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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雪苇的鲁迅研究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1940 年代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纪念和研究鲁迅的基础上希望继承和追随鲁迅的情感倾向。刘雪苇在《论〈野草〉》中将《野草》视为鲁迅自我思想锻炼的见证与成果，富有创见地探讨了文学写作本身对于作家思想锻炼的影响作用。刘雪苇的鲁迅研究代表了一种从生命角度进入鲁迅世界的方式，在当代鲁迅研究中影响深远，这种“作为思想锻炼的鲁迅研究”的方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刘雪苇 《野草》 鲁迅研究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暨逝世85周年，对鲁迅的纪念与研究又迎来了新一波热潮。多年来，正如鲁迅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性符号一样，鲁迅研究也一直是当代思潮与学术发展的风向标之一。每一代人的纪念文章与研究论文中都烙有时代的印痕，可以说，一部鲁迅研究的学术史也就是近百年思想文化的一个侧影。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待以往的任何一部鲁迅研究成果，都需将之置于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系，并将之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如何在新的纪念和研究中自觉地体现时代、体现自身，也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因此，研习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研究者的成果，思考他们纪念与研究的角度、方式及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或许不仅有利于理解历史，同时也能对当下的研究有所启发。本文所要讨论的刘雪苇及其《论〈野草〉》，就正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的典型个案。

“同时代人”与“纪念文体”

刘雪苇的长文《论〈野草〉》是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而作，完成于1946年10月，收录于他的鲁迅研究论文集《鲁迅散论》。

《鲁迅散论》于1948年在大连初版，内含五篇论文及一份《鲁迅先生年谱》；1951年再版时增加了一篇论文和一篇“代序”；1952年改版时又有增删（删除一篇、增加两篇），至1955年“胡风的风波”前主动停版。直至1984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再出新版，内容与形式都保持了1952年版的“本来面目”，共计七篇论文、一篇“代序”和一份年谱。但是，毕竟间隔了风风雨雨的30余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对于现在的年轻读者，也确类似新出，因未曾见过。”1也可以说，这一组原生于1940年代的鲁迅研究论文，是在1980年代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刘雪苇的名字并不引人注目。《鲁迅散论》全书共8万多字，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小册子，确实算不上特别厚重的研究成果。但是，今天重读这本小书，我们仍能被其精彩的语言和丰沛的情感所打动，尤其是将之置于1940年代的语境中，就更能体会到它是如何代表了那个时代鲁迅研究的某种倾向和特征。对于这种倾向和特征，本文姑且称之为“同时代人”的“纪念文体”。

刘雪苇（1912-1998），原名刘茂隆，贵州朗岱人。19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联后，一直在中共党组织中工作，同时从事文艺活动，比如，1936年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曾发表多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1937年，刘雪苇到延安后仍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参编《解放》周刊、《新中华报•边区文艺副刊》等报刊，参加选编《斯大林选集》《鲁迅论文选集》《鲁迅小说选集》等书，同时撰写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文章与论著，如《论文学的思想与生活》《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雪苇一直承担文艺出版方面的管理工作，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1980年平反后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至1982年退休。

刘雪苇在文艺界的身份始终介于专业研究者与行政管理者之间，1951年之后更无暇多顾专业研究。正如他在《鲁迅散论》的《新版后记》中所说：“对于我的研究，从来自愧做得很少。那时，主要原因是做‘万金油’去了。现在不幸年已‘古稀’，‘补课’势不可及。只愿于喘息之余还能再添上半砖片瓦，就于心已足。”2《鲁迅散论》基本上应被定位于1940年代，其观点、角度、表达方式都是与刘雪苇的处境、身份和立场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本小册子成型于1950年代并再现于1980年代，但追溯其写作时间，特别是从其文中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与写作姿态来看，都带有典型的1940年代的特征。

