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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90年代文学期刊改版潮颇具规模，深刻影响了此后文学创作生态。它发端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受众对文学消费的多元需求，有力推动了1990年代文学多元创作格局的形成。期刊对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的组织与策划引导了小说艺术的多元调适，开启了雅俗互动的创作潮流。新世纪以来，文学期刊生态趋于稳定，但在1990年代审美调适中所开启的雅俗互动创作潮流在新世纪得以赓续，助力汉语写作的不断优化。

关键词：期刊改版 文学编辑 小说 雅俗互动 再认识

考察1990年代文学转型的缘由，作家自身的艺术自觉当然是重要因素，是导致文学转向的直接原因，而从深层来看，或者从文学生产角度来看，文学出版的转型则是导致1990年代文学转向的潜在因素。期刊是文学作品得以面世的最活跃、最及时的载体，某种程度上也是1990年代文学的孵化器。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文学期刊运作机制切入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转型范式，考察小说创作在期刊改版潮中的审美流变以及创作主体、编辑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失为廓清1990年代小说创作转型及其意义的重要视角与路径。

文学编辑在期刊生存危机中的焦虑与探索

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市场经济氛围的影响，“无论在文学的生态环境、文学的观念功能、时代的审美趣味以及创作的主体意识、作者队伍的兴替、各类文体的盛衰上都发生了与1980年代大为不同的变异”①。同时，电影、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获得长足发展，与传统的纸质媒介争夺市场。由于文学期刊面临的文化语境的变化，纯文学阅读分流态势凸显出来，直接导致文学期刊发行量普遍锐减。精英主义办刊路线受到严峻挑战，在文学出版市场变得不合时宜。在市场受挫的困局中，为应对读者分流严重的接受态势，文学期刊改版势在必行。办刊理念调整对精英主义编辑来说虽然是无奈之举，但也照见了编辑主体意识的张扬，在市场意识的觉醒中彰显了编辑工作的价值导向。部分文学期刊，要么停刊，比如《昆仑》《漓江》《小说》等（被称为“天鹅之死”②），要么改版，走向完全迎合读者的商业化办刊的俗流，或者从固有栏目中让出部分栏目刊登通俗文本。这种改版转向，一方面是纯文学杂志维持生存的需要，通过一系列出版策略的实施缓解难以为继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又体现了大众化和媚俗化的价值追求，缩减了精英主义的文学空间。

从导致改版潮的因素来看，1990年代纯文学期刊办刊的困难主要在经费方面。出版经费的“缺口”始终是横在编辑同仁面前的巨大障碍。以《广西文学》为例，1996年度工作总结显示：“当前，我国的纯文学期刊已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广西文学》也不例外，究其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多种因素，刊物自身不能面对市场开发创收，因而在经济上做不到自收自支，还需吃‘皇粮’，而‘皇粮’又不饱……另一方面刊物缺乏创收资源条件，在税赋方面也享受不到优惠与倾斜(如党报党刊及文化系统的报刊可减免税，但文联系统的报刊却不能减免）。”③这份材料暴露了《广西文学》办刊经费严重不足的焦虑状态，同时也反映了纯文学期刊的生存窘境，“皇粮”不够吃，又不具备创收的资源和条件，“在经济上做不到自收自支”，“在税赋方面也享受不到优惠与倾斜”。这种经济上的困境不仅影响到文学刊物的正常出版，也让编辑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焦虑不安，陷入无所适从的工作状态。从外部因素来看，计划经济年代出版制度对1990年代文学期刊的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面临新一轮的调适和改革。而从内部因素看，计划经济年代出版制度也难以适应1990年代文学期刊的商业运作机制，致使编辑在出版失衡状态下显得手足无措，无力摆脱因经费紧缺而改变用稿标准的被动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1990年代后期，文学期刊的运行逐步进入“转轨”阶段，在“断奶”的严酷现实下被抛向市场。期刊市场化运作的结果是，精英主义文学空间大幅缩减，而与之相伴的是小说创作朝着通俗化轨道前行。这对精英主义立场的编辑来说无疑是心有不甘的，于是纯文学刊物在文学审美标准的把握方面进入莫衷一是的阶段。1996年，《广西文学》在文学期刊生存危机中发声，率先策划举办了“全国省级文学刊物生存与发展研讨会”，基于文学期刊生存现状研讨对策。《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江南》等30多家文学编辑参会，新华社、《光明日报》《羊城晚报》等全国三十多多家媒体报道。不能不说，这是全国文学期刊界的盛会，也是《广西文学》作为地方刊物的创举，引起中国作协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唐达成寄来书面发言，充分肯定了在市场经济转型期大会召开的意义。④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在文学期刊办刊史上意义重大，充分展示了文学期刊编辑同仁在危机中探索出路的努力。通过办刊模式的探索，文学期刊在经济上纷纷寻求企业赞助，并形成一股期刊与企业合作办刊的热潮。

