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关于张柠长篇小说《春山谣》
内容提要：本文将小说《春山谣》①中的人物分为视点人物、主要人物与相关人物，并对其进行了深入探析，阐释了其人物设置的特色及价值意义，展示了张柠对变幻起伏的时代与社会的独到识见，对复杂与吊诡人性的细致辨析，以及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各种努力。
关键词：张柠 《春山谣》 人物 人性 艺术形式
读《春山谣》，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尾声”部分在交代主要人物未来人生走向时的这样一个细节。因为曾经的恋人童秀真已经在江东市和焦康亮谈上了恋爱，“顾秋池就跟东山公园对门的光明被服厂女工竺秀敏结了婚，育有一子，叫顾明笛”。只要是曾经读过《三城记》的朋友就都知道，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用现在流行的代际说法属于“80后”的顾明笛。也因此，如果说《三城记》所集中书写的是顾明笛这一代所谓“80后”的青春故事的话，那么，《春山谣》所主要讲述的，就是顾明笛的父辈们，也即我们通常所谓知青一代的青春故事。据张柠自己透露，他马上要动笔写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其主体内容，将会讲述顾明笛的祖父（也即顾秋林的父亲）一代人的青春故事。
将张柠这样三部以逆时序的方式溯流而上、主旨均在讲述青春故事的长篇小说连缀在一起，所构成的自然也就是独属于张柠的“青春三部曲”。三部作品连缀在一起，我们所看到的，就既是张柠对变幻起伏的时代与社会的独到识见，也更是对复杂与吊诡人性的细致辨析，当然，无论如何都少不了的，也肯定还有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各种努力。
视点人物：双重视角，书写一代青春
虽然是一部看似比较“笨拙”地采用了习见的第三人称非限制性叙事方式的长篇小说，但面对《春山谣》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却还是小说的叙事视点问题。依照我的理解，张柠在《春山谣》中设定的，是顾秋林和王力亮的双重视点。
先是顾秋林。由于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顾秋林兄弟俩返城回到上海的时间，要明显晚于他们的那些知青同伴。在主动把工作机会让给弟弟之后，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的顾秋林，不愿意吃闲饭：“在街边摆个小摊子，卖些香烟、烟斗、打火机之类的小东西。生活不是问题，只是烟瘾和酒瘾越来越大。”因为知青时代的恋人陆伊已经居留日本，单身一人的顾秋林，不仅经常去探望女友的父母，而且还对他们称呼“父亲”“母亲”。“顾秋林孤单一人生活着。他的心一点也不孤单。他跟这个世界和爱相伴，内心充满了感恩之情。他写下的诗篇，是感恩的诗篇，感谢陆伊，感谢生活，感谢生养儿女的父母，感谢天下的所有！”“此后的十几年里，顾秋林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那是三件很小的事，但也可以说是很大的事：卖香烟，想陆伊，写诗歌。”“他生活着，爱着，写着爱的颂歌。这个表面上沉默寡言，生活似乎了无生趣的男人，内心里却总是被巨大的幸福所充斥，对陆伊的思念没有一刻停歇。”
我们之所以认定顾秋林是小说文本中的视点性人物之一，与他在知青时期，以及之后所一直从事的诗歌写作行为紧密相关。在小说开头的带有序幕性质的“楔子”部分，叙述者交代，很多年之后的春山岭景区，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曾在春山岭林场生活近十年的上海女人，当年春山岭林场的团支部书记陆伊”。她还带来了一份特别珍贵的礼物，“那就是陆伊自费出版的诗集《春山谣》。诗集的作者不是陆伊本人，而是同样在春山岭生活了十年，如今长眠地下的顾秋林，他是陆伊的恋人！《春山谣》里的诗，写在春山岭，写的也是春山岭”。被命名为“春山谣”的这部出自当事人顾秋林之手的诗集，竟然与张柠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同名现象，绝非无意间的巧合。叙述者在小说临近终结处介绍，顾秋林这些诗歌，书写的内容和主题前后两个阶段有着明显的不同：“写诗，也是春山岭给予顾秋林的恩赐。顾秋林把几年来写下的诗歌整理了一下，有一百多首。刚开始的时候，他主要写春山岭的生活，写春山岭的风景、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河流小溪，歌颂农耕劳动，歌颂自然，叙说内心的喜悦和痛苦，还有难以理解的梦境。自从陆伊离开之后，顾秋林的诗歌不再涉及那么宽阔的题材了，他只写对陆伊的思念，他把自己心爱的词汇、心声、梦想，全部献给陆伊。”可见，顾秋林在春山岭期间的诗歌写作，正如同他自己也已经明确意识到的那样，存在着一种由外在而内在，由他人到自我的转换过程。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陆伊被招工，有着决定性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顾秋林内心深处对陆伊那种由衷的爱恋与思念，召唤并最终促使他生成了个性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因为顾秋林诗集也名为“春山谣”，而且诗集所集中叙写的内容也都来自于春山岭的生活，所以，我们才认定，他是《春山谣》这部长篇小说中一位视点性人物。