就文化身份而言，刘雪苇与鲁迅是“同时代人”。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在年龄和代际上是“同代人”。事实上，刘雪苇比鲁迅小31岁，且作为“后五四”的一代，他必然（也只能）是将鲁迅视为前辈和导师。但是，与他的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在“革命文学”初起时进入社会或走上文坛，深受鲁迅等人的直接影响，在1930年代逐渐成为思想界与文学界的中坚。这些青年作家和知识分子视鲁迅为精神导师和领路人，以鲁迅的方向为方向，真心而全心地认同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也成为了鲁迅思想的第一代传人。他们这一代对于鲁迅的情感的特殊性在于：与鲁迅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敬仰与追慕；但与更年轻的后辈相比，他们又因与鲁迅本人处境相近或接触较多，表现出更多的亲近感。这一代人活跃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是在革命和战争的环境中，构成了时代精神与行动的主体，也成为从“五四”精神到革命实践之间的重要贯通。尤其是，这代人生长于革命的“大时代”，他们在思想和经验上也与后期的鲁迅同频共振，必然与之产生高度的共识和强烈的共鸣。这些与鲁迅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年轻的思想者，与鲁迅面临着同样的现实问题，他们认同鲁迅的思想，追随鲁迅的实践，亲近鲁迅的情感，他们对于鲁迅的研究也因之带有一种特殊的切身性与感情色彩。

刘雪苇是这群“同时代人”中的典型代表，而且，他始终自觉地将这种姿态表现在自己的写作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写作中的“纪念”姿态。在《鲁迅散论》1984年版中，包括“代序”和后记在内共有11篇文章，其中8篇的写作时间与鲁迅的诞辰或逝世纪念日相关。这里打乱书中的顺序，按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导师的丧失》写于1936年10月24日，即鲁迅逝世后第五天。

《鲁迅先生思想概观》写于1940年“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日”当天。

《论〈野草〉》的副标题即为“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于1946年10月19日“脱稿”。

《代序：纪念鲁迅的话》上半部分写于1948年10月19日，下半部分写于1949年10月19日。

《一切为了人民》的副标题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文末标明“写在鲁迅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前一日”，即1951年10月18日。

《关于〈故事新编〉》的副标题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七十一周年”，写毕于1952年9月5日。

《改版后记》写于1952年“鲁迅逝世十六周年纪念日”。

《新版后记》写于1982年9月25日，“先生诞辰之一百又一年”。

可以看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刘雪苇有关鲁迅研究的相关文章几乎都完成于鲁迅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前后，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他的一种特殊情结。尤其是他每每特意在文末标署时间，更说明他是在有意彰显这种纪念的姿态，并强调其文章的纪念意义。如果把这算作一种“纪念文体”，那么应该说，这种“纪念文体”的形式与风格和作者作为“同时代人”的身份特征之间具有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

刘雪苇的第一篇有关鲁迅的论文就写于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在这篇题为《导师的丧失》的论文中，他悲恸地表示：

在最大危险的当前，我们丧失了我们最良好的导师……整个民族正处在万劫临头的悬崖上，几千万生命已经被魔鬼们所葬送，几千万生命正在陆续被葬送着。国内的情势是这样的混沌，清晰的思想导师是这样的缺乏。正是这样万劫临来、痛苦奋斗的今天，我们最伟大的思想导师——鲁迅先生竟逝世了！这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拿四个月前M•高尔基逝世所给予苏联人民的悲痛相比拟的！3

