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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猴儿与少年》是王蒙最新发表的长篇小说，作为王蒙高密度文学生产的最新成果，《猴儿与少年》在思想内容、情感表达、美学追求及艺术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新的探索与新的突破，综合来看，在“时间”中发现“身体”、在个体生命中重述历史、在非虚构式对话体叙事中虚构诗性独语体小说、在诗歌与小说的文本间讲述故事及诗歌文本对小说主体叙事的文本入侵，以及将意识流与语言流相融合的高辨识度、高抒情性语言，是《猴儿与少年》在王蒙小说创作上所呈现出来的最突出也最可贵的新质，正是这些可贵新质最明显地体现出了《猴儿与少年》在思想上的深切与在形式上的特别。

关键词：王蒙 《猴儿与少年》 身体 历史 独语体小说

近几年来，仍处于文学生产第一线的高龄少年王蒙，小说创作进入了新的井喷期，几乎以每年一部长篇或小说集的密度与速度挥洒着自己不可阻挡的创作激情与强烈到不可遏止的言说欲，发表于《花城》2021年第5期的《猴儿与少年》正是王蒙最新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以鲐背之年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与小说家王蒙的对话为核心，以施炳炎1958年在大核桃树峪的劳动生活往事为基础，以施炳炎对核桃少年侯长友、大学士猴儿三少的动人回忆为主要内容，借助对话叙事中时间穿梭与往事嵌套在时间与空间延伸上的优越性，讲述了上下近百年的个人史与国家史。与王蒙以往的小说相比，《猴儿与少年》在思想内容、情感表达、美学追求及艺术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新的探索与新的突破，综合来看，在“时间”中发现“身体”、在个体生命中重述历史、在非虚构式对话体中虚构诗性独语体小说、诗歌文本对小说主体叙事的文本入侵，以及将意识流与语言流相融合的高辨识度、高抒情性语言，是《猴儿与少年》在王蒙小说创作上所呈现出来的最突出也最可贵的新质，也正是这些可贵新质最明显地体现出了《猴儿与少年》在思想上的深切与在形式上的特别。

一、在“时间”中发现“身体”

如果说2020年的长篇小说《笑的风》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上揭示了傅大成个体主体在历史沉浮中的心灵史，并以小说语言的悖论与延宕状态生动地呈现出了“得而后知未得，富而后憾贫瘠，学而后知不足，愈而后知有病”①的人生存在困境，那么在王蒙最新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中，“时间”与“身体”则已经超越了“空间”与“心灵”而成为了小说的首要关键词。

《猴儿与少年》的小说开篇便不俗，当1930年出生的施炳炎在2021年向王蒙诉说起1958年的往事时，小说作者暂时搁置了对1958年往事的追溯，而是首先给出了鲐背之年的施炳炎关于年龄与时间的长篇哲思，“施炳炎已经过了九十岁了，他说在他的青年时代，得知了一大套关于年龄的文辞命名，他感觉到的是奇异与遥远，仍然不无悲凉。看到了‘古稀’‘耄耋’的说法，那种陌生与将尽的感觉令他回避……不知不觉，不可思议，关于年龄的美妙的众说法，他也都一一经历了即失去了或者正在经历即正在失去着。世界上有一种获得即是失去的悲哀，包括一切成就与财产，但都不如年龄与年龄段是这样的得即是失……而时间造成的年龄，秒、分、时、日、旬、月、年、年代与世纪，一旦获得，没有一刻不在减少与走失”②。正是无可阻挡、从不停滞、无时无刻不在得到即失去的时间促使鲐背之年的施炳炎在九十岁这个时间点上涌起了对六十、七十、八十年前往事的动情回忆，歌哭兼得、悲欢俱存。

