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性别共同体——《暴风骤雨》中妇女的出路问题
内容提要：当前关于《暴风骤雨》的研究存在历史文献堆积与文本视野缺失两大病象，难以切实认知作品的艺术呈现方式及其历史局限。妇女活动是推动土改展开的重要环节，这部作品需要重解的是各个类型的妇女形象。土改运动中动员、组织起来的妇女有特定的内涵。《暴风骤雨》着力观照三类妇女，这些妇女都与元茂屯的地富之间有着各种交集，人生出路却断然不同。对《暴风骤雨》中妇女出路问题的重新关注，不仅可以体察文本的叙事裂隙，也能深刻体味“妇女”这一性别共同体断裂的特定历史场景。
关键词：周立波 《暴风骤雨》 妇女 性别共同体 土地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部“至今仍然是中国反映农民土地斗争的代表作品”①，《暴风骤雨》自1948年出版以来，一直在评价方面伴随着两种相互冲突的声音。一种声音对其真切追踪当时东北土改斗争的现实大加赞赏，认为这部作品是“这一时期的最鲜明的史实”②，另一种声音则对作品叙事线索的单纯、形象深度的缺乏及对土改斗争生活的主观改写深表遗憾。尤其在历史真实性的问题上，质疑者不少。如马加称：“从运动的阶段上来看，书里所写的生活是否与历史实际有些距离？”③蔡天心也称：“作者在作品里回避了土改中许多比较重要的问题，部分地修改了现实斗争生活。”④即使在最近几年，解放区文学的价值重估日益走热之际，有关《暴风骤雨》的解读路向依然还是在草明、马加与蔡天心式视角的延长线上游动，只不过援用社会史的方法来进一步表征周立波改写土改生活的具体情境及叙事策略。如梁帆认为《暴风骤雨》之所以产生与当时土改现实的错位，“一是直接用了现阶段（写作小说的阶段）所‘总结’的‘理想’工作方式来重构土改初期的现实”，“二是抽离了经验背后的现实对应”。⑤又如李博权所言《暴风骤雨》的开篇叙事，“依然是把历史中‘完成’了的‘工作队下乡’与文学叙事中即将展开的‘工作队下乡’模式直接划上了等号，忽视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那段不可跨越的‘经验距离’”⑥。上述研究对《暴风骤雨》的深化研究自然有所推动，但我总感觉这种日益趋同性的研究似乎又伴生着某种亟待克服的局限。一是对作家创作过程中历史材料运用限度的过于苛责，二是文本内部批评视野的日益缺失。先说前者，1946年5月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已在北满等地有土改实践的东北局7月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号召“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穿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深入到农村中去，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反奸清算、分粮分地、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⑦。但由于敌兵压境，北满各地土改斗争并不深入。于是，1946年10月，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亲自带领土改工作团下乡，深入掀起了“查阶级、查干部、查政策、查组织、查假分地、查黑地”⑧的二次土改运动，而周立波正是在此时随张秀山一起下乡。从下乡时间看，周立波自然没有经历土改初期的农村斗争，《暴风骤雨》开篇的“工作队下乡”难免带有用经验现实来指称生活现实的局限。但从审美表现的角度来看，考量这种即时即地的时间差、是否完全亲历亲为的体验感，对整体认知这部表现土改生活的作品意义甚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文本本位意识，也使社会史与文学创作的内在关系转为简单僵化的实录或誊写关系。其实，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而言，巴尔扎克所言的“历史的书记官”意识，也并非完全无视作家的创造意识，历史只是文学创作的背景，这一背景的调色师、勾画者始终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再说后者，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日趋盛行，社会史意义上的结构、空间、图像、声音，包括承载意义的文化符号，以及作为一定文化行为的仪式等，成为研究者普遍习用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革新，一方面造成了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趋向，另一方面也不断剥蚀着文学自有的意义空间，并使本雅明所叹惋的文学“光晕”在历史文献的过度介入与研究者的偏向阐释下越发显得模糊。这种研究病象如果得不到有效匡正，有关解放区文学的重读与重评，只能成为一种简单的非文学性的社会史还原行为，难以真正认知作品的艺术呈现方式及其内含的历史局限。
