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两岸电影文化交流的破冰者 1930-2021
“李行导演走了……”我正潜心忙着手头的剧本，突然收到台湾导演林清介的微信，他在第一时间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我。尽管我早已知道，李行导演身染重疴，至少已经与病魔顽强搏斗了七八个年头，但听到这个噩耗仍然感到震惊，仍然不愿相信，仍然希望是个假消息。我竟给林导这样回信：“会是真的吗？请务必进一步核实，并速把准确消息告我。”心乱了，剧本写不下去，焦灼地等待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正式发出讣告，林清介导演也转来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关于为李行导演“设置简易灵堂，供亲友致意”的公告，我才明白这位当年最先打破两岸电影人交流的坚冰、毕生致力于华语电影的大师级导演，真的是离开我们孤独地上路了。这令我内心无比悲伤，无比疼痛。
这位91岁的老人，是我们夫妇的忘年之交。我夫人在长春任职期间，曾长期兼管长春电影节的工作。由于长春电影节的定位是“世界华语电影的盛会”，因而李行导演是电影节的常客，他还曾几次应邀担任电影节评委，与我夫人相熟要比我早很多。直到后来，我随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代表团参加“海峡两岸电影导演研讨会”，才有机会与李行导演相识，并逐渐相熟。
记得我首次参加“海峡两岸电影导演研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我刚步入餐厅，80岁高龄的李行导演便起身绕过许多餐桌，笑眯眯地走到我身边，轻声问：“你跟丽侬是一家吧？”我忙颔首，这时他便从身后抽出一本他刚出版的新书送给我，然后与我紧紧相拥。他告诉我，曾在香港的电视台看过我的《篱笆、女人和狗》系列，叮嘱我一定要多写和多拍好作品。我望着这位儒雅的长者和他慈祥的面容，内心充满感动。
此后，每逢元旦或春节，我总能收到老爷子从台北寄来的贺卡。与那些应景的应酬的贺卡不同，他一定要用他遒劲的字体亲笔为我写上许多勉励和祝福的话。每当我出版新书，或有新的电影作品面世，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把书和影碟呈送给他，请他指教。
几十年来，台湾电影界虽涌现出不少中坚力量和后起之秀，但李行导演“龙头老大”的地位仍无可争议。也许，我们内地的很多观众还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作品，但只要一提《小城故事》和《原乡人》这两首由邓丽君为他的同名电影演唱的主题曲，相信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耳熟能详。当年，这可是风靡华人世界的流行歌儿啊！
在艺术创作上，李行导演不愧是个多面手。他当过演员，曾在《桃花扇》《辛亥革命》《汉宫春秋》《匪窟》《偷渡》《边城曲》等近20部话剧和《马车夫之恋》《没有女人的地方》等十余部电影中饰演过重要角色，还执导了《夏雪》《旧情难忘》等多部舞台剧。当然，他的主要艺术成就还是在电影导演方面。他一生拍了40多部电影，这还不包括他担任监制、摄影师和副导演的近20部作品。甄珍、林凤娇、秦汉、秦祥林、钟镇涛等耀眼的明星，都曾聚合于他的麾下。从1964年开始，他陆续把《婉君表妹》《哑女情深》等8部琼瑶的小说搬上银幕，可以说琼瑶影视剧的辉煌时代是由他开创的。作为台湾地区的著名大导，很多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都被他收入囊中，并于1995年获“终生成就奖”。
李行导演在创作中坚定地奉行“健康的写实主义”原则，对台湾传统商业电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华而不实和“娱乐至死”的倾向进行了勇敢的反叛，他悉心探索电影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以平实的叙事手法，质朴的镜头语言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时而工笔细描，时而泼墨写意，格外认真地书写着中国历史、中国美学，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故事。纵观他的作品，平民化、世俗化的特点非常突出。电影《蚵女》讲述的是养牡蛎的少女阿兰的人生悲欢，《养鸭人家》表现的是养鸭能手林再田与养女小月不寻常的命运，《秋决》挖掘了一位被判死刑的年轻人复杂的心路历程，《汪洋中的一条船》写的是患有先天双脚畸形的残疾人郑丰喜的坎坷生活道路。尽管《早安台北》取材于都市生活，但镜头语言依然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把当代人精神的贫困、人生的无奈表现得非常细腻。