从文学发展趋势来讲，期刊与企业“联姻”的改革模式虽然暂时解决了文学杂志出版的经费问题，但是由于市场化语境并未改变，文学期刊的发展务必直面在“文学”与“市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的难题。随着市场因素的介入，1990年代文学期刊的审美质地与1980年代相比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审美性的部分让渡和严肃文学空间的缩减，自然影响到1990年代纯文学生产的规模与质量。事实上，文学消费的增长是以审美性和思想性的“降格”为代价的。当然，商业化语境下，精英主义办刊模式的“硬挺”也并非明智之举，所以，两种向度的极端化的出版模式都不曾成为1990年代文学期刊发展的主流方向，而更多文学编辑在焦虑和彷徨中探寻折中的出路。考虑到精英主义文学期刊在传播范围上的窄化，期刊编辑要么开始追求通俗化，甚至媚俗化的办刊思路，要么将纯文学刊物改刊为文化类期刊，但更多的期刊编辑保持理性的姿态，竭力寻找“曲高”与“和众”的结合点。

从期刊生态来看，纯文学刊物在1990年代受到商业主义大潮的冲击，遭遇空前尴尬的生存危机，这种局面看似是生不逢时的环境所致，而实际上与其时的社会风尚及其所决定的受众审美趣味有关。与1980年代期刊生态相比，1990年代文学期刊更重视读者因素。编辑出版行为就不再只是出版本身的事情，也不再只是关乎创作主体的事情，而必须权衡出版主体、创作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把市场因素作为维持生存的重要指标来看待。而市场因素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受众的结构与层次，最终取决于多种层次的读者趣味。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文学期刊改版是以读者审美趣味走向为依据的。黄发有把1990年代期刊改版分为五种类型：向“杂”过渡、特刊或专刊化、一刊多版、打破地域限制和另觅出路。⑤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改版模式，一般都体现在杂志出版和文学文本两个层面。从出版因素来看，1990年代文学期刊改版首先体现在装帧、纸张、版式、图片等因素上的改良，从视觉效果上扩充吸引读者的“魅力”元素。大家杂志在这方面非常突出，从封面设计、版式开本到图片选择、栏目策划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封面人物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栏目名称的标新立异，邀请王蒙、苏童、刘恒、汪曾祺、谢冕等名家担任栏目主持人等。改版后的大家杂志视觉效果得以彰显，体现了杂志外观影像化、精致化的出版理念。一般意义上说，期刊在出版因素上的改进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刊物的发行量，而同时，创作主体文学审美上的调整则是更为重要的内在决定因素。当然，1990年代小说艺术在雅与俗、功利与非功利、纪实与虚构、社会化与私人化之间的调整最终也要受到读者审美趣味的影响。所以，从根本上说，改版过程中，编辑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的审美趣味所左右，读者因素无疑是编辑在改版探索中的重要一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编辑的约稿对象和选稿标准以及期刊的外在形态。

文学编辑理念之变与1990年代小说艺术调整

为了响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文学期刊乃至文学出版被赋予了新的媒体功能。为了适应期刊编辑在文化身份上的重新定位，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之变是预料之中的。而期刊编辑理念、栏目策划和出版计划的变化又必然对小说创作生态产生影响。在文学期刊编辑组织引导下，1990年代小说艺术调整与出版市场、读者因素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小说是编辑主体、创作主体与读者主体“合谋”的结果。抑或说，1990年代小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编辑沟通读者主体与创作主体，并在雅俗互动中努力寻找“平衡点”的结果。