既然提到了顾秋林的诗集，那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首代表性诗作，就是副标题为“春山谣1号”的《杉树林里的小鸟》。小说中不仅不惧重复地前后三次引用这首诗歌的全文，而且还干脆把这首诗歌的片断摆到了封面上。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忽视这一首诗歌的存在。且让我们先把它抄录在这里：“杉树是我们种的/小鸟不是我们种的/杉树在长高/小鸟在变老/杉树的根越扎越深/小鸟的梦越来越沉/小鸟说它想飞高飞远/杉树上的老鹰/抓住小鸟飞翔的影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她在哭泣/我在发呆/老鹰在咯咯地笑。”依照那个时候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说法，如同顾秋林这样来自于城市的知识青年，来到如同春山岭这样的林场，或者春山村这样的乡村，是要扎根农村干革命，是要如同程南英口口声声所强调的那样做一个“永久牌”。这样一来，也就有了诗中的第一句“杉树是我们种的”。作者不仅是在一种写实的层面上真实再现上海知青在春山岭林场的植树工作，从象征的角度来说，作者这里所隐喻表达的，其实也正是青年们“扎根”农村的主旨。但从实际的情形来看，第二句“小鸟不是我们种的”，从象征的角度来说，“小鸟”也完全可以理解为知青的隐喻，那么，“小鸟说它想飞高飞远”这一句也就可以理解为知青的一种试图挣脱农村的羁绊重返城市的强烈愿望。面对所有的这一切，身为抒情主体的“我”只能在一旁傻傻发呆。如此一种情形，也特别切合顾秋林自己的真实处境。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顾秋林根本就不具备“飞高飞远”的梦想权利，只能以一个旁观者（或者视点人物）的身份而傻傻地“发呆”。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杉树林里的小鸟》诗歌中所凝结的，的确可以被看作是知青群体某种共同的精神状况。准乎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定张柠的长篇小说《春山谣》乃是顾秋林诗集《春山谣》的进一步铺叙与展开，就是一种合乎艺术逻辑的判断。
再是王力亮。如果说顾秋林和陆伊他们是知青一代，那身为春山岭土著的王力亮，就应该被看作他们的下一代，也即所谓“后知青一代”。顾秋林和陆伊他们当年到春山岭的时候，还只是一位小学生的王力亮，正拖着长长的鼻涕，站在以敲锣打鼓的方式欢迎知青的小学生行列之中。然而，到了本书的“楔子”和“尾声”部分，当时间的脚步已然行进到21世纪初，王力亮和他的小伙伴们早已长大成人：“转眼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王力亮担任了县文化局局长兼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马欢笑从县财政局到春山镇挂职，任副镇长，两年后转正，像当年的徐水根一样。”要知道，王力亮他们这个时候的年龄，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那些知青大哥哥和大姐姐。年龄的增长，绝不仅仅只具有生理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王力亮他们才会开始推己及人地思考人生：“王力亮很想知道那些已经老去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的下落。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过得怎么样？后面的一代又一代青年，已经、即将、正在度过他们的青春。这一代人的青春，跟那一代人的青春相比，有着怎样不同的命运？”在这里，顾秋林的诗集《春山谣》充当了触媒，从根本上触动了王力亮内心里沉寂已久的心弦：“王力亮翻开诗集，第一首（也即那首《杉树林里的小鸟》）他就非常熟悉。当年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顾大哥就让他读过这首诗。当时他说，有些懂，有些不懂。现在也一样，有些懂，有些不懂。”王力亮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数十年前的岁月之中：“读着读着，会拉手风琴的长发哥哥顾秋林的笑脸出现在眼前，长发哥哥给王力亮解释这首诗的声音，也在空中响了起来。王力亮眼前一片模糊……”与“楔子”部分如此一种结尾方式紧密相关的，是“尾声”部分的结尾方式：“王力亮和陆伊站在当年林场宿舍的旧址上，追忆往事，感慨万千。陆伊含泪告诉王力亮，当年那位拉手风琴的长发哥哥顾秋林，因病早早地离开了人世。王力亮闻言，呆在那里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山风扑面，人们不禁打着寒战，而眼泪却是滚烫的。”