那么，针对目前学界对《暴风骤雨》的解读现状，亟需清理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觉得，除了主体形象聚焦、斗争叙事、地域风情，以及茅盾所言的“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约束”⑨等创作资源的辨析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妇女形象。这类形象在《暴风骤雨》研究史中几近空白，而她们又是元茂屯土改叙事的重要力量。即就是那些在斗争狂潮中被打入另册的部分妇女，依然在文本中闪烁出别样的色彩。这些妇女因出身不同，对土改斗争的态度不同，周立波自然赋予她们不同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及其影响下的不同人生出路，其实不仅是当时整个解放区广泛展开的土改斗争生活的缩影，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时基层农村执行土改政策过程中的一些盲区，以及妇女作为“性别共同体”这一指称的历史性畸变。从这个角度而言，关注《暴风骤雨》中妇女的出路问题，或许比关注“工作队下乡”后现代性时间的展开问题、土改历史与土改小说的文本间性问题、周立波《讲话》前后现实主义观念的互动问题等，更为切实而有效。
二、土改运动中的妇女动员与作为特定指称的“妇女”
为了“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⑩，不断蓄积“自卫战急切的要求旺盛的革命精力”11，继而改变“敌大我小”的区域态势，1946年5月4日，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正式兴起，并在随后相关政策的调整下不断趋于深入。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因在控诉、追财、生产、备战、拥军、入伍等多个方面具有的特殊功能，妇女的组织与动员一直是当时中共中央及解放区各级政权极力强调的重要内容，也是各地域土改得以顺利展开的重要策略。
1946年11月15日，“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蔡畅、副主任白茜共同发布《解放区妇女当前的任务》的指示，‘贡献自己一切的力量，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12 1947年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收集发动妇女经验的指示》中指出“在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中，务望在领导上主动及时地加强发动妇女参加，发动得愈多愈普遍愈好。要在农民大翻身的运动中，同时也使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13，并将鼓动妇女参加土改视为当前妇女工作的中心政治任务。
为此，各个解放区相应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妇女组织与动员工作，或“订立土地契约，明确妇女对土地的所有权”，或“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或“发动贫雇农妇女，从她们的切身痛苦出发，启发她们，动员她们”，或“在最贫苦的妇女中找积极分子……”14等。种种动员方式不但满足了妇女对拥有土地的渴望，扭转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切合了她们对自由婚姻的向往，而且以弱者言说的典型诉苦方式，将一己之私痛转为阶级之公恨，将一家一姓之地主转为整个代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从而使贫雇农与地主阶级“撕破脸皮面对面斗争”的政治要求成为现实。同时，妇女的参与也使土改时期的农会充满了阴阳平衡的动感，“刘少奇强调说：‘吸收妇女参加农会是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她们农民就不活跃了’”。15由此，妇女成为土改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大批“历史清白、贫苦出身、劳动好、正派能干、能团结群众、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16被培养成干部，“许多老大娘、大嫂子、年轻姑娘参加了斗争”，成为冲在前哨的积极分子。尤其在解放区土改的“清查”阶段，妇女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她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英雄的姿态”。17这样看来，妇女活动是土改运动的重要环节，漠视了妇女活动的土改文学研究显然不是整体性、历史性的研究。而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正是在全面展现松江省元茂屯土改运动行进历程的同时，对妇女这一支特殊的斗争力量给予了色彩浓重的呈现。在“起地窖”运动中，她们更是挺立潮头，激情四射，“从天黑起，拔开火墙，爬上天棚，脸庞和鼻尖，尽是黑灰……她们手持松明，跑到外头，钻进猪圈与马圈，用铲子掀着猪粪与马粪，也不嫌埋汰。小鸡叫三遍，她们回去睡，老也睡不着，困劲都跑了”18。这种持续高涨的斗争热情，显然萌生于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与财产的强烈意愿。而这种朴素的意愿，正是土改运动得以在各解放区渐次展开且能得到广大被压迫民众高度认同的主要动力。正因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曾这样描述：‘这一切都导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农民可以手指着田地，怡然自得地对你说：‘这是我的’”。19