基于读者审美风尚的期刊编辑理念之变必然引起小说艺术的调整，形成一种雅俗互动的小说创作格局。以《北京文学》为例，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发行量，对来稿的要求不再强调精英主义的“形式”探索和意义深度，而是竭力追求文本的大众化和可读性。所刊作品要求呈现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与命运沉浮。小说艺术上的调整总体表现为文本的通俗化，追求故事性和可读性。实际上，这也是此一时期文学期刊改版在叙事审美标准调整上所显示的主要趋向。为了迎合大众趣味，作家杂志打出“读者们的《作家》”的宣传语，《天津文学》则改刊为《青春阅读》，而《青年文学》《山花》《莽原》等开辟“跨文体写作”“模糊文本”栏目，模糊纯文学的审美标识，形成“大文学”“泛文学”的出版面向。同时，贴近现实生活，关注焦点问题，寻求与时代接轨，也是文学期刊改版在内容上更新的重要面向。一般来说，期刊改版向度是编辑部集体决策的结果，往往被写进了文学期刊社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中。《广西文学》在1996年工作总结中显示：“今年以来，《广西文学》所发表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以现实生活题材为主，通过不同艺术风格及表现形式，反映时代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尤其关注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面向现实，直面人生，大力倡导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刊物头条及重要位置发表的作品力求反映现实生活，加强了刊物的时代性。中篇小说《乡下黄花》《集资》《血誓》等，均以现实主义的笔调，逼真的生活场景，展示我国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矛盾与改革现实。这种贴近普通百姓生活及其关切的审美风貌，显然是对象牙塔式的“先锋写作”的一种反拨。相对于长期在高空运行的以形式实验为指归的先锋文学而言，这一审美调整显示了编辑的智慧和眼光，通过让渡审美性的方式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所以，有评论家撰文肯定《广西文学》是“站在时代的坐标上”，“倡导写实求真，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面对时代交出了明智的答卷”。如果说评论家对期刊改版的评价代表了专业读者的接受情况，那么，杂志发行量则是从大众接受层面对期刊改版的无声评价。1996年第1期邮购脱销的成绩足以证明了这种艺术调整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是有成效的。⑥文学期刊在销售市场上取得成功归功于小说顺应时代所作出的艺术调整，自然也是编辑理念转向大众审美的结果。

就地方性文学刊物来看，短平快的文学形式大行其道，成为期刊改版的重要方向。《广西文学》就推出了“小品文”，以便适应商业主义氛围中的快餐化阅读，显示出文学期刊与时代审美需求取得同步的努力。同样，编辑理念主导下期刊改版在小说创作上也显示出新的气象。首先，先锋小说在叙述上从空中楼阁式的“形式舞蹈”逐渐回到“故事”的讲述，如余华长篇小说《活着》、格非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等。其次，“晚生代”作家尽管早期创作不脱“先锋小说”遗风，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日常化、平面化的独语叙事展示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况味和精神状态，以代际化和都市化的书写显示了个人化写作的审美风姿和艺术魅力。第三，林白、陈染、海男的小说以大胆的“身体叙事”开创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审美风尚。从以上三类主流作家的创作，不难看出，1990年代的文学耽于日常审美，以个人化的经验书写拓展了小说的审美向度。这种创作新变与编辑话语密切相关。编辑话语对文学场域的强力介入缓解了纯文学杂志的生存危机，对催生1990年代小说审美转型贡献甚大。这主要表现为小说新思潮的命名与提倡，追求文学场上的轰动效应。几乎每家文学期刊都有自己主打的“口号”和“旗帜”，如《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上海文学》推出“新市民小说联展”，尽管1990年代小说呈现多元创作格局，但从艺术性小说一脉来看，这一时期小说在叙事艺术的调整中逐渐回到现实的大地，转向对生命本体的观照和书写。

随着199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转型，文学刊物纷纷改制、改版、改刊，文学编辑的审美独立性再次受到严峻挑战。与期刊雅俗互动相伴随的是文学编辑面临文化身份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文学编辑在审美撤退中寻求生存的突围，另一方面，商业利润的驱动使部分文学编辑难以抵制诱惑，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不断萎缩。文学出版的社会效益受到冷落，很多时候甚至被商业利益所取代。在商业语境浸染的大趋势下，持守精英主义办刊方向的文学编辑依然存在，充当了“纯文学家园守望者”的形象，比如程永新、周介人、何锐、李巍、田瑛等，在政府“断奶”后办刊经费严重短缺的严峻形势下仍然坚守精英主义立场，维护了文学纯粹性和严肃性以及编辑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上海文学》在“编者的话”中就显示了此种“守望”心态：“五光十色的商品世界，无法代替精神的绿地，我们坚信人们最终希望文学所能给予他们的，是人生旅程上的光和热。”⑦这种坚守不但可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1990年代文学在高位上继续运行，产生了一批艺术品味较高的小说。长篇小说《白鹿原》《活着》《一个人的战争》《九月寓言》《心灵史》、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没有语言的生活》等艺术形式精湛、思想内涵丰厚的作品，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高度。