值得注意的是，施炳炎对九十岁年龄的切体感知，正是来自于“身体”的变化，“九十岁的这个年纪叫鲐背，背上长出了类似鲐鱼身侧的纹络？老而鱼变乎？衰而轨迹乎？他知道有一种进化论，认为人不是猴子而是鱼，乃至海豚海豹演化过来的。鲐背者，认祖归宗也”。也正是九十岁的鱼皮皱纹令施炳炎回溯1958年的往事时对“身体”的质变格外敏感，对“身体”的重新发现令施炳炎拍案大笑、如痴如醉，因此他将1958年进山的这一天看作是他新生的起点，正是在这一天，施炳炎在身体的负重跋涉中忽然发现了自己累不死也折不断的身子、脖子、关节、四肢，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坚强潜力、坚硬皮实以及坚韧顽强的“耐苦性”与“预应力”。随后在大核桃树峪，施炳炎只劳动了三天就“感悟”到了十根手指头的加热、加粗、加力、加硬度、加生长，只劳动了一周就发现了手掌上的坚硬茧子以及能用手指捏死阶级敌人的身体力量，更神奇的是施炳炎发现了体力劳动者比脑力劳动者高出数十倍的抗痛能力、自愈能力与免疫能力。人生受难的重大转折，因为劳动中“身体”的重新发现而被视作一种空前稀有的机遇，一种“点石成金、化弱为强，阴暗可能化为阳光普照，窘迫可能准备着丰盛美满腴足的拥有”的大机遇。

正是在“时间”中重新发现的“身体”，令《猴儿与少年》对1950年代的重述，在精神气质与思想境界上已不同于王蒙新时期初期的历史反思小说和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尽管在《布礼》和《失态的季节》中，王蒙也真诚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忘我的劳动中所感受到的身体与精神的解放，但羊粪蛋背篓下的虔诚并不能消减钟亦成们所承受的不可思议的痛苦、用汗水洗刷耻辱的负罪感以及劳动改造中的极度精神空虚，荒山造林的光辉浪漫与特有境地中的劳动高峰体验也并不能抵挡钱文们所遭受的饥饿的屈辱、惭愧的负疚、严酷的精神痛苦以及糁子粥所带来的心灵上的惶恐彷徨与身体上的病痛伤损。而在《猴儿与少年》中，身长鱼纹的施炳炎却不再拘泥于叙述身体受难下的心灵苦难，而是对恋恋不舍的劳动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一往情深、乃至眉飞色舞的诉说，施炳炎在沉重的背背篓劳动中以充满了仪式感与救赎感的一丝不苟的身体修行达到了礼、法、恭、俭、韧、担当与吃苦等程序与义理的人格化，又在最迅速、最自然、最放任随性、最痛快淋漓的雨季造林劳动中，成就了逍遥奔放、自由天机、恢弘驰骋、道法自然的“狂欢嘉年华”。在新时期初期的反思小说和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中，王蒙对以劳动改造为核心的知识分子身体受难的书写，凸显的是身体受难下的精神创伤，而在《猴儿与少年》中，王蒙的重心则是在时间与历史的长河中，立足当下重新发现“身体”的珍贵无比与劳动的“津津有味”，并以“时间”中的“身体”发现为基础，进一步阐述身体受难修行中心灵所感悟到的天地境界、自然正气、朴素神圣与博爱至诚。

而在“时间”中重新发现的“身体”，也恰恰构成了小说内在的情感逻辑与叙事张力，直至2021年，施炳炎仍对1958年的侯东平感恩不已、刻骨铭记，原因正在于侯东平在二锅头就臭鸡蛋的小酒桌上，以抗日老英雄、抗美援朝老烈属的好意与珍贵的人民的温暖，真诚地忠告施炳炎“惜身子”，“身子，主要是身子，要保护，要锻炼，也要弄好了，要爱惜，不犯傻……路径还长了去啦”。这一声“惜身子”，以一位善良长者慷慨无私的爱护给予了施炳炎没齿难忘的乡愁，正是侯东平对施炳炎身体的真诚无私的关爱与侯长友对施炳炎灵魂所作出的斩钉截铁的肯定给予了受难者苦难岁月中最无可替代的心灵慰藉与精神支撑。

有趣的是，《猴儿与少年》的主人公叫施炳炎，施炳炎，时并言，这已经暗示出这是一部由时间与身体的言说而构成的小说，而这“时间”中重新发现的“身体”故事也正是《猴儿与少年》中最动人的部分。

