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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后记
来源: 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 贾立元   2021年08月31日11:30
关键词: 贾立元 晚清科幻

1997年的一个下午,我和邻居家的小伙伴来到邮局,寻找一本名叫《少男少女》的杂志。我们的初中语文老师说,这个杂志能够增长见识,提高作文写作水平。杂志的形式颇有新意:少男部分与少女部分各占半期,颠倒装订。我确实从它上面读到过不少有趣的内容,包括外国科学家发现人可以每4个小时睡15分钟由此极大压缩睡眠时间的奇谈怪论。不过,我在邮局被另一本画风迥异的《科幻世界》吸引了。虽然我零零散散地读过一些科幻小说,但是不知道还有专门登载这种故事的期刊。读了王晋康的《生死平衡》之后,我决定订阅这本杂志。从此,一个波澜壮阔、瑰丽璀璨的时空定期开启,映衬出现实的单调贫乏。每个月,我都盼望着某天爸爸下班回来后递给我寄到他单位的《科幻世界》和《童话大王》,那种喜悦和幸福,在今天这个人们每天都在收包裹的时代很难再有了。

成为自觉的科幻迷,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此之前,我已经有了作家梦。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不敢想象自己能写得了科幻。高中时,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刺激,我终于决定要像一个作家那样坚持写作了。虽然课业繁重,我每天还是要写上一段青春故事才能心满意足。那种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以及对自己所写的文字毫无来由的自信,一直延续到了大学时代。

从小镇来到首都,我进入了近乎无限的开阔。随处可见的报刊亭摆放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杂志,我却一头扎入了图书馆里的文学经典。那几年写了几篇自己还挺满意的小说,但每次投稿都杳无音信,只有《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师好心地回了一封手写的退稿信,鼓励我继续写作。偶然地,我看到一张游戏小说征文比赛的海报,一时兴起写了一篇以CS(《反恐精英》)为背景的科幻小说。比赛因突如其来的“非典”停办,我就把这个几千字的小故事寄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11号了。半年后的冬天,早已失望的我忽然接到《科幻世界》的汇款单,附言栏里写着“12期文刊稿费”。我冲到报刊亭,如愿以偿地确认自己终于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我的科幻创作之路由此开启,成为青春文学作家的徒劳尝试基本终结。

到毕业时,我发表了几个还算有趣的故事,实现了登上《科幻世界》“每期一星”栏目的微小成就,写完了一个五万多字的中篇,对作家生涯满怀憧憬,对进入社会了无兴趣。刚好,吴岩老师在文学院“儿童文学”专业下招收科幻研究方向的硕士,考虑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或许能带来一点竞争优势,我决定跨专业报考。2007年,我终于幸运地被录取,走上了科幻研究之路。那时《三体》第一部刚结束连载不久,科幻迷们振奋不已,我还在博客上套用瞿秋白评价《子夜》的话豪迈地预言:“未来的中国科幻文学史在2006这一年无疑地要记录《三体》的发表。”那年夏天在成都召开的国际科幻大会上,一群科幻迷表演了刘慈欣笔下的“人列计算机”,以此表达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应邀而至的外国科幻作家们也受到热烈的欢迎,开心地说感觉自己像是摇滚明星。虽然如此,文学界、出版界、传媒界依然很少关注科幻。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科幻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前期成果,到处都是有待填补的“学术空白”。根据吴老师的建议,我选择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作为论文题目。那几年里,我得到了文学院的老师们和身边的朋友们的肯定与鼓励,和“儿童文学”专业的另外6位同学相处得也十分融洽,逐渐从本科时那个不务正业、只知道看小说的“坏学生”变成了名正言顺地写小说、研究小说的“好学生”,曾经对于学业、对于生活、对于世界的逆反心理大体上得到了调整,自我认同的需要得到了阶段性的满足。