“楔子”和“尾声”的终结处为什么出现的都是王力亮？作家如此安排绝非巧合，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和判断，通过这种方式，张柠所强烈暗示出的，正是王力亮文本地位的特别。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王力亮的回忆，作家才能够打开那些陈年往事。从这个角度上说，王力亮也如同顾秋林一样，可以被看作是小说中的另外一位视点人物。更进一步，如果说王力亮和马欢笑后来在春山岭景区专门打造的纪念馆最终被命名为“春山岭林垦文化和知青文化纪念馆”，那么，张柠通过《春山谣》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纸上所精心打造建构的，也可以被看作是别一座同样意味深长的“春山岭林垦文化和知青文化纪念馆”。
在展开对小说文本的分析之前，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张柠的这部《春山谣》到底能不能被定位为一部“知青小说”？启发我们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的，是“尾声”部分里王力亮和马欢笑的一番对话。当马欢笑率先建议要建立一个小型“知青纪念馆”的时候，王力亮给出的回应是，如果充分考虑到当年春山岭林场的建设者不仅仅是知青，还包括本地农民在内的一种客观现实，那么，这座纪念馆就应该被命名为“春山岭林垦文化和知青文化纪念馆”。事实上，只要认真地面对《春山谣》这一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包括顾秋林和陆伊在内的那些知青，当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存在，但与此同时，像彭击修、徐芳兵、季卫东等虽然并非知青，却同样在那个时代度过了自己青春岁月的一批青年的存在，也绝对不容忽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把《春山谣》简单地判定为“知青小说”，其偏狭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充分考虑到相关的文本事实，那么把《春山谣》视作一部书写表达广义上的“50后”青春岁月的作品，才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最终把《春山谣》看作是一部浓墨重彩地书写一代人青春记忆的长篇小说。
主要人物：丰富的人性世界
大凡青春，都少不了理想、浪漫色彩，在另一方面，所有的青春，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摆在张柠面前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知青一代人（请注意，当我们使用知青一代人这一概念的时候，它的具体所指，就绝不仅仅只是那个知青群体，也包括那些并非知青的同龄人在内）的青春岁月，在与时代和社会相关因素紧密结合的前提下，饱满而生动地书写出来。在这一方面，张柠最为成功的地方，就是其对相关人物足称丰富的人性世界作了深入细致的挖掘与表现。事实上，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往往是那些人性相对丰富的人物形象。
比如，年龄明显要比知青们长一辈的马约伯和李瑰芬夫妇。在邻居孩子王力亮的印象中，少年玩伴马欢笑的父亲马约伯医生，是一位特别和蔼可亲的人：“他爸爸是马约伯医生，会说普通话，会舞剑，会打拳，会下棋，还会讲故事，看病也很厉害，书房里有好多书。关键是见谁都笑，我在他们家玩，一点也不怕。”不仅有书房，而且书房里有好多书，这一那个时代在春山村非常稀罕的情形，首先说明马约伯医生是一位曾经读过很多书的知识分子。本职工作“很厉害”之外的其他一连五个“会”字，则充分说明着他具备多种才能。这样一位非同寻常的医生，竟然还会没有一点架子地“见人就笑”。这样一来，即使在如同王力亮这样一些孩子的心目中，马约伯医生也会显得特别和蔼可亲。马约伯的和蔼可亲，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对待子女和妻子李瑰芬的态度上：“马约伯其实对每个孩子都很温和。第一个孩子马欢心出生时他快四十岁了，小儿子马欢笑出生的时候他快五十了。他跟儿女们之间的感情，比一般父子多了一层祖孙情。他爱李瑰芬，比一般夫妻多了一份父女情。”唯其因为马约伯一贯温和，才会出现这样看似“大逆不道”的景观 ：“儿女和妻子都称马约伯为‘老东西’，马约伯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还答应得很快很顺，他笑脸相对，享受着儿女们的‘不恭’，更享受着妻子的‘辱骂’。”