值得思考的是，斗争中翻身的妇女显然是一个具有特定指称的群体。1949年9月，康克清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共同纲领》通过“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款时，她曾回忆“当举手表示同意通过这个纲领时，我真是浮想联翩。我和千百万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望郎妹、童养媳以及所有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贫困妇女，终于盼得了天明，获得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权利，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20。从康克清的表述来看， “妇女”这一概念并不具有广延性，特指的是被奴役被压迫的妇女，并不包含作为地主家属及远近亲戚等另类妇女。她们属于在土改运动中应当被彻底消灭的地主阶级，即在政治意义上被翻身民众举目仇视的异端，在性别意义上被异性同性完全蔑视的他者。反映在《暴风骤雨》中，便同样出现了一个与白大嫂子、刘桂兰等正面女性相对立的在暗角里活动的特殊女性群，如韩老六妻子及女儿韩爱贞等。在斗争翻身的疾风暴雨中，正面女性或入党或成为农会骨干或喜结良缘，另类女性则不是在清算申讨中瑟瑟战栗，就是在文本中突然远遁，或者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自寻出路。这种等差极其鲜明的表述当然契合当时大战来临前的政治动员诉求，但在有意与无意中将作为同一性别共同体的妇女划为两个水火不容的阶级。事实上，中央在土改期间屡次强调要给地主一定的生活出路，尤其“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与相当照顾”21。即使在《中国土地法大纲》中也一再重申，对于“地主及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22。这里的“地主及家庭”，显然包括地主的妻子与女儿。更何况在解放区的很多地域，地主及亲属与当地土改积极分子之间多有关联，所谓的阶级共同体其实裂隙重重。如刘少奇曾言：“在晋察冀（晋绥亦大体相同）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娶地主女儿做老婆……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23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中显然无意来梳理干部与地主之间的复杂关联，也无暇为那些被清扫出门的另类女性安排必要的出路。他在着力刻绘刘桂兰这一成长女性的同时，用一种极其纯粹的阶级视野对地富女性的出路问题隐而不表，致使小说中的妇女群体成为经阶级意识清洗过的性别断裂体。周立波对土改生活极为朴素的呈现方式，或许来自于其妻子林蓝所言“单纯至于天真、老实近乎迂呆的赤子之心”24，但无疑契合着陈涌所说的“整个看来，《暴风骤雨》的人物是比较单纯的，整个作品的情节和结构也是比较单纯的”25这一历史局限。
三、三种妇女不同的人生出路
在《暴风骤雨》中，除过赵玉林妻子与白大嫂子这类具有贫雇农本色的妇女积极分子之外，有三类妇女值得关注。这些妇女都与元茂屯的地主、富户之间有着各种关联，或许也代表了屯里妇女的大多数，蹊跷的是人生出路却断然不同。其中自然有阶级本质的考量，也有阶级亲疏的原因，但周立波对她们出路的不同安排，还是令人省思不已。
其一，作为赶路者的刘桂兰。刘桂兰是整部作品中的成长型人物，其成长的意蕴紧扣土改时期妇女解放的深刻意涵，周立波也意在通过这个形象展现被压迫妇女在多个方面的翻身之路。她是当地富户小老杜家的童养媳，这一特殊的身份昭示着她与封建婚姻、封建生产关系、封建家庭之间的被动从属关系，也使周立波对她的叙事态度与其他作为富户亲戚的妇女判然有别。在叙事秩序中，她是贯穿小说第二部的中心人物，此时正是广大妇女融入贫农大会之时，也是萧队长回屯开展反查清算运动之际。从她的出场，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个心直口快、身体壮硕的17岁姑娘对张富英执掌的合作社有着强烈的斗争意识，也就预示着这个尚未解脱封建婚姻关系束缚的女性，即将成为捍卫自我权利、维护贫农权益的中坚力量。果不其然，在白大嫂子的引导下，她痛诉自己在小老杜家的悲痛遭遇：母亲早亡，父亲刘义林欠债难还……白大嫂听后义愤填膺，“往后就待在我家。看谁来整你？”26在白大嫂的引导之下，走出家门的刘桂兰从此成为元茂屯妇女解放与土改斗争的先锋。面对杜家小男人的哭诉与恶婆婆的上门央告，她毫不理会。