然而，即使是上述精英文学创作，与1980年代追求形式探索的新潮小说相比，仍然不免朝着通俗化方向迈进，但读起来却感觉清新、自然，审美趣味上的调整也是依稀可辨的。关于这一点，正如余华在收获杂志发表《许三观卖血记》后所言，“我觉得，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并不矛盾，再过50年，我们会拥有既有力量又吸引人的作品”。⑧因此，艺术上的雅俗“调和”是文学的常道。编辑理念的雅俗之变最终是通过刊物改版来贯彻的。最典型的是，1996年，《上海文学》就推出“现实主义冲击波”栏目，目的是让小说创作直击历史现场，引起轰动效应。就此来看，雅俗互动是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文学优化的同时，很可能面临着审美的陷阱。作家处理现实的艺术调适使小说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文学的独特的审美性则日益萎缩。⑨这种让渡审美性以求在市场冲击下获得“自保”的改版理念，在1990年代非常普遍。期刊改版潮虽然大致上沿着通俗化路线前行，但在文学俗化的背后，部分编辑一方面以寻求买方市场为办刊导向，制造大众文化消费品，比如《收获》推出学者的“文化散文”，甚至在2000年发表了美女作家棉棉的长篇小说《糖》等通俗作品，同时也不放弃精英主义立场，让部分艺术水准较高的小说依然在期刊上推出，这也是期刊改版潮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另一种情况是，在市场化语境中，部分期刊改版为纯粹的通俗杂志，如湖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芙蓉》曾是文学“湘军”的主要阵地，在199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刊登通俗文学作品，甚至出卖版面，但效果却并不理想，不但没有扭转亏损的局面，反而破坏了作为精英文学殿堂的媒体形象。1995年，《芙蓉》再次改版，回归纯文学期刊阵营，将读者定位转向精英阶层，标志着编辑向纯文学办刊立场的回归。

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文学史价值重估

20多年过去，盘点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回溯新时期小说艺术发展流变史，我们发现，发生于1990年代后期的期刊改版潮无疑是重要的文学出版现象，它不仅导致了文学出版体制的深层变革，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来说也是意义深远的。尤其是在历经20多年的沉淀之后，重新梳理这次改版潮给中国小说创作带来的审美新变，考察其在推动文学雅俗互动中所发挥的审美杠杆的作用，为其文学史价值重估提供了新的契机。

首先，编辑主体意识的凸显及其对1990年代以来小说创作的影响，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视角和维度，从方法论意义上为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契机。期刊改版潮中文学编辑成为文学生产中的重要主体，而在当下文学研究中常常被遮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其实，文学编辑可以称得上1990年代小说转型中的导演。一直处于“后台”的编辑在1990年代集体走向“前台”，并深度介入了文学现场。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如果从文学生产角度研究1990年代小说的转型，把文学出版中的编辑主体纳入考察范畴，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文学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有学者认为，“编辑成为文学的判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味，1990年代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编辑的文学”⑩。不可否认，当代文学发展自有其内部演变规律，但从客观上说，1990年代文学转型是创作主体、读者主体与编辑主体“合谋”的结果。尤其是编辑在1990年代期刊改版中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与极度张扬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空前的。因为1990年代文学是文学期刊主导的文学，文学期刊是文学生产的主要载体，而文学期刊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就是编辑的主体性。编辑主体意识的空前高涨的背景下，与其说作家是为期刊写作，倒不如说是为编辑写作。其中，大刊名刊的编辑更是导演了1990年代的主流文学。以被誉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编年简史”的《收获》为例，一方面，《收获》作为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在1980年代曾是余华、莫言、残雪、苏童、格非等名家成长的主要阵地。另一方面，这种精英化办刊路向也潜在地规约了创作主体的审美模式，以至于被符号化，成为新手进入文坛的捷径。不乏艺术潜质的青年作家不是为读者写作，而是为刊物写作，跟着编辑的审美偏好亦步亦趋，确切地说，是一种投其所好的写作。这种现象暗含了编辑对文学创作的过度介入，意味着编辑“对写作人的修改”11。编辑“权力”在文学生产中的渗透是潜在的，不但压抑了小说创作的活力与生气，同时也容易导致小说审美的同质化。因此，编辑主体意识的张扬深刻影响了1990年代以来小说审美演变的轨迹。然而，文学编辑在文学艺术演变中的潜在规约功能，在当前学术研究中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恰好是从传媒主体的角度考察新时期乃至当代文学审美流变的重要入口。在这个意义上，把文学生产中的潜在规约机制作为“方法”来研究1990年代文学，通过1990年代小说艺术嬗变的分析来贯通和衔接1980年代小说与新世纪小说的审美流变线索，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有利于发生学意义上的文学史价值重估。