只要我们细加探究，就不难发现，原来，马约伯如此一种好脾气的养成，与他那传奇般的曲折人生经历紧密相关。马约伯，原名马德诚，1910年生人，早在1932年就从中正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在江东市慈恩医院工作的同时，就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娶邻村的远方表妹马黄氏为妻，育有二儿二女。”但到了1938年的时候，已有家室儿女的马德诚，不仅瞒着家人与江东慈恩医院的牙医孙玛丽恋爱结婚，在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同时，也改名为“马约伯”。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恐怕连马约伯自己也料想不到，改名为马约伯之后，因为不慎失手打死一名纠察队员，他这样一个很有些功夫的“文弱书生”，竟然还被迫上山，在怀玉山深处的土匪窝里当了三年土匪，然后，才进入国民党的军队，继续当他的医生，凭借他超乎寻常的精湛医术，最终被擢升为胡琏将军整编11师的上校医官。也正是在他的上校医官任上，马约伯成为解放军的战俘。成为战俘的他，因为早已预料到曾经的上校医官身份，肯定会成为将来人生的巨大障碍，所以便隐瞒身份，不仅以一般战俘的身份参加革命队伍，而且因为“马约伯医术精湛，曾救过一位著名解放军战将的命，还混进了党内，并迅速提为华东解放军某部战地医院院长”。他和比自己小了整整24岁的妻子李瑰芬的又一次婚姻，就发生在他担任院长期间。这个时候的李瑰芬，年仅31岁，是这家战地医院的护士长。但纸里终究还是包不住火，到后来，因为自己一时的酒后失言，马约伯的所有“历史问题”全都浮出了水面。一直为“历史问题”焦虑不已的马约伯因为对组织的彻底坦白而卸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李瑰芬的心理却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李瑰芬根本没想到，自己作为一个雇农出生的革命者，身边每晚都躺着一个‘反革命’，而且还是有年头的‘历史反革命’。她觉得这是奇耻大辱。”也因此，从一种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李瑰芬后来之所以不管不顾地要和公社主任徐水根出轨，其实与她一种潜在的报复心理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她正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报复丈夫马约伯对自己曾经的欺骗，以获取某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平衡。而马约伯医生自己，之所以会对李瑰芬的相关行为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其实也是为他自己曾经的刻意“欺骗”行为而心存愧疚的缘故。
实际上，一向以和蔼可亲著称的马约伯医生，其心理构成也有着复杂的一面。如果说他对李瑰芬出轨行为的纵容是出于一种爱，那么，他后来曾经采取过的自杀方式的抗议行为，也同样是出于一种爱。甚至，连同紧接着的坚决要和李瑰芬离婚，也还是出于一种爱。很大程度上，马约伯深知，只有在自己主动离开李瑰芬之后，她才可以放开手脚地去大胆实现自己的情感追求。从根本上说，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李瑰芬不幸去世后，马约伯的种种看似“匪夷所思”的表现。其一，是他异常地伤心：“马约伯哭得最伤心，他扑在李瑰芬身上，撕扯着自己稀疏的头发，说都是因为自己的历史错误，连累了李瑰芬，让她丢掉了军籍，漂泊在异乡。说都是自己的无能，让她一个人生活在这里无人陪伴。”其二，是他不管不顾地坚决要把已经离婚了的李瑰芬葬在马家塆马家的祖坟里。“我读过大学，做过医生，当过土匪，打过日本鬼子，也打过国民党，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因为我觉得，我跟李瑰芬离婚，就是对她陪伴我大半辈子的最好的报答。可是在我心里，李瑰芬从来都是我的妻子，是马家的媳妇。现在她不幸离世，无家可归，成了孤魂野鬼，我若不接纳她，谁接纳她？我若不接纳她，我怎么面对这些她为我生育的儿女？我若不接纳她，怎么有脸活在这个世上？那样我还不如死给你们看！”其三，是他不久后再一次的自我了断。“初冬的一天，军医马约伯躺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离开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世界，用的还是老办法，吞食超量的安眠药。儿女们遵照马约伯的遗愿，将他和李瑰芬合葬在一起。”就这样，马约伯到最后还是以如此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爱的愿望。