尤其在清算杜善人时，这个“身板壮实、胳膊溜圆，干活没有一个妇女能撵上她，炕上的剪子，地下的镰刀，都是利落手”27的姑娘俨然成为白大嫂子的得力助手，一改初涉运动时的羞涩，在同性之间的面对面斗争中适得其所。如在查抄杜善人隐匿财物时，杜善人避实就轻，其家属缄默不言，郭全海深晓其中究竟，会意白大嫂子与刘桂兰从家属内部打开缺口。素来干练的白大嫂子，先是让“老爷们都上外屋去，光妇女留着”，接着又从杜家二儿媳下手，依然毫无回应。情急之下，白大嫂子一声“刘桂兰，叫她们把鞋子脱下，上炕”，刘桂兰随声响应，“冲着瘦麻杆子说：‘把衣裳脱下’……‘别啰嗦了，刁娘们，快脱吧’”。杜家二儿媳“慌得瘦脸煞煞白，用双手护住裤腰带”，白大嫂子与刘桂兰“二人亲自动手，抄她下身。裤腰带扎得绷紧解不开来。瘦麻杆哭着……她们解开了那女人的下衣”，直至“豆油灯光下，两个黄灿灿的玩意叮咚掉到地板上”。28接下来，刘桂兰的成长速度明显加快，不管是指挥妇女歌唱革命歌曲，还是在屯里的识字班担任副班长，还是向萧队长明确表明与小老杜家儿子离婚的坚决态度，直至与郭全海喜结良缘，带地入户。由此，可以体会到周立波对这类妇女人生出路的精心设计。
其二，作为自寻出路者的李兰英。与刘桂兰不同，李兰英是当地富户唐爪子的侄媳。土改运动深入展开后，作为恶霸地主韩老六的爪牙，唐爪子威风不再，浮财被清，原先依存唐家的亲戚各自走散，亡夫多年的李兰英只能自寻活路。周立波没有为其人生经历作一定的铺垫，更没对其送己上门的心理动因作必要的交代，但这个妇女谋生自救的困窘情状令人叹惋。先是要过贫雇农出身的46岁的老光棍侯长腿这一关。一个女人能舍下身子，抹去羞赧与尊严，以不速之客的身份只身投奔从无任何交集的他人，本就让人心寒，更别说侯长腿对其张嘴即骂，动辄即赶。但她始终情绪平稳，神色从容，且颇有心计。第一次，刚进侯家，即被侯长腿赶出，但她“忘了带走铺盖卷”。第二次，等侯长腿从外边回来时，李兰英已经睡在了炕上。当侯长腿揭露其娘家实属富户时，李兰英“连忙娇媚地笑道：‘姓富？到了你家，不就姓穷了？’”，且“露出可怜的讨好的样子笑着撒懒说 ：‘反正我是不走的了……你要不让我睡炕上，我躺地下好不好？’”。面对死缠硬磨的李兰英，侯长腿默然无语，但仍心思重重。李兰英显然是个读解鳏夫的能人，马上说道：“‘天一放亮就走了，不碍你事’。赶到天亮，她没有走，往后一径没有走。”29
仅仅获得侯长腿的收留只是李兰英的阶级身份自我改写的第一步，能否获得农会的支持，才是她的阶级属性能否获得民众认同的第二个难关。只不过闯关者由李兰英变成了侯长腿。当侯长腿将此事告知农会时，舆情一片哗然，“人们七嘴八舌地骂他，追他”， 并纷纷质疑“侯长腿，你姓穷还是姓富？”“你向地主投降了？”“谁是敌人，谁是自己，咋如今认不清呀？”“你往家抱狼，久后生个孩子，也是狼种”30。侯长腿不为所动，只是痛诉自己的被动与无奈，他将“两手放到胸口上说道：‘穷哥兄弟们，李兰英是她自己到我家来的，她在我家，烧火，煮饭，铡草，喂猪，顶个半拉子，我就收留了她’”31。接着他说到了自己鳏居多年的痛苦，“我老侯抗二十六年大活，腰都累折了，也没混上个媳妇……我打定主意，当绝户头了……到如今翻了身，彩礼也备办得起了。可是你瞅瞅，鬓角长了白毛了……那天下晚，这娘们上我家来，撒赖不走，宁可睡地下，叫我咋办？……我娶个地主娘们，真也对不起大伙，可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叫我咋办？”32接连两个“叫我咋办”，让一屋子群情激昂的贫雇农陷入了沉默。萧队长只好说“到这步田地，就算了吧，也不必撵了”，但又不忘向侯长腿警示一句，“日后还要留心她思想，看她到底向着穷人呢，还是向着地主？……你可告诉她：劳动五年，大伙儿也不再把她当地主娘们看待了。可得加小心，不要叫她把你拐带走，你得引她往前走才对”。33
另需关注的是侯长腿这个形象，按照一般的政治叙事逻辑，他应该对李兰英这个出身复杂的女子保持一种水火不容的对立态度，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只是在言辞和音高上显示出无产阶级的本色，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李兰英。尤其是他在初见李兰英时的心理反应，多少体现出一点人性的色彩。如看到李兰英可怜的模样，他先心软了。再看到她丢下的铺盖，又从李兰英的角度来劝慰自己。等到李兰英执意要留下时，一时竟然无语，“一种同情心，冲淡他对地主家里人的仇恨之心了”34。这种行为自然与其冰锅冷灶的现实生活有关，但也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切身感受有关。
其三，落寞的无路者与失踪者。同为地主亲属的杜家二媳妇，分明没有李兰英这么幸运。即使在清查斗争的冲击下，她也有积极配合的举动，甚或有一些追求个人新生的想法。但这些想法昙花一现般被无情掐灭，由此成为作品中难以获得善待的无路者。如在杜家“起枪”时，知道藏枪秘地的杜家二媳妇在屯里众女性的围攻中，怯声对白大嫂子说 ：“我要说出那玩意来了，能参加妇女会不能？”白大嫂子巧言回复：“立下了功劳，大伙谁不欢迎你？不在妇女会，也一样光荣。”35杜家二媳妇这才叹口气，将藏枪地点一一告知。可等到“起枪”之后，杜家二媳妇并未得到任何她所期待的光荣，妇女会参加不了，众人对其态度也没见有任何变化。按理说，作为地主的亲属，有立功表现，又有并不过分的要求，何况还是积极上进的要求，本应给予必要的回应。但周立波在文本中对这个人物的成长意愿毫不理会。又如“起枪”回来时，杜家二媳妇跟在贫雇农团主任郭全海后面，依然是卑贱的神情，依然是有关个人生活的诉求，“她边走边问：‘郭团长，你看我还能找对象不能？我们掌柜的两年没有音信了。’郭全海没有吱声”36。她只能无言而退。这一幕很有意味，杜家二媳妇似乎也有摆脱封建秩序从而走向自由的向往，但作为元茂屯土改带头人的郭全海却对她的意愿无动于衷。是不能回答，是不好回答，还是不想回答？各种机巧，令人深思。