这样浓烈的、感性的文字，确是纪念文章所特有的。他在满怀悲痛地追悼精神导师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对于时代危局的认识和忧患。正是在这个“万劫临来”的危急时刻，鲁迅的意义以及失去鲁迅的损失才更加彰显出来。在他看来，鲁迅是“最健康的思想精神的教育，最宝贵的革命的遗产”，“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形态的最高的、最好的一面，整个斗争精神的圣洁的化身”4，鲁迅精神是和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斗争的实践深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刘雪苇后来的论文基本都延续了这种“纪念文体”的特征，不仅表现为一种直接而强烈的情感表达，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主观性和切己性，即紧紧地把自己与鲁迅联系在一起，在纪念的同时，更注重表达一种追随和继承的姿态。他在文章中多次说道：“在最大危险的当前，我们丧失了我们最亲爱的导师！今后我们更应当加倍的谨慎小心，来‘管自己的生活’。但我们越发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就越发记起我们先驱的导师所走过来的道路。也只有小心谨慎地踏着这伟大的足迹前进，才能够充分管理得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会踏着你的路向前，/那一天就要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5

这样的姿态在鲁迅逝世之后的纪念文章中也是极为多见的。比如唐弢在1936年10月24日写就的《由活着的肩起》中说：“要继续鲁迅先生所打出来的那条血路，这责任必须由后死的肩起来。”“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决不忘记他的这种精神，也决不曲解他所走过的路线。凡他所遗下来的责任，都该由我们这些活着的肩起来。”6几天之后，唐弢又在《请鲁迅先生安息》一文中说：“从断气到落葬的四天里，我在先生的灵前，看到成万以上的年青人，他们虽然是来送殡，来瞻仰遗容，但也是来宣誓，来下最后的决心的。这决心一定会传播，发扬，实践，取得最后的胜利。”7一年之后，他再次重申，“纪念的意义”就在于“对先生的纪念”，“除了继承先生的遗志，努力求取民族解放外，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8数年之后，刘雪苇在另一篇以《纪念鲁迅的话》为题的文章中也说：“鲁迅的思想象个大海，凭各人的力量和容量，能吸收多少而得到多少；那好处是无限的，那力量也是无穷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有多少领会的本领，有多少能够吸收得进去的质量。”“鲁迅诚然是伟大的，但谁都可以学习，因为只要学到他任何一点，都是好的，都有益处。”9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代表着那一批年轻的“同时代人”的心声。就像刘雪苇所预言的，鲁迅逝世后固然也会出现趁机“吸血”或“割势（即曲解或支解）”10的人，但绝大多数的年轻人是要沿着鲁迅打开的那条血路继续肩起前进的责任的。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他们与鲁迅一样，是历史的参与者与实践者，而纪念文体这一类特殊的写作，就正是他们参与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各种形式的纪念文章中，他们互相激励、反复宣示，其实本身就是在进行一种特殊的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和精神鼓舞，用刘雪苇的话说，就是一种“思想锻炼”。而这，也构成了抗战初期鲁迅评论与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

作为思想锻炼的《野草》

“思想锻炼”的说法，是刘雪苇在他的长文《论〈野草〉》中提出来的，而且，相关论点可以说也正是其《野草》阐释中的一个亮点。

《论〈野草〉》写于“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的1946年，是《野草》研究史上较早的一篇重要专论。11论文一开头便阐明：《野草》“完全是一本意义重大的书”，对于这意义，刘雪苇的认识是：

大凡一个人，当他自己看来是处于孤立无援，“六面碰壁”底境地的时候，时代对于他底考验的严酷，是再无以加之的了。因为不啻是处在一个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决死战斗里，自身底任何一个微小的弱点，均可以被伺隙的敌人夸大地暴露出来。这时来检阅这支队伍——这个人底品质，那是再精确分明也没有了。然而，这种人类精神底特殊险恶的遭遇战，往往是不易为外人所得而深知的；但《野草》，就其特殊点说来，恰是鲁迅处在这种遭遇下，转过来毫无掩饰地描述自己当时心境之阴影角落的一本书。所以，作为研究我民族历史上稀有的伟大思想家底品质来说，或作为了解我民族在二十世纪这一伟大艰苦的时代如何考验与制作它底儿孙来说，《野草》都有它底极为宝贵的意义。12

