔克西在《歇马台》中说：“歇马台的人认为，人不能像牛羊或者山里的鹿，或小马一样一落地就能行走，是因为人生下来脚上有一根看不见的索。只要把那索解开了，婴儿就会走路了。”我却觉得这条“脚索”不仅存在于“歇马台”人的认知里，也存在于艺术形象与真实人物原型之间，更存在于文学艺术创作与真实生活经验的关系里。

此外，长期扎根牧区基层的生活体验使得叶尔克西在描述牧民语言时保持着她一贯的语言风格：活灵活现、充满生机与民间智慧。比如她借人物之口形容时间的流逝：“老话说如果时光变成了一只红狐狸，那人就得变成一条白狗去追它”；形容人物语言刻薄：“你那舌头就是乱长的骆驼刺”等，这些精彩的语言对塑造牧区基层人物性格、再现牧区基层人物生活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如她自己所言，她深入群众生活的调研采风与她的小说创作之间是一种常态化的文化接触，并非是一种为了艺术创作的刻意而为，我却更愿意理解是一种出于对家乡群众的热爱所产生的扎根情怀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