二、在个体生命中重述历史

在王蒙近几年的井喷式密集创作中，小说的主人公们面对个体的人生挫折与命运起伏时，总是会由衷地感叹一句“一切都是由于赶上点了”，《生死恋》中的单立红与苏尔葆、《笑的风》中的傅大成与白甜美、《猴儿与少年》中的施炳炎，王蒙都是用“赶上了”“赶上点了”“赶上大点了”来表达个人被时代所席卷、个体被历史所裹挟的被动感与宿命感，“有时历史就是从自己身边开始与形成的”③，“一切都是由于赶上了，或者没有赶上，一切都在于你碰上的是哪个点儿”④。“仅仅传达个人的经验、体验，停留于个人的‘内世界’是不够的”⑤，探讨个体与历史的关系，一直是王蒙小说所关注的重心，王蒙曾在自传第三部《九命七羊》中深刻地谈及个体主体与历史主体的关系，“事在人为又不全在人为，天道有常，历史自有历史的道路，人算不如天算，人道不如天道，个人不如历史”⑥，而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这种个人被历史所裹挟的参与度与关联度就更加深刻、更加密切，王蒙在《“狂欢”也被泪催成》中曾明确谈到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历史与个人关系的认知，“中国的近现代史整个说起来变得非常剧烈，有时剧烈得如果离开了历史，就没有了个人，或者说就剩下很少的个人了”⑦。

如果说《生死恋》《笑的风》等作品延续了《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青狐》等长篇小说以一个或多个核心个体主体的相对完整的人生历程来展现广阔历史变迁与时代沉浮的小说建构方式，那么在《猴儿与少年》中则找不到核心人物施炳炎的完整的线性人生，由于《猴儿与少年》的显性叙事结构是施炳炎与小说人物王蒙的主体间“对话”，在“对话”中因时间和回忆的自由穿越而勾连起的人生片段就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内容，而且由于对往事的回溯来自于施炳炎相去甚远的鲐背之年的“重述”，“历史”就沉入到了被重述的个体生命时间的缝隙中，并因为这种“重述”而获得了被审视与重评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回忆中被重述的施炳炎的“七个我”既是直接参与了历史壮行的“历史见证人”，也是旁观和重评历史的“记录者”与“观察员”。九十岁的施炳炎正是在对1958年的可怜“虫豸”施某人的重审和对其受难人生的重述中，发现了他大历史变迁中个体苦难经历的意义与人生追求的价值。“伟大祖国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首先是变局连连、转折连连、风云激荡、奔突冲撞的世纪。你勇敢地担当了时代的责任，你难免碰壁与风险、坎坷与雷电。幸好中华文化里那么多修齐治平、仁义礼智、恭宽敏惠，你总能学会沉心静气，从容有定，忠恕诚信，排忧解难，乐天知命，坦坦荡荡，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而这份对个体生命历程的价值肯定与意义认同也意味着个体主体施炳炎与历史主体的和解，施炳炎正是在对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述中实现了对历史意义的重新发现，“伟大的事业都是从试验受挫起步的”，“斗争之后是失败再失败，最后才胜利，而不是一胜二胜三连胜，积累小胜成完胜。这里讲的是数序，不是数量，是数序的进程逻辑，不是数量的比例逻辑……关键在于改进，在于一次更比一次强，关键在于让进程成为真正的前进过程、进步过程，每失败一次就距离大功告成靠近一次。关键在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临门一脚，转败为胜”。

显然，与《生死恋》《笑的风》等长篇小说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历史与个体的关系中尤为关怀个体生存的困境不同，《猴儿与少年》更关注在个体生命中发现和重述历史，并在个体生命价值的发现与认同中重新肯定历史与时代、肯定实践挫折与曲折探求的意义。虽然施炳炎受难的身体与侯长友的精神疾病以身体的隐喻与疾病的象征折射出个体主体与历史主体对抗时所烙印下的精神创伤，但总体上《猴儿与少年》的小说风格是光明而热情的，是诚挚而动人的，浸透了王蒙真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中国进步观，饱含着王蒙对民族与国家的忠诚热忱，而这正是自《青春万岁》以来，作为共和国文学的直接参与者、建构者、亲历者与见证者的王蒙所一以贯之的创作品格。