在他看来，《野草》是鲁迅在孤立绝望的境地中毫无掩饰地写出自己“心境之阴影角落”的一本书，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展现了鲁迅的品质，同时也在于体现了产生《野草》这样的作品——亦即他所谓“考验与制作”现代中国人与中国文学——的那个“伟大艰苦的时代”。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或许不足为奇，但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却具有相当的文学史意义。就像有研究者所说的：“鲁迅逝世后《野草》研究的另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把这部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努力说明《野草》的内容与当时社会现实斗争的关系。这样，《野草》研究就开始走上了科学的轨道。”13

刘雪苇对《野草》的写作缘起与意义的理解，充分结合了鲁迅当时的特殊处境与心境。他强调，鲁迅内心中的“阴影角落”的形成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促动。就像其同时代的研究者所同样指出的：“《野草》就是旧的世界观发展到极致，走到绝境，碰到现实的壁上所爆发出来的灿烂的火花。”14“那种愤怒，绝望，悲痛，与其说是鲁迅先生个人的愤怒与悲痛，毋宁说是历史的愤怒与悲痛。这些灿烂的火花与其说是从鲁迅先生个人的思想感情中间迸发出来的，毋宁说是从历史矛盾的斗争中迸发出来。《野草》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从麻木到苏醒过程中那种痉挛的状态。”15

对于内心的阴影，鲁迅本人也是从不回避、经常提及的，几十年的鲁迅研究更是对此有持续深入的分析与发掘，但刘雪苇的看法另有创见与深意。一方面，他将这种阴影称为鲁迅“内心的‘炼狱’”，强调其黑暗和痛苦的程度之深；但另一方面，他也一再强调这仍是“一时的心之波动与心之一角的内在斗争”，“只是当时他思想的内心转动的一部分，极为藐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突出的是鲁迅“内在斗争”的问题，强调鲁迅对黑暗的抵抗、对绝望的抗争、对虚无的克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炼狱”既是一个痛苦的深渊，同时又变成了一个锻造钢铁意志的地方。刘雪苇多次以“钢样的战斗”来形容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实践，而这“钢”的精神显然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炼狱中被痛苦地锻造出来的。在我看来，刘雪苇之所以要强调这只是鲁迅内心“藐小的一部分”，当然首先是要维护鲁迅始终坚定光明的一面，不会轻易被黑暗吞噬；但另一方面，他也确乎说出了一个事实，即突出这炼狱中的战斗，强调是这炼狱给予了鲁迅以痛苦的考验，而鲁迅最终则被打造成为一个更为倔强坚韧的战士。

特别有价值的是，刘雪苇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野草》的写作问题，亦即提出了写作本身对于作家思想的影响与作用。他用炼狱及其锻炼的说法，描述了一种思考与写作的状态和过程，强调的是鲁迅在现实处境和内心自省中，如何不断接受“阴影”的考验，而又如何不断地在考验中生出战胜这一考验的力量，并最终在通过考验的过程中被“制作”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因此，《野草》的写作不仅是这场考验的记录，也是这场考验本身，更是鲁迅通过内在的战斗最终通过这场考验的见证。它见证了鲁迅如何在炼狱中几经磨难，并坚持抗争，“从这沉重，并未生出软弱，流出悲哀的眼泪”，并没有“在无可奈何下屈服，失去了自主”，而是在这“绝境”里，“发挥出如是高贵的品质，这般倔强的操守”。刘雪苇说：“解开这点，在理解鲁迅‘骨头’底硬度上，便可以得到更深切些的根据，在认识我们这时代所制作的人物上，也可以增进一层老老实实的见识。”

在文中，刘雪苇多次提到《野草》所表现出的一种“屡仆屡起底性格”，其实，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韧的战斗”的精神。刘雪苇将之同样归结于现实对人的“考验与制作”。他说，旧社会“既可恶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程度，则与它敌对者自也将倔强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程度”，因而中国的人民“始终是屡仆屡起，且一次比一次聪明和有力”。而鲁迅，正是中国人民“常是处在惨败境地但常是屡仆屡起底性格的代表”，成为那个“独个拿起鹤嘴锄来给它（旧社会）挖坟墓底‘钢人’”，这种顽强倔强、孤独刚硬的性格，是“鲁迅品质的实际”，也是鲁迅在社会实践与文学写作中不断进行“思想锻炼”的结果。