有评论者称：“李行导演的大多数作品总是充满温暖的人情人性，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浓郁的乡土气息，二是质朴的人情味和传统的伦理观，三是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我觉得这是相当中肯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行导演的艺术创作活动影响了台湾几代人，他创造了台湾电影史上的五个“第一”：他1963年执导电影《蚵女》，首次使用柯达彩色胶片，是台湾历史上第一部彩色剧情长片；他的电影作品获奖之多至今无人可比，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人；他的《汪洋中的一条船》是第一部在大陆发行的台湾影片；他于1991年正式率团参加金鸡百花奖活动，是台湾电影界第一次参加大陆影展；他作为台湾“蓝营”中电影人的主将，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为两岸电影人的友好交流殚精竭虑，在1992年便与大陆导演谢铁骊、谢晋、吴贻弓、谢飞、滕文骥、郑洞天，香港导演吴思远等共同开创“第一届海峡两岸电影导演研讨会”。他曾亲口对我说过：“两岸电影导演的交流活动要比两岸三通早得多。我们电影导演是最早打破坚冰、实现两岸三通的。”李行导演所创造的这五个“第一”，牢固地确立了他在台湾电影史上的地位。
他是大牌导演，待人接物却从来不摆，不装，总是平易近人。2007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组团去台湾，李行导演亲自引领我们去造访他从事电影事业的发祥地——彰化鹿港小镇。五十多年前，年轻的李行曾在那里拍摄了他的导演处女作《蚵女》，此后又先后在那里拍摄了《小城故事》和《汪洋里的一条船》等多部名片。鹿港，一座中华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小镇，商铺和民宅门前的对联清一色都是手写的毛笔字，与我们常见的那种统一印刷的千篇一律的赝品完全不是一种感觉，为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在小镇上，我特意与李行导演同行。他兴致勃勃为我一一介绍他曾经的外景地，还有他用过的道具等，讲他拍摄中难忘的趣事，说到高兴处手舞足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哪里像一个80岁的老者，分明是歌楼听雨一少年。
就是那一次，在我们行将离开台湾的时候，李行导演在欢送酒会上有一席特别动情的讲话。他说：“我老了，身体也弱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参加海峡两岸的电影导演会，但我希望研讨会能永远办下去。也许，我再也拍不动电影了，但我更多地寄希望于你们在座的各位，愿你们都不断有好的作品面世……”我清楚记得，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泪光在眼中闪烁。
我与老人家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香港，还是在“海峡两岸电影导演研讨会”上。这位耄耋老人拄着手杖如期与会。他瘦了，背也微驼，面容略显苍白，但仍精神矍铄。在闭幕酒会上，他竟又发了一次少年狂，豪迈地宣布：“我要争取在100岁那年仍参加海峡两岸的电影导演会!”
可惜，海峡两岸风云突变，几代电影人共同坚持了近30年的“海峡两岸电影导演研讨会”也暂时停摆。我知道，作为两岸电影文化交流的破冰者、前行者和尽力推动者，这一定是李行导演心中最大的憾事。
如今，老人家离开我们驾鹤远去了，他的一生都心系华语电影，晚年重病中，直至灵魂与躯体分离，一直担任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会长。为使“海峡两岸电影导演研讨会”不致夭折，多次抱病奔波于台北与北京之间。据台湾的导演朋友对我说，他于生命之火将熄时仍念念不忘想将一部题为《跪在火烫的石板上》的作品搬上银幕，可惜未能如愿。他曾内心极为悲凉地说：“我今生今世怕是拍不了了，请一定要在我的墓碑前刻上——‘《跪在火烫的石板上》在筹备中……’”得是多么钟爱电影的人，才能为自己拟出这样的墓志铭啊！
李行，一位我在内心深处格外尊崇的导演，一位我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善良、儒雅的长者，您颀长的身躯虽殁，却用自己的作品与言行在身后矗立起一座丰碑！我们会记住您，记住您的音容笑貌和您的作品，无论时光还是流水，任凭什么都难以冲淡这深深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