当然，与马约伯李瑰芬他们相比较，张柠以更大篇幅勘探表现的，还是顾秋林他们那一代青年人的人性世界。细细数来，《春山谣》里的知青一代中，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青年形象，除了视点人物顾秋林之外，还有陆伊、程南英与彭击修几位。
最突出的是陆伊。陆伊之所以能够从上海来到春山岭林场插队落户，是自己主动积极争取的结果。对于她的积极要求，父母双方所持有的，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妈妈不理睬陆伊，继续购物。她还在生陆伊的气，因为陆伊不听劝阻，坚持要下乡去。陆伊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每一个革命青年的必然选择。陆伊几乎不假思索，就决定报名下乡。她的革命行为得到了爸爸陆志钢的大力支持。”正因为下乡插队落户是陆伊积极响应时代号召的主动选择，所以，刚刚来到春山村，行进在前往春山岭林场的蜿蜒山路上的陆伊，才会生成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陆伊想，自己终于来到了人民中间，见到了贫下中农老师。她发誓，要好好向老师学习劳动技能，认真改造思想，克服掉在城里养成的坏毛病，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习气，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然而，来到春山岭林场的第一个晚上，尤其是晚会结束后夜深人静的时候，陆伊却还是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陆伊想起了家，爸爸和妈妈，上海的街道和商店，夜晚闪烁的霓虹灯，突然有一种被抛弃到世界角落的感觉，眼泪哗啦哗啦地流。”如此伤心泪水在暗夜里的流淌，乃是陆伊本真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
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自从来到春山岭林场，陆伊的心灵世界就经常处于革命意志与本真人性相互矛盾的状态之中。这一点，集中不过地表现在如何处理与顾秋林之间的情感关系上。一方面，他们俩的确彼此恋慕，但在另一方面，陆伊又拼命地克制着自己。在读完顾秋林热辣辣地表白心迹的来信后，陆伊的“内心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平时在众人面前，她总是好强逞能，什么事都独自担着扛着，从不服软。她一心想着如何在农村努力锻炼革命意志，如何把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一扫而光。当她读着顾秋林的来信，仿佛突然被一只柔软的手轻轻地抚摸，让她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她感到四肢无力，瘫坐在椅子上，耳朵里嗡嗡作响，还夹杂着顾秋林的手风琴声。”尽管陆伊的初衷是要坚决将自己身上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一扫而光，但实际的情形却恰好相反，是阅读顾秋林来信后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大爆发。很大程度上，正是在春山岭林场经历了一段插队落户的生活之后，原本满怀革命理想的陆伊，对现实生成了一种更加理性的看法：“我想，如果大家都怕苦怕累，都贪恋享乐，都想离开农村，那么，种粮食、种棉花、种树木这些我们生活必须的劳动谁来干？还不是留给游崇兵、游德宏、游平花他们，这些祖祖辈辈都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我们都走了，他们依然在原地踏步，历史依然在他们之间一代代重复。想到这些，我心情很沉重。我对自己说，既然这样，那你就留下来嘛。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来到这里已经一年了，学了不少的农耕知识。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在重复他们祖祖辈辈的古老生活，跟他们一起吃苦，一起耐劳，在跟他们一起原地踏步！我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学生，不但不能帮助他们，还要他们帮助我们。我们不但不能成为他们的财富，反而成了他们的负担。这是为什么？我们年轻，健康，有体力，有文化，有理想，为什么成了一个负担呢？”认真想来，张柠在其中提出的一些根本问题，恐怕一直到现在都处于无解的状态之中。