这里，刘雪苇不仅是将鲁迅的思想性格、精神品质与历史现实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同时更加入了文学这一维度，建立了一种“人•文学•历史”的联动关系。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般意义上将文学作品视为作家经验或社会现实的反映的看法，更强调文学写作对于作家自身精神世界的锻造和锤炼。换句话说，不仅是特定现实与特定作者创造了文学，同时，文学也能反过来打造作者的思想与性格。《野草》就是这样不断被内心的阴影与炼狱所激发，又不断通过写作本身的赋形与锻造，最终成为“一本意义重大的书”。所以，刘雪苇强调：“鲁迅，惟其是经历了如此内心思想之深刻的锻炼，方能够经得起当时环境对于他底残酷的检察。他思想的特色，其重大根源正是由于经历过这样不止一次的锻炼。这里，《野草》是具有特别重大底意义的，因为这最后彻底的解决了他底一切问题，《野草》成了他底无可攻破的‘防御阵地’，给他奠下在任何风暴中均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

更进一步说，“‘鲁迅式’的战斗其所以成为钢样的战斗，这是从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所锻炼出来的……他的背景，是这个对几千年来锻炼得极为强固的反动中国社会作‘二十世纪式’的伟大民主改革之普遍与深刻的、坚苦卓绝的社会斗争。在这样的战争中，每一个人将会各各受到猛烈而突然的巨大考验，都得从各各的方面走进这座大‘炼狱’场”。这里，刘雪苇已经明确地提到了“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因为某种时代的普遍性，所以鲁迅个人所遭遇的炼狱也代表了每一个现代中国人所可能遭遇的炼狱，由此，他得到的考验与锻炼，自然也就可以被视为每一个现代中国人所可能经受的考验与锻炼。刘雪苇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每个愿意追随鲁迅的中国青年，是可以——也应该——自觉地通过这种思想的锻炼，成为如鲁迅般“钢样的战士”的。

从这个角度说，《论〈野草〉》既是一篇研究论文，也仍是一篇纪念文章，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将纪念与研究结合得很好的范例。这篇长文情感充沛、观点深刻，在理解鲁迅、剖析现实的同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情感与态度，尤其是在分析鲁迅是如何通过文学写作锻炼自己思想的同时，也充分地体现出一个研究者自身是如何通过阅读、纪念与研究的方式，得到了一次思想的锻炼和精神的提升。

作为思想锻炼的鲁迅研究

1940年，在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日之际，刘雪苇在《鲁迅先生思想概观》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这么一个生在落后省分的内地青年，冲出了封建军阀的封锁，跑到中原来追求‘国民革命’了，但这时却已经是一九三〇年。当他到得武汉，他才明白了一切，‘国民革命’已经变成吃人者的假招牌，这里一切比他刚由憎恶而逃开的小军阀天地也差不了多少……而这青年却只知道‘国民革命’的覆灭，全不知道新的革命思想的展开……他为理想而来，但理想残酷的破灭了；他是生长于封闭得那样铁似的封建割据里，因而新的那怕是一线的希望的曙光在他一点也看不到。前途漫漫，金钱无有，社会生活的经验更缺乏，他想自杀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鲁迅在《一点比喻》一文中有关拒绝顺从、反抗奴役的一段话，于是，“他就突然清醒而有力气起来，在睁大泪眼凝视黑空中，他发出了这样悲绝的战叫：‘就死也得冲死在任他万恶的社会里去吧，死也得死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他由此还是迎面流到了上海，挺着他的身子去‘颇’（拼命）了。后来他自然并没有力绝而死；他迅速的得到了新思想的救援，并成为无产阶级的勇猛的一员了”16。刘雪苇紧接着说：“还有类似的无数的故事”，“鲁迅的思想，在过去已经哺育出大量的这样的中国青年”。他称他们为“真正是吃了他的奶的”青年。