至于恶霸韩老六的妻子和女儿，因为其阶级本质及伦理意义的罪恶性，在保全财产、嚎天呼地、设局色诱等种种伎俩施尽之后，随着韩老六的死亡在文本中彻底消失。这类人该怎么办，出路又在哪里，周立波无暇关注，成为整个《暴风骤雨》最大的叙事盲区。事实上，各解放区在执行中央土改政策时，尽管有阻力，但还是给地主及其家属以基本的出路，如河南淇县就“把他们的劳动力组织到生产中加以使用，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受到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37。《新华日报》也曾专门刊发短讯，“全村于阴历二月初二日，组织了一个地主妇女纺织组，参加27人，集体吃饭，村合作社借给棉花做资金，进行纺织……现在她们纺织、学习（思想、文化）均有很大进步，大部分妇女已学会30多个字，认识了自己过去剥削人不对，对我民主政府非常满意”。38这么说，并非一定要让周立波为这些地主家属安排明晰的出路，但这个特殊群体在小说中的陡然消亡，分明又是《暴风骤雨》显在的历史局限。
结 语
作为一场波及整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这场运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毋庸置疑。但作为艺术化呈现的文本而言，《暴风骤雨》引发的思考远未结束。
从艺术反映的角度而言，这部小说虽完整勾勒了北满地区元茂屯的土改过程，但并未呈现出土改时各阶级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暴风骤雨》多了戏剧化的结构与细密的情节，少了从历史深处走出的典型形象。
从作家主观情感渗入的角度而言，周立波对同是地主家属、亲戚的妇女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式，富户童养媳—— 中小地主远方亲戚——中小地主儿媳——恶霸地主妻女，是其作品中具有鲜明等差性的妇女序列。从高度认同到有限度认同，从默然无视到彻底消亡，每一序列看似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态度与出路安排。可周立波又似乎调和不了这些女性出路间的平衡，对李兰英突然投射出的温情一瞥，似乎又在不断解构着他所认同的阶级格局。原因在于观照其他妇女时，周立波渗入的始终是冷峻的政治性情感，可在观照李兰英时，他却毫无铺垫地将政治性情感和生活性情感杂糅起来。这种反逻辑的叙事方式，不但拉大了文本的裂隙，而且使妇女这一性别共同体的裂痕在作家的主观干预下更趋明显。如果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相比的话，黑妮的彷徨及其在革命浪潮推动下的成长，似乎比李兰英所选择的自寻出路更令人信服。钱文贵妻子在大门口的低声呼唤与暗自忖度，又分明比韩老六妻女的集体蒸发更加符合生活逻辑。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弱者的反抗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封建生产关系塑造的弱者在土改大潮中获得翻身，那么，土改运动所塑造出的新的弱者，其新生道路又在何方？对于作家而言，是否也需要对这类特殊群体诉诸某种人文性质的关怀？是否能在小说中真正回应任弼时所言“我们对地主的阶级剥削制度是采取消灭政策，但对地主个人则不是采取消灭政策……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39的警示？
从女性的角度而言，妇女本是一个联结自然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性别共同体，但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这个共同体因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趋于分裂。如果以1940年代到1970年代文学叙事为例，土改前后妇女这一共同体分裂、分化的方式其实如出一辙。只不过由之前某些地主妇女的暴力转为之后被压迫妇女的整体暴力，而女性在同性之间的暴力斗争因与阶级优劣的复杂缠绕，其内卷的过程与结果或许比异性之间更为惨烈，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新的性别等差更为鲜明。那么，作家应该如何描述这种因历史政治所造成的同性畸变，并正视这种畸变所引发的共同体危机问题？当然，这是从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以来到浩然《艳阳天》一直未能正面解答的问题，也是横亘在所有1940年代到1970年代作家中的集体困惑。这种困惑的存在与无解，可能正是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的精神遗产，也是其历史性背负的沉重债务。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研究”（项目编号：21&ZD26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25陈涌：《暴风骤雨》，《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②芝：《推荐〈暴风骤雨〉》，《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
