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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化诗:《北流》的地方想象与自我想象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张柱林   2022年01月24日16:29

内容提要:林白的《北流》,既有作家本人自身经历的影子和对现实的细致描述,又夹杂大量对过往和未来情景的奇幻想象,时空构造复杂,情感虚实相生,同时将对故乡的地方想象和一位成长的女性自我想象统一起来,把琐碎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独特的想象编织成了全新的诗意的世界。

关键词:林白 《北流》 经验 地方想象 自我想象

林白的新作《北流》①,是一个形式上显得缠杂不清、会让读者一时间摸不着头脑的层次复杂的文本,叙述者自谓“你的小说无非就是颠三倒四……她的小说向来不像小说”。大致说来,它的组成部分如下:标为“序篇:植物志”的一组诗歌、“正文”、分别标为“注卷”和“疏卷”的全书主要内容