曾经一度试图坚决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陆伊，也开始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得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正是思想观念进一步发酵的必然结果。第一次，或许与陆伊自己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有关，她虽然也在被提名的行列之中，但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面对如此结果，陆伊虽然也曾经一时伤心流泪而找顾秋林哭诉，心理却没有产生大的波动。等到第二次机会来临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在船上聆听了老五关于推荐上大学的一番言辞（老五这番言辞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这一年被推荐上大学增加了文化成绩所占的比重，二是一定要真心实意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之后，陆伊在加强文化课复习的同时，也更是在内心深处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过完春节从上海回来之后，“陆伊就很少到顾秋林的房间里来。陆伊说，她要集中精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全力以赴复习功课。顾秋林支持陆伊的想法，说两个人整天混在一起，的确会耽搁正事。他让陆伊好好复习，自己也抽空写点诗”。但实际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在陆伊这里，“顾秋林这位少年时代相识，如今又相恋在异地他乡的老友，的确成了她苦难生活中的温暖和光亮，甚至是唯一的精神支柱。但是，离开春山岭才是当务之急，才是重中之重，一切都得为这件事让路！陆伊担心顾秋林的阶级出身会成为她被推荐上大学的一个障碍，万一有人提出这一点，一切努力终将付之东流。为此，陆伊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最终她还是决定，把跟顾秋林的关系暂时转入地下。同时，她开始一改过去严肃冷峻的表情，微笑着跟其他人打招呼聊天，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特别是跟彭场长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是对顾秋林的刻意回避，另一方面，则是对彭击修的有意靠拢，两相对照，陆伊无论如何都要想方设法离开春山岭的“良苦用心”，也就很明显了。问题在于，陆伊尽管如此这般地积极努力，到后来终归还是无法逃脱吊诡命运的捉弄。眼看着被推荐上大学已经铁板钉钉，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个程南英被采访事件。疲于应付的公社鲁主任他们，万般无奈出一下策，迫使陆伊李代桃僵，代替程南英接受记者采访，结果因此而留下把柄，被同样急迫地想要被推荐的姜新宇紧紧抓住，大做文章，最终使得陆伊被推荐上大学成为泡影。万念俱灰的情况下，陆伊甚至企图投水自尽，亏得被一直密切关注她动向的顾秋林及时救起。此后不久，陆伊被招工成为上海某化工厂的工人。再此后，就是她的两次高考失利，以及最终没有等到顾秋林依据“特困返城”政策回到上海，就远赴日本去留学了。
相关人物：一种有价值的写作
此外，还有心理被扭曲的程南英。在下乡来到春山岭林场后，如同陆伊一样，程南英也一度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她的心机却毫无疑问要比单纯的陆伊深好多倍。程南英，首先是一个资质和能力都平庸的人。仅仅是让她负责一下汇报演出的节目单，她都做不好。“看程南英拉出来的节目单，唱歌、跳舞、表演唱重复交叉出现，像随意拼凑的小晚会，缺少主题，没有主心骨。”关键的问题是，程南英虽然资质和能力平庸，但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她就会一下子变得很有心机。小说中，程南英是最早获知将要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消息的知青之一 。“听了马欢畅的话，程南英一脸惊讶。她对马欢畅的爸爸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是有上大学和招工的机会。前不久，上海的同学来信说，北京上海那边已经开始试点，原以为这件事情跟自己无关，没想到突然成了她眼前的一线光明。”从那个时候开始，程南英就在一门心思想要被推荐去上大学。为了达到被推荐上大学的目标，程南英最起码做了两个方面的积极努力。其一，是想方设法靠近并讨好林场场长彭击修。刚刚从马欢畅那里获得相关信息，她就立竿见影地迅速出击。