2009年冬天,我完成了以刘慈欣和韩松为重点分析对象的硕士论文,开始准备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半路出家”的我对于求学之路能走多远没什么把握,单纯遵从自己的心意报考了钦佩的作家格非教授。我的运气不错,幸运地通过了考试,于2010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同一年,科幻迷期待已久的《三体》第三部上市。后来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出版方乃至作家本人的预料,中国科幻仿佛一个隐形人终于显露身影。科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开始登陆各种文学、文化乃至时尚期刊,在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颁奖礼上,主办方甚至要求他们换掉自己偏爱的格子衬衫,像电影明星一样穿着正装走过红毯。学术界对科幻的兴趣也在生长。横亘在“科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隔膜看来是在消解了。借着这股东风,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文章得以在学术期刊上顺利发表,较早地解决了博士毕业要求的论文发表焦虑,也让身边的人产生了一种“这是一个学术青年”的印象。

在我出现之前,格非老师与“科幻”没有什么交集。不过,晚清是他比较感兴趣的时代之一,于是经过一番商讨,最终我选定了“晚清科幻”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创作者,我起初对于要花大量时间阅读那些品质粗糙因而早已被历史丢进故纸堆的小说很不耐烦。好在,慢慢地总算读进去了,并且一点点读出了趣味。一个多世纪前的人们于家国飘零之际写下的未来幻想,在今天看起来可能天真荒唐,但也令人唏嘘、伤怀乃至感动。虽说前辈学者对晚清科幻已经发表了不少见解,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发现以往的观点其实问题不少,研究的兴趣越发浓厚。特别是,接触了几个重要的数据库之后,我掉进了仿佛没有止境的检索过程中。每当想方设法进入了一个此前无法使用的数据库时,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魔法世界的大门,一个关键词的检索结果往往不断牵引出更多的搜寻方向,有时候,一连数天被一条线索紧紧黏着不放,简直跟电脑游戏通关之前停不下来的感觉没有什么两样。这个追踪过程消耗了大量的精力,也带来了类似于“捡破烂儿”的喜悦。

经历过文科博士论文写作的人都知道那种持续数年的焦虑。虽然不用每天去实验室,但是从五万字上下的硕士论文到十几万字乃至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毕竟高中时代的我们连写八百字的作文都觉得不容易。在向导师交出全文之前,这个艰巨的任务会始终笼罩心头,成为越来越浓密的阴云。对于不愿长期陷于一个写作计划所以总是喜欢写短篇小说的我来说,看来要成为自己首部“长篇作品”的博士论文成了工作表中的第一要务。正是在读博期间,我一方面有机会得以将过去的短篇陆续结集出版,另一方面小说写得越来越少。论文写作正式启动之后,我把一腔的创作热情倾注其中。这是一场漫长、煎熬又充满了乐趣的长跑,我在确保不至于荒腔走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学术论文也能显现出叙事的生气。每当写出一个满意的句子、段落、章节,都能高兴很久。后来老师们说:“一开始有点担心,怕小说家太放飞自我,读完之后放心了,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据我的体会,写论文和写小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论文的叙述必须围绕客观存在的对象展开,小说则要在一片浓雾中自己摸索前进方向。就此而言,写小说时对着空白文档无法推进的时刻更让人沮丧。或许是这个原因,只要眼前还有写论文、改论文、发论文的工作任务,我就更愿意优先进行这项有所依凭的写作活动,而将小说的事儿往后推延。每次遇到熟人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都回答“写论文”。反正最初的梦想只是当作家,那么只要没有停止写作就行了,至于究竟是在写一篇两万字的论文,还是写一条140字的微博,或者是填写一份高度制式化的表格材料,其实都不过是通过文字与世界相处、与自我交流的方式而已。

格非老师是一位善于发现、肯定学生优点的良师益友。在读博的五年里,每当我带着焦虑和苦闷跟老师聊天时,就如同置身于无形的能量磁场中,那些对文学和生活的卓见仿佛冲破乌云的阳光,令人倍感振奋。最后完成的论文尽管存在种种不足,还是得到了格非老师的称赞,使我确信为之付出的辛苦是值得的。