这个故事算不上特别精彩，但让人相信这是真实发自心底的故事，而且显然，那个深受鲁迅哺育和影响的青年，就是刘雪苇本人。他以这个故事为例，是希望说明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影响，不仅是思想的、文学的、学术的影响，更是一种对于性格、气质、生活道路，乃至于生命观的根本性的影响。他也说：“凡是由鲁迅先生那里哺育出来的（真正吃了他的奶的），都大抵带着一致的特色：‘平凡’些，结实些，坚韧些。——这正是与中国革命的长期与曲折性相一致的‘人’的风格。”17如此对“人”全方位的指引，自鲁迅在世时起就已在他的身边发生，而在他逝世之后，更成为一笔巨大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刘雪苇用他自己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他们那一代人如何将这笔遗产注入自己的生活与生命。可以说，数年后他在《论〈野草〉》中一再强调“思想锻炼”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他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而提出的。

事实上，鲁迅本人的确也是具有“思想锻炼”的自觉意识的。比如，他在1927年的《革命文学》中就提出过：“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8“如果作者是战斗的无产者”，他的作品“对于现代以及将来”都会有“贡献”19。1950年代中期，在新的意识形态下，这种对于思想锻炼的理解也出现了一些新论。比如唐弢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走鲁迅思想锻炼的道路》的文章，将鲁迅本人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过的相关讨论加以新的阐释，提出：“思想锻炼，明确地说，是要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文学工作是一种思想工作，从事文学工作的人需要锻炼自己的思想。”20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当然能够看出其中曲解或牵强的成分，但客观地说，唐弢的观点在总体上是符合鲁迅的思想精神的。他说：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无论是在理论或者生活，在思想锻炼或者艺术修养上，鲁迅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始终贯彻着高度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的精神的。他说：“我们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一直在批评自己，考验自己，充实自己，提高自己，运用各种文学形式，反过来更加有力地制服各种各样的论敌。这是促进思想锻炼和艺术修养的重要的方式。21

抛开历史的特殊印记与局限，可以说，唐弢对鲁迅的理解还是准确和中肯的。鲁迅的确非常重视思想者的自省与文学者的修养，但他的思想锻炼并未明确于（也未局限于）某一种理论或主义，而是以一种更深广、更多维的方式，在不断的自我解剖和自我反省中，最终完成了对自己思想的锻造。而那些追随他的后来者，用研究的方式，也同样在进行着对自身思想锻炼的工作。

类似的例子同样也是无数的。从194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都是如此。张恩和在谈到与刘雪苇同龄又同乡的前辈学者林辰时曾说道：“林辰先生的认识过程和研究体会说明，对鲁迅的认识和研究不能简单用‘学术’二字来概括。对鲁迅的研究，固然有一个学术的层面，但又绝不仅是学术的层面，不是一般坐而论道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认知、道德和修养过程。学术研究可以切切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主（研究者）客（研究对象）体可以分离，就像研究某种动物（譬如猴子）不必去学习它，也不必对它有任何爱憎之情，而认知、道德和修养过程就要求主客体的融合，要求有感情的投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22

钱理群在年近八旬之际也曾有这样的自白：

鲁迅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无论我面对什么问题，或者要研究什么问题时，都要想起鲁迅，而且总能从鲁迅那里得到思想的启迪，精神的支援，朋友们读我的任何著作，包括这两年所写的书都可以在字里行间看到鲁迅的身影。而且我只要面对青年朋友，就要情不自禁地讲鲁迅。我在八十年代进入学术界时，就已经赋予自己一个“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的历史定位，一直坚守到现在，而且恐怕要坚守到生命的结束。这已经成了我的历史使命与宿命。而且我要说，这样的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不只我一人，刚刚去世的王富仁先生就是一位杰出代表，我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说到，这在鲁迅研究界、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形成了一个学派的，我把它叫作“生命学派”。这本身就是现当代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一位现代作家、思想家对其研究者的生命的影响，会达到这样的深度，除鲁迅之外，几乎没有第二人。23