其次，文学审美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文学史对“雅”与“俗”的界定更是如此。从新时期文学发展来看，从1980年代先锋文学在1990年代的创作转型，再到新世纪文学雅俗互动，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俗化的演变轨迹。“雅”与“俗”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西游记》《水浒传》等在古代属于通俗小说之列，但在当代则被视为文学经典，属于高雅文学的范畴。又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在发表之初，之所以受到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本所包含的传统意义上的通俗元素，而如今看来，这部作品却被普遍视为一部先锋文学作品，即使称之为“开文学风气之先”也实不为过。所以，对文学“雅”与“俗”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审美标准的变化而灵活多变。从雅俗概念的流变性来看，1990年代文学期刊改版在新时期小说艺术演变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说，1990年代小说艺术的审美调整，为新世纪小说的雅俗互动开启了新的航向，绝大多数先锋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便是在雅俗互动中承继与突破的案例。从长篇小说《兄弟》《春尽江南》《第七天》《牛鬼蛇神》等先锋作家的作品来看，新世纪小说朝着通俗化方向迈进的创作趋势是十分显著的，以至在评论界和学术界争议不断。而这种俗化创作态势并非新世纪才出现的新现象，其实早在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引发的小说艺术调适中埋下了伏笔。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代文学的俗化发展趋向不只是“文本”层面对通俗元素的调度，同时体现在写作姿态和媒体行为等外部层面。1990年代文学发展中，期刊也好，创作也罢，都非常重视社会轰动效应。有编辑指出刊物“像一列火车，除了危险品什么都装，每到一站还要仰天长鸣，总想造成轰动效应”。12同时，作家通常利用刊物谋划引起轰动的文学事件，如1990年代末的“断裂”口号的提出，以至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一种“偏至的审美”13，如“三驾马车”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李冯等的“后先锋小说”等，最后这种迷恋形式或依凭经验的写作由于走向自我重复而不了了之。由于文学媒体的介入，1990年代小说家在创作姿态上普遍走向轻浮和媚俗。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能不说是新世纪文学创作“事件化”的滥觞。“俗化”同时也伴随着“雅化”。为了避免被市场所抛弃的命运，网络小说写作在读者压力下也开启了被迫不断雅化的进程。从“雅”与“俗”的关系角度来看，期刊改版潮影响下所开启的雅俗互动的创作潮流深刻影响了新世纪的小说创作。近些年来，文学期刊被划归公益类事业单位，办刊经费得到充分保障，媚俗化的期刊行为逐渐收敛。雅俗互动在小说创作中步入健康稳定的趋优态势。

最后，1990年代期刊改版潮的出现呼应了五四文学的生产模式。由于现代期刊出现，五四文学生产的组织性得以凸显。某种意义上，五四文学就是被“策划”、被“组织”的“文学”。这是与中国古代“自然生长性”14的文学生产模式最显著的差异。同样，在当代文学中，1990年代文学在生成模式上也非常鲜明地凸显了策划性和组织性15。文学编辑“既是文学创意人，又是组织者；既是策划方，又是营销员”，“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并努力使自己与众不同甚至非我莫属”16。因此，编辑充当了文学生产的组织者和策划人。与前几代编辑相比，1990年代编辑不再强调倚重外界“资源”的重要性，而更加凸显“编辑自己操作”17的自主性。这是1990年代文学走向多元化创作格局的重要原因。以钟山杂志为例，该刊编辑具有强烈的策划意识，不仅提出了“新写实小说”“新状态文学”等概念，还策划了长篇小说“三连星”，与《作家》《大家》《山花》联合策划“联网四重奏”等独具特色的栏目，对1990年代小说创作发挥了强有力的媒体引导功能。1990年代各种写作口号、写作命名也是新时期以来最多的。比如，新乡土小说、新都市小说、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美女写作等。在这个意义上说，1990年代文学是被“策划”、被“组织”的文学，从文学生产特征上呼应了五四时期文学流派纷呈的创作格局。