“程南英说：‘我也认为范梅英去（村里广播站）比较合适，这次机会就让给她吧。下次再有机会，你一定要想到我啊，场长。’说完，她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彭击修，含糊不清地冲他媚笑，弄得彭击修不知所措，感觉骨头都酥了。”与此相关的细节还有，有一次，陆伊无意间竟然撞见程南英在偷偷地给彭击修洗衣服。正因为如此，顾秋林才会对程南英作出这样的评价：“嗯，程南英身上有些令人不安的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好像是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感觉。”关于程南英和彭击修的关系，张柠的相关描写特别隐晦，但也正因为隐晦，一些细节的处理才更加显得耐人寻味。“就在陆伊找顾秋林倾诉的时候，程南英正在彭击修那里。她把给彭击修洗好的衣服往他床上一扔，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脸朝墙不理他。彭击修问她怎么了。她厉声质问，为什么把她排在马欢畅后面。”紧接着，作家的描写是：“平时，程南英在彭击修面前阿谀奉承，卖乖撒娇，今天突然变脸，又是厉声质问，又是吹胡子瞪眼睛。”依照常理，一个知青下属，面对着自己的顶头上司，即使曾经为他洗过衣服，也没有可能以如此一种方式兴师问罪，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程南英也的确称得上是难打难缠，第一次推荐失败后，不依不饶的她，竟然三番五次地给相关的各级部门写告状信，一直到最后把已经被推荐的马欢畅拉下马才告罢休。也因此，程南英在知青中的口碑急转直下：“程南英因为告状事件声名狼藉，大家都不搭理她，觉得她做事为人很过分，为了一己之私不顾一切，心狠手辣。”尽管如此，程南英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也就有了她第二个方面的表现，那就是在一番“乔装打扮”后的佯装积极。先是“她不知用了什么东西，把脸弄成那个样子，又黑又粗。她是想把自己装扮成农村妇女的样子，装作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接下来，是见到领导时的满嘴“豪言壮语”。“手脚脏了不可怕，思想脏了才可怕。”“要做永久牌，不做飞鸽牌。小车不倒只管推，我把青春献农村。”也正因为程南英有着这样的“现实表现”，才不仅引起了县与公社各级领导的充分注意，而且还被树为“扎根派”的典型，四处“讲用”。然而，程南英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到头来竟然会因此而再一次失去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道理说来也非常简单，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做扎根农村的“永久牌”了，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农村去上大学呢？正是这一次“弄巧成拙”带来的严重刺激，让程南英一度陷入到精神失常的状况之中，虽然在陆伊、顾秋林等一众知青同伴的呵护下，程南英最终得以“化险为夷”，但细细想来，这种扭曲还是让人感慨良多。
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人物形象，还有那位一方面身为青年，另一方面又身为知青管理者的春山岭林场场长彭击修。对于出场时的彭击修，张柠给出过这样的肖像描写：“彭击修穿着草绿色军装，腰间扎着酱色塑料军用皮带，斜挎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五个红漆字样的黄帆布书包，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两片向外凸起的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的感觉，眼神里却流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精明。”除了明显带有时代特色的服饰装扮之外，这里的关键在于，彭击修既“憨厚”而又不失“精明”。“憨厚”是农家子弟的本色，“精明”是他的个人禀赋。虽然打小就喜欢读书，但由于中考成绩不理想，他只能进入一个名叫“黄埠农中”的农业中学完成自己的中学教育。然后便去入伍当兵，两年后退伍回乡务农，兼职担任春山大队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彭击修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乖巧，而且主动跑到公社去接近徐水根主任，等到公社要组建春山岭这样一个社办林场的时候，他便被徐水根任命“担任春山岭林场的负责人，成了公家的人”。