在我看来，唐弢、刘雪苇、林辰、张恩和、王富仁、钱理群……乃至很多更年轻的学者，都可以归入这个“生命学派”，共同形成了这一特殊的传统。虽然这些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学术风格、方法理论也都各有千秋，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将鲁迅融入自己的生命”，用研究的方式表达纪念，也用继承的态度从事研究。

当然，“生命学派”不是鲁迅研究的唯一方式。就像钱理群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的，鲁迅研究中一直存在两个不同路向，一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将鲁迅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另一则是从生命的角度进入鲁迅的世界。他说：“其实，这样两个研究路向，在我们这一代，以及以后几代鲁迅学人中也同样存在，甚至可以说鲁迅研究过去与未来都会有这两种趋向，而且两种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陷阱……前者走到极端，就会‘抽空鲁迅研究的生命力’；后者被泛化、滥用，也会导致‘主观的肆意妄言’。因此，二者是应该相互补充与制约的。在具体研究实践里，每一个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追求、学养、个性，会有所偏至，但也会有所融合。它本身就是体现了鲁迅研究的丰富性与多元格局的。”24钱理群的看法是客观公允的。从怎样的角度进入鲁迅研究，是每个研究者自己的选择，无论哪种选择也都不能走到极端。但本文想强调的是，“作为思想锻炼的鲁迅研究”这种方式，在现代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史上确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延续了鲁迅将文学与现实结合、文学与行动相结合的观念与传统，并将鲁迅精神与自我精神世界相结合，把学术研究与自我修养相统一。这种方式不仅“是现当代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对于当下的研究也仍有启发意义。究竟如何恰当地在研究中安置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如何实现对历史的贴近和同情？如何在认识历史的同时返诸自身，通过切身经验去理解历史，又通过历史研究来重新理解自身的经验？这些问题至今仍无处不在。或许，寻找答案的过程也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种新的“思想锻炼”。

注释：

1 2 刘雪苇：《新版后记》，《鲁迅散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146页。

3 4 5 10刘雪苇：《导师的丧失》，《鲁迅散论》，第1、5、16、15页。

6 唐弢：《由活着的肩起》，《唐弢文集》（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7 唐弢：《请鲁迅先生安息》，《唐弢文集》（第6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8 唐弢：《纪念鲁迅先生》，《唐弢文集》（第6卷），第24页。

9 刘雪苇：《代序：纪念鲁迅的话》，《鲁迅散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1 研究《野草》的专论较早有：赵艳如《讽刺性十足的〈野草〉》（1932）、聂绀弩《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1940）、荃麟《鲁迅的〈野草〉》（1945）、刘雪苇《论〈野草〉——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1946）、杜子劲《鲁迅先生的〈野草〉》等。

12 刘雪苇：《论〈野草〉——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鲁迅散论》，第45页。本节不标明出处的引文皆出自此篇。

13 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14 绀弩：《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野草》月刊（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20日。

15 荃麟：《鲁迅的〈野草〉》，《国文杂志》（第3卷第4期），1945年9月10日。

16 17 刘雪苇：《鲁迅先生思想概观》，《鲁迅散论》，第41-43、43页。

18 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8页。

19 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7-378页。

20 21唐弢：《走鲁迅思想锻炼的道路》，《唐弢文集》（第7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207页。

22 张恩和：《用鲁迅的光和热照亮自己，点燃自己——林辰〈跋涉集〉书后》，《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

23 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24 钱理群：《“30后”看“70后”——读〈“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张克、崔云伟编，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