三、在非虚构式对话体中虚构诗性独语体小说

《猴儿与少年》为实现在时间点上的回溯自由与任意穿梭，采取了对话体叙事，小说一开篇便开门见山地交代了小说的主体内容是九十岁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老人与他的小老弟王蒙的谈话：“施炳炎教授、施炳炎副主席问王蒙：‘说说我的一些事儿，给你提供点素材，你能听得下去吧？’王蒙说 ：‘欢迎，谢谢，当然。’”这种带有个体随意性的“炳炎说”叙事，首先可以将时间与历史的缓急疏密进行人为地筛选安排，让回忆者与口述者施炳炎站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回眸往日时都可以只打捞起极具有个体感性意义的片断闪回，而本应该在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声声惊雷、暴风以后的浓云密布、大起大落式的天翻地覆都在个体的感性过滤中变得不再重要，而只需在高密度的语言排列中被简略带过即可，作者因此便可突出大历史变迁中个体生命的感受与独特价值，并以此实现在个体生命中发现与重述历史的可能。其次，“炳炎说”时间闪回与往事穿梭的自由性，以及施炳炎与王蒙对谈评议的随意性，可以让《猴儿与少年》十分自然地在言说与对话中将小说所覆盖的时间与空间延伸自由扩张，上至百年前的“五四”，下至尚未抵达的想象中的2023年，都可以因为对话体/谈话体的小说叙事结构而被容纳进篇幅并不算长的小长篇中。

而且，王蒙还在“炳炎说”中对叙事结构进行了嵌套组合，以“听说中的听说”与“往事中的往事”作叙事嵌套，既增加了小说的悬念与曲折性，又扩大了小说的潜在容量并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比如王蒙在施炳炎的故事中嵌套进侯东平与侯长友一家的故事，又在侯长友的叙述中嵌套进猴儿哥侯家耀与猴儿三少爷的故事以及地主侯玉堂及其儿子侯守堂的故事，后来侯长友因斗殴致死事件进入精神病院后，施炳炎不仅借助“长友妻说”建构起对大核桃树峪与上游小堰涛村争端史的叙述，还借“长友妻说”的语焉不详、挤眉弄眼埋下了长友是否真有精神病的悬念，随后在精神病院中的“长友说”里，王蒙又嵌套进了欣安精神病院的历史以及侯守堂的传奇经历，同时还借助精神病院院长与医学专家们的口述，补充了1960年代侯长友因猴死父亡遭受精神创伤的往事，解开了侯长友为何罹患精神病的悬念。

这种对话体的小说叙事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小说的语言特点，寿则多感、老则多忆的施炳炎回忆往事时使用的是高度抒情化的、个人化的语言，施炳炎与王蒙的对话也融合了夹叙夹议的语言风格，总体来说，这种类口述史的小说叙事，达到了一种类非虚构的叙事效果，但向来善于叙事探索与形式突破的王蒙，却又在小说的尾声部分突然反转，以虚构的暴露消解了类非虚构叙事的可能，这种在1980年代先锋叙事中常见的暴露虚构的方法，不仅以虚构的在场解构了非虚构式对话体叙事的可信性，还暴露了这部小说的真正本质是虚构性的诗化独语体小说。

在小说的倒数第二节（第28节《疑难与期待》）一开篇，王蒙就向读者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本质，“王蒙听完了有关叙述，他说：‘炳炎老啊，你说的我很感动，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故事，我不好写啊。后来，后来不能是这样一个后来啊，我们可以想象，后来长友又提高了一步，又有新格局和新境界。我们至少应该写写他的儿子啊……’‘太好了，’施炳炎为王蒙鼓掌，‘你这不是已经构思完成了吗？写小说，就是要尽情发挥你的想象力啊，你的笔力雄健，可说是文胆如天啊！’”。紧接着，当小说人物王蒙向施炳炎询问侯长友是不是抗日老侯亲生子一事的真相时，施炳炎却以鲐背之年的听不太清楚、说不太清楚也转达不清楚的语焉不详、糊涂打岔动摇了侯长友身世的可信性，也连带着动摇了整个小说个体化口述史叙事的可信性。这种虚构的反转与小说虚构性的膨胀在小说的最后一节达到了巅峰，“王蒙觉得，施炳炎应该二〇二三年清明节再去北青山镇罗营大核桃树峪，他要陪他一块儿去。王蒙想象着二〇一三年他们到北青山镇罗营大核桃树峪的情景，不是过去完成式，而是未来想象式”，王蒙在整部小说的结尾部分，以未来想象式的虚构建构过去完成式的叙事时，以浮出纸面的正在进行的虚构解构了整部作品所营造起来的非虚构式对话体叙事，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这是他王蒙一个人的独语，小说中的王蒙是他，施炳炎是他，猴儿与少年也是他。