必须指出的是，“寻求与市场的对接”是文学期刊“改版所自觉遵循的原则”。18文学编辑对作为传媒的文学期刊的“过度”利用，如作家杂志在1998年第7期推出“70年代出生女作家小说专号”，《百花洲》改版为“首家大型女性文学双月刊”，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小说创作的自主性19。卫慧、棉棉、周洁茹、朱文颖等为代表的被称为“美女作家”的写作，之所以能产生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刊登大幅“美女”影像来换取市场效应的结果。换句话说，“文本”经过期刊的“包装”置换成了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符号，或者说是罗兰•巴尔特所说的“消费时代的意识形态符号化”20。文学消费的实质并非缘于“文本”，而是根植于对“美女”窥视欲望的满足。“文学”与“女作家”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互动关系”，从而把消费的兴趣从文本导向了“私人”21。这种非文学化的“包装”所导致的后果是，期刊传播的并非纯粹的文学，读者的消费也并非纯粹的文学审美，这种商业化的编辑立场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新世纪小说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出版风气和小说界粗制滥造的写作乱象。期刊改版某种程度上给文学带来的结果并非是健康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纯文学期刊的生存困境，而是以审美性和艺术性丧失为代价。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改版后文学期刊依然没有走出困境的实质，正是消费时代生活法则渗透至文学场域，而审美追求的艺术法则主导地位丧失的结果。而诗意审美恰恰是文学的意义所在，也是文学期刊在这个消费时代的生存之道。”22这种观点从文学的本体性立场出发，指出了期刊改版理念的媚俗化是文学期刊难以真正走出困局的原因所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在雅俗互动中找到文学与时代特征的契合点，其实仍然是出版界与文学界值得反复掂量和思考的重要命题。

从文学史发展来看，1990年代文学期刊改版潮是颇具规模、形成气候并深刻影响文学创作生态的媒体行为。它发端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受众对文学消费的多元需求，同时有力推动了1990年代文学多元创作格局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期刊对文学创作的组织与策划引导了小说艺术的多元调适，在审美调适中开启了雅俗互动的创作潮流。而且这种雅俗互动在新世纪小说中得以延续，并几乎成为小说创作中约定俗成的观念，助力汉语写作的不断优化。

注释：

①雷达等：《90年代的小说潮流》，《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②周桐淦：《梦幻天鹅湖》，《北方文学》1999年第9期。

③⑥参见广西文学杂志社《1996年工作总结暨1997年工作计划》。

④参见拙文《于时代脉搏中建构八桂文学空间——写在〈广西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广西文学》2021年第6期。

⑤黄发有：《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改制》，《南方文坛》2007年第5期。

⑦《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2年第12期。

⑧余华 ：《读者决定作家》，中华读书网2000年8月28日。

⑨胡惠林：《文化产业学概论》，书海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⑩13黄发有：《文学期刊与90年代小说》，《文艺争鸣》2002年第1期。

11罗岗、摩罗、梁展：《几重山外从头说——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12《绿的缠绕——编者的话》，《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

14张志忠：《序言：严谨而生动的学术灵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51990年代文学期刊改版潮中，编辑策划了大量的文学活动，打出了五花八门的写作口号、概念和标签，如《东海》《大家》联合企业以巨额奖金举办文学评奖活动，《青年文学》在2000年第1期提出“刊物不仅仅是一种编辑行为，而更是一种操作和运作（甚至炒作）”。

16吴俊：《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关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分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林建法、徐连源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39页。

17张宇：《关于编辑的闲言碎语》，《莽原》1999年第5期。

18洪安南：《文学期刊如何突出重围》，《文学报》2000年11月2日。

19参见何言宏《出版主导的文学操作——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种回望》，《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2期。

20衣俊卿：《20世纪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1贺桂梅：《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陈平原、山口守编，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22楼岚岚、张光芒：《期刊改版与90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