③《〈暴风骤雨〉座谈会记录摘要》，《东北日报》1948年6月，《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④蔡天心：《从〈暴风骤雨〉里看东北农村新人底成长》，《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⑤梁帆：《重审“红色经典”的生成过程——解读〈暴风骤雨〉的一种路径》，《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⑥李博权：《“工作队下乡”与“东北叙事”——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⑦⑧孙庆海：《松花江畔的“暴风骤雨”——松江省土地改革运动纪实》，《世纪桥》2008年第7期。
⑨茅盾：《关于周立波的创作》，《周立波研究资料》，李华盛、胡光凡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⑩《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1946年5月8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11《争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1946年12月14日《解放日报》社论），《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1216郭桂兰：《中国妇女革命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366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和收集发动妇女经验的指示》（1947年2月9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1415张文灿：《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279页。
17邓颖超：《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关于妇女问题的发言》（1947年8月26日），《解放的限界——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运动》，张文灿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182627282930313233343536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301、281、282、302-305、388-391、391、392、393-395、395-396、390、329、331页。
19康铁：《见证当年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下），《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2期。
20康克清：《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页。
21《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22《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9月13日通过），《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23《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1947年8月4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24江卫社 ：《政策的回应与艺术的选择》，《宁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7杨金国、赵树人：《中共淇县历史第一卷（1925—1949）》，1997年版，第264页。
38《南荒组织地主妇女纺织》，《新华日报》1947年4月15日，《中共林县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林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编，1990年版，第262页。
39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延安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