显然《猴儿与少年》延续了王蒙《闷与狂》式的诗化独语体小说风格，却又以复调式的主体间对话叙事，重写了个人史也重评了个人史背后的历史与时代。

四、在诗歌与小说的文本间讲述猴儿与少年的故事

王蒙这部小说的题目叫“猴儿与少年”，显然，“猴儿”与“少年”在小说中的特殊性正是理解这部小说的主题、进入这部小说文本深层的又一对关键词。那个绝不称臣、从不言败，意在活出自我、无忧无憾的猴儿三少爷，给予了艰难岁月中的施炳炎抵抗恐惧、焦虑与烦恼的莫大安慰：“他感谢三少爷，三少爷的角色突然闯入他的生活，无所谓正误、无所谓是非、无所谓责任与后果，三少爷角色的非重要非确定性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种放松与相对感，给严正的争辩带来了庄周的齐物论……三少爷给他的严峻遭遇搅了局、打了岔，不能不说这对于他当时的不无较劲的神经质，恰如服用了两片镇静与安慰的艾司唑仑——舒乐安定，那是抗焦虑、抗紧张、抗恐惧及抗癫痫和惊厥的药物。又像是喝了一杯忘川奇茶，使他忘掉了许多烦恼。”而永远是带着那么信任、善良、亲近，那么林山僻野却又自来文明的笑容的核桃少年侯长友，用他的饱含着对自己、对他人都深信无疑的笑容给予了施炳炎苦难历程中最珍贵的信任与温暖，正是长友的出现“使炳炎感觉到了自己的过往经历与追求的存在与意义，感受到了知识与经验的尊严，感受到了对于世界的方方面面的趣味与好奇心”。将并不如烟的往事碎片与历史沉浮中打捞出来的“猴儿与少年”作为小说内容主体的关键部分，可见当鲐背之年的施炳炎回望60年、70年、80年前的人生与历史时，他已经褪去了当时曾经经历过或可能经历过的境况中的浮躁与惶惑、忧惧与彷徨、愤懑与怨怼、哀恨与悲伤，而是只剩下了感恩与怀念、长情与留恋、幽默与幸福，此时的施炳炎与王蒙都是怀着温厚的平和、诚挚的感恩与浓烈的深情在重述过去、想象未来。

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猴儿与少年》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篇幅、这样高频次出现的诗与歌：在全民炼钢的火红年代，以“一锨挖封建，一锨挖美蒋，再挖穷与苦，挖光傻与脏，还挖不识字，一定要扫盲”为代表的农民诗歌、红色歌谣，让施炳炎在那个人人作诗唱歌的年代发出了“唐诗宋词，宁有种乎？”的激情呐喊；受着诗情如魔的热情鼓舞，施炳炎也热衷地教大核桃树峪的农民唱起歌来，他将具有地域风味的新疆民歌《亚克西》、江苏民歌《杨柳叶子青又青》全部旧瓶装新酒，改成了时代新词，“山区的人民冲云天唉，生活一天一个样换。什么亚克西？拉起锄头亚克西，什么亚克西？背起花篓亚克西，拿起镰刀亚克西……”“山野的人民全奋起啊，嗨！嗨！嗨！嗨嗨嗨嗨谑！改天换地换新颜，红旗飘飘呼啦啦地谑……”；1959年老旧大戏台上放映的电影《徐秋影案件》留给施炳炎最难忘的感染与记忆，不是案件的曲折悬疑，而是这个空穴来风的“案件”片子里最不重要的电影插曲《丢戒指》，这个闲情闲调儿的东北民歌以轻佻趣味的原态风流勾起了施炳炎难分难舍的往日情怀；还有在施炳炎梦中响起、梦醒后依旧念念不忘的青海山歌“花儿”与“少年”，“（合）凤凰山的（个）山头呀冲破了天，一眼呀（哪个）望不尽的是草原，草原上的红牡丹闹春天呀，春天的牡丹惹了少年。（女）少年人看上了红牡丹呀，（男）红牡丹爱上了少年……”当鲐背之年的施炳炎回忆与重述起大历史中的个人史时，他择取的重点是火红年代里的遍地风流，是浸透了激情的往事中的“津津有味”，是被诗与歌所环绕、所凸显的“机敏的猴儿，善良的少年”。当人至晚年，从耄耋走到了鲐背以后的时候，前尘往事中的是是非非、沉渣泛起都已变得无足轻重，只剩下了涤清荡净后“仰不愧天，内不愧心，忆不愧宏伟岁月”的清爽赤诚与无可阻挡、无法收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诗意与诗情。

