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黄德海“长篇非虚构”新作《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以下简称《编年录》）的阅读期盼，首先当然是因为作品主人公金克木老先生那传奇般的学术生涯；其次则是德海在这作品后面还附了一则题为“尝试成为非虚构成长小说”的“后记”式文字，又是“非虚构”、又是“小说”，还竟然要将这两个基本要素相逆的文体糅在一起，这不得不令我充满了好奇，急于要看看德海究竟是如何“尝试”的。

《编年录》上篇“学习时代”，严格逐年完整地记录了金老35岁前的“求学”生涯。我之所以要为“求学”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这段时光中不仅穿插着金老间或的一些工作经历，且整个“求学”生涯也完全不同于我们习见中的那种连续性、规范性与系统性，而是呈现出时间上的碎片化和内容上的虽非系统性但又极为广博两大鲜明特征。概括1930年金老到北平求学前那19年所受的教育状况，无论是启蒙阶段还是中小学时期，拼接起老人家那些零碎的自述，便不难看出这一点。所谓正规的学校教育既断断续续也不完整，但个人的阅读却从未中断，且面也是越来越宽、越来越杂，从文言到白话、从国学到西学、从人文学科到自然科学，包括一些左翼进步书报刊以及英语、世界语……都是在这个时期走进了金老的视野与脑海。1930年刚满19岁的金先生到北平求学，尽管三哥相送时嘱其“一定要想法子上大学”，但又囿于经济窘迫，“大学的门进不去，却不妨碍上另一类大学”：读报、入头发胡同的市立公共图书馆、入“私人教授英文”处、入“私人教授世界语”处、入中山图书堂、松坡图书馆、中国政治协会图书馆、逛旧书店和书摊；至民国大学，听教育学、国文、公共英文和专业英文，复听生理心理学、德文、法文课；至中国大学，听俄文、英国文学史、英文课；至北京师范大学，听外国人教英文课，窗外听钱玄同、黎锦熙课；旁听熊佛西戏剧理论课；再读屠格涅夫；写小说；泡北大图书馆；搞翻译；组读书会读马列原著；听章太炎、胡适、鲁迅演讲……1933年带着在山东德县师范挣到手的一点微薄薪水再回北平，在北大做起课堂上的无票乘客，听德文、日文、法文课，迷上天文学；结识徐迟、沙鸥、吴宓、朱锡候等；1935年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员，业余从事创作与翻译；结识邓广铭，成为学术指路人……包括1941年金老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和梵语，后又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直至1946年到武大任教前大抵都是这种状态。

从上述不厌其烦地按时序排列，我们的确不难看出：其一，说金老属“自学成才”大抵不谬；其二，自学者众，成才者寡，但金老的阅读力、记忆力、领悟力、耐受力以及实践力确非一般人所能抵达；其三，虽无缘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但金老的学习却因此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与选择度，于是我们看到他学习的领域格外宽，阅读的学科特别多，这亦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在《编年录》中，德海的用语极简约，但偶尔也会出现或摘录一点带有某种画面感的场景，这很有趣，不妨信手举例一二。

场景一：金老还在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时，“有一天，一个借书人忽然隔着柜台对我轻轻说‘你是金克木吧？你会写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欢你写的文’”。这个轻轻说话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有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主要开创者和奠基者之誉的邓广铭先生，当时他正在胡适先生指导下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陈亮传》。即使他当时只是北大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也未必要主动向这位并无学历的图书馆管理员示好，而且还将自己的毕业论文给他看；后来，更是主动约请当时还基本是默默无名的金克木为《益世报·读书周刊》撰写并发表了与当时早已是名声显赫的周作人辩论的万字长文《为载道辩》，而正是此文成了金老“发表大文章的‘开笔’”。

场景二：在1947年前后武汉大学校园中的珞珈山下，时常有四位中年人一边散着步，一边“谈得不着边际，纵横跃跳，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这便是当年在武大被称为“珞珈四友”的周煦良、唐长孺、金克木和程千帆共同呈现出的一景儿。

其实还有，比如发表自己的作品并不需要啥名流的引荐，比如一封信件就可能结识某位名流并与之交流，比如可以免费看到或旁听到许多书刊及名家的讲学……看着金老年轻时的这些经历，我也明白了自己当年何以一封普通的信函约稿就很快得到了先生的回复及大作，同样还是一封普通的信函就能得以拜见金老。

这样的人际关系与这样的场景的确令人感到温馨与神往。如果金老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与这样的环境，即使他有过人的天赋与才能，自学虽无妨，成才则未必。胡适当年在为金老证婚时就说过：当时“北大有一特别制度，就是允许青年偷听。金先生当时不仅听一门，而且听很多门。他已成为今天很好的语文学者了。”

最后要说一说这部作品的写作。作品的主题叫“读书·读人·读物”，这应该概括的是作品的主体内容，即将金老毕生的主要经历概括为这“三读”；副题叫“金克木编年录”，这应该是指作品具体的写作方法，即如德海自己说明的那样，全书“以金克木回忆文字为主，间以他人涉及之文，时杂考证”。这样的作品称其为“长篇非虚构”自然无妨，换句话也可以称其为是一部金老生平年表的文字版。可以想象，为完成这部作品，德海下了多少硬功夫、死功夫，耗去了多少心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后所附的那则近乎“创作谈”的文字中所提到的“金克木的自学几乎成了传奇，可他自学的方法是什么？金克木曾有近三十年中断了学术工作，晚年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的原因何在？”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德海的这部作品中都是可以悟到一些答案的。我这里说的是“悟到”而非“找到”，即答案是需要读者的参与思考而形成，而并非现成地出现在作品中，而这也恰是德海本作品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还是在这则近乎“创作谈”的文字中，德海留下了一句令读者要费点思量的话：“希望这个编年录有机会成为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希望有机会成为”指的似乎是未来而非现在这部《编年录》，“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则是将“非虚构”作为未来那部“小说”的特征与限定，这很令人好奇。倘如此，那可真就颠覆了小说这一文体最基本的特性——虚构。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但德海这部《编年录》在写作上的确是比较严格的编年录笔法，惜字如金，无一字无来处。而我在阅读这部作品时的状态则的确比较“分裂”：一方面是严格按照时序跟随着作品前行，另一方面作品的某一句或数个句子又的确会立即在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一个场景甚至一段情节。前一种状态是在读史，后一种状态则是在读小说。我相信，后一种状态在其他读者那也会存在，只不过是他们想象中出现的画面、场景与情节与我的未必完全一样。那么是否可以说，读史是被德海牵着在走，读小说则是读者和德海一起的“共谋”或“同构”？倘的确如此，德海期待的那种“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就已然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了。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