对于一时踌躇满志的彭击修来说，他需要完成的使命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正处于草创时期的春山岭林场一下子就接收了18个上海知青，再加上若干本县知青与回乡知青，所以，彭击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些知青管理好。其二，彭击修尽管已经被任命为春山岭林场的负责人，但毕竟还没有被任命为正式的场长，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干部。也因此，他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争取早日转正。其三，最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彭击修尚未解决的个人情感问题。在成为春山岭林场的负责人之前，对自己的人生前景一度心灰意冷的彭击修，被迫顺从父亲的意志，与名叫游仙桃的农村姑娘定了亲。而彭击修所真正心仪的女性，却是公社徐水根主任的亲侄女，担任公社广播员的徐芳兵。一旦成为春山岭林场的负责人，他马上就表示要和自己并不喜欢的游仙桃悔婚。与此同时，因为徐芳兵还有时任公社秘书的季卫东这样一位不屈不挠的追求者，彭击修的另外一个任务，也就是要想方设法在这一场婚恋的竞争与追逐过程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关于彭击修这个青年形象的书写，《春山谣》中一个饶有趣味的个性化现象，就是普通话和方言相互较量的问题。彭击修的普通话无论如何都说不好，这一点，在他出场时就已经初露端倪。“彭击修走到队伍前面，用含混不清的普通话喊起了口令：‘立儿（立正）！’‘蓑衣（稍息）！’这是彭击修从部队学来的时髦喊法。站在边上瞧热闹的理发匠何师傅说：‘彭老三在喊什么鬼啊？口里像含了烧熟的萝卜，哩哩啰啰，谁听得懂！’奇怪的是，十八个上海知青好像都听懂了，彭击修喊‘立儿’，他们双脚并拢，昂首挺胸。彭击修喊‘蓑衣’，他们就往前伸右腿，双肩往下沉。”日常生活中倒也罢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彭击修所拼命追求的广播员徐芳兵，不仅自己讲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而且还要求彭击修也不要讲方言，一定要改讲普通话。彭击修因此经常会遭到徐芳兵的批评与训斥。“据总机接线员舒漫娥透露，彭击修在电话里跟徐芳兵说的普通话，听起来笑死人，要多难听就多难听，经常被徐芳兵教训。”这样一来，彭击修也就被迫处在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靠近徐芳兵，并进一步讨得她的欢心，彭击修不得不设法去努力讲好普通话。但在另一方面，身为春山岭林场负责人的彭击修，却又在要求上海知青必须讲当地方言。“彭击修突然改用本地土话说：‘你们，上海知青，要学习贫下中农的语言，慢慢地少说或不说上海话，一说上海话，你们就记挂你们那个“十里洋场”，就影响扎根农村的决心，影响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信心。从明天开始，上海知青要开始学说本地话，不会说没关系啊，拜贫下中农为师嘛。’。”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在所谓“恋爱”的过程中，徐芳兵一直在强制性地要求彭击修讲普通话，所以在获知自己的竞争对手季卫东已经被提拔任命为公社副主任，知道自己在这场情感的竞争中已经彻底无望之后，彭击修的反应才会是那样不顾一切的气急败坏。“他默默发誓，不再屈从于徐芳兵，也不再委屈自己去学说什么普通话。彭击修突然冲树林大喊起来：‘我偏不说普通话。我偏要说土话！我就不说chi(吃)，我就要说qia。我就不说rou(肉)，我就要说ni-wu！’”
张柠之所以要在方言和普通话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一方面固然是要借此而凸显彭击修对徐芳兵的一度顺从，以及稍后的一种坚决反抗，而在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意图恐怕在于一种理性思考。他借语言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之间差异的存在。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以及融合的可能性，在文化的层面上体现出来，成为小说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细想来其实意义重大。这只是一个小例子，类似的匠心在小说中还有很多。
注释：
①张柠：《春山谣》，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关于此作品的引文均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作者单位：小说评论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