如果说《青狐》与《笑的风》中由人物所创作或引用的“小说文本”“诗歌文本”对小说主体叙事的入侵，以两种字体的文本间互文暗示出了小说人物的命运、揭露了人物性格中的复杂性并以文本与语言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了个体存在的人性困境，那么《猴儿与少年》中诗歌文本对主体叙事的文本入侵则主要是用于抒情。总体来看，在非虚构式对话体叙事中虚构诗化独语体小说的《猴儿与少年》，本质上是高度浪漫化的、高度抒情化的诗性小说。王蒙为大核桃峰上的大核桃树所写的长诗，为施炳炎第九十二个元宵节所写的回忆歌，以及在小说最后所添加的具有总结性的自白式古体长诗，其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嵌套叙事或文本互文，而在于直接性地以诗言志、以歌抒情：“巨大沉稳，丰满弘扬，乡镇雷响。大核桃树，高山站岗，血脉偾张……安慰了你，洗涤了你，终于让你的船帆怒张！”大核桃峰上的大核桃树因为王蒙的长诗赞颂而具有了崇高的人格，王蒙借助宏伟芳香、雄壮淡定的大核桃树抒发的是“山穷水尽？当头一棒？仍然是柳暗花明，道路宽广”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王蒙为施炳炎所逢遇的第九十二个元宵节所作的回忆歌“回忆生回忆，回忆何其多；我欲不回忆，忆忆君奈何？几番回忆罢，雄心未萧索。犹有少年志，犹有少时歌……人生需尽兴，琼浆细细喝”，本质上是在抒发自己老则多忆的感慨以及万岁青春歌未老的不灭激情；而王蒙在小说全文结尾处所作的七言古体诗“云淡风清近午天，群猴踊跃闹山巅。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写少年……敲键疾书笔未残，抒新怀旧意绵绵，耄耋挥洒三江水，饕餮编修二百年！”既是对小说全文内容的提炼总结，也是对过去往事态度的直抒胸臆，更是对当下小说创作雄心的霸气宣言。

由此，便也可以理解《猴儿与少年》的整体小说语言风格。虽然，几乎所有的王蒙小说都具有一种风格鲜明的“王氏语言”特点，但王蒙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在语言风格上又各有不同，而王蒙近几年的长篇小说，每一部都在语言上极其讲究，尤其是《笑的风》与《猴儿与少年》。《笑的风》中汪洋恣肆的语言流、词语流，以充满悖论性语义的语词叠砌、并置、混合直接将语言的存在状态与小说主人公傅大成的个体存在状态相同构，以语言的悖论含混直观地呈现出了个体人生的悖论困境。而《猴儿与少年》则借助主体间对话叙事的优势，将意识流与语言流相融合，形成一种作家主体与小说人物主体既互相统一又能够进行自由对话的高度抒情性语言，这种高辨识度的、作为人物主体心灵表征与作家主体情感思维表达的自我对话式独语体语言，是王蒙长篇小说艺术形式与语言探索上的又一大突破。

注释：

①舒晋瑜：《王蒙：时代的汹涌与奔腾前所未有》，《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17日。

②王蒙：《猴儿与少年》，《花城》2021年第5期，本文关于该作品的引文皆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③王蒙：《生死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④王蒙：《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228页。

⑤王金胜《空间、历史与人——由《暂坐》看贾平凹小说与现实主义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3期。

⑥王蒙：《九命七羊》，《王蒙文集》（第4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0页。

⑦王蒙：《“狂欢”也被泪催成》，《谈话录（上）》，《王蒙文集》（第2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