2015年,我从清华毕业后回到北师大,以博士后的身份加入到吴岩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负责撰写第一章“晚清科幻小说史”。这一年《三体》英文版荣获雨果奖,次年《北京折叠》续写辉煌,国内的科幻热度被推上了高峰。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火星探测……人们感到过去的科幻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于是,不论美国的奥巴马、扎克伯格,还是国内的大中小学生,都在阅读《三体》,文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电影学、物理学的专家们都在讨论科幻,科技界、产业界、文化界的高端论坛都在聚焦未来。AlphaGo战胜人类、科学家发现引力波、黑洞照片合成……每次出现一个轰动性的科技新闻,媒体都希望刘慈欣对此发表意见,科幻作家被许多人当成科技变革时代的评论员和预言家。在这种气氛中,2017年,我顺利完成博士后任务,极为幸运地回到了清华中文系,开始了一名青年教师的生涯。我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科幻文学创作”,此时距离我初遇《科幻世界》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我知道绝大多数选课同学并非要立志成为科幻作家,但我坚信,对于这些未来的国之栋梁,写过科幻小说与没写过,会有很大不同。

博士毕业之后,我才深刻体会到“学生时代是最幸福的”。作为学生,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论文写作中。一旦走上工作岗位,心力将同时被多项任务占据。一开始,会幻想着“把眼前的事处理完,便可专心写点东西”,但很快,发现“眼前的事”像无尽的风景不断奔涌而来。每天,时间飞逝,似乎很忙,回头一看,又没做出多少值得一提的成绩,然后渐渐明白人生的大把光阴终需付诸琐事,也慢慢认清了自己的个性:好像只有在“不务正业”的日子才有写小说的最佳状态,一旦“务了正业”,便以“先把分内事做好”的借口,容忍了自己曾经饱满充盈的创作冲动变成一座休眠的火山。鲜有新作问世的愁闷,在教学和科研的成就感中获得了相当的安抚。时不时地,我还会参加一些活动,接受大家“总算等来了好时候,你应该继续写啊”的督促,但是我好像越来越不像一个科幻作家了。

回顾过往,我依旧对于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偶遇感到惊奇:在那个连图书馆都没有、唯一的电影院早已改造成旱冰场、大多数居民的精神生活就是看电视的北方小镇上,究竟是邮局里的哪位工作人员,出于什么考虑,从全国成百上千种杂志里选择了成都出版的《科幻世界》,让它穿越大半个中国后来到内蒙古的一个矿区,在乏人问津的橱柜里等待好奇的人前来相会?这无解的谜题让我在许多年以后给贫困地区捐赠科幻书刊时也幻想着或许会有谁的命运因此改变。毫无疑问,正是“科幻”引领着我走到了今天:因为科幻,我的作家梦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为自己的第一个社会身份建立了支点;因为科幻,我与一群志趣相投的人成了朋友,与他们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摊边畅谈能够带来难以描述的乐趣;因为科幻,我有幸从一个工学学士转变成文学硕士,进而才有了继续读博士的念头和可能;因为科幻,我有了到最好的学府里教书育人的恰当时机;也是因为科幻,我有了跟最聪慧的青年人分享自己所思所感的讲堂,有了可以研究很多年的有趣课题,也因此似乎阶段性地消耗掉了我写作科幻的心力和热念。所有这一切,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奇妙,本身就很“科幻”。

研究者都知道,没有一种观点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科幻”的定义问题。对我而言,“科幻”是一种在世间的人、事、物、能量之间建立联系的方式。通过科幻,我的生命被编织进了一张激动人心的宇宙之网中,通过写作和教学,我也在其中编织新的节点,期盼它们牵引出更多奇妙的联结。这本以我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就是我在这张宇宙之网中搭建的一个微小基站,它为我带来了创造的喜悦,也让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当然,眼前的这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不过既然凝聚了不少心血,我还是怀着得到批评指教的希望将它呈现给大家,同时作为纪念物,见证逝去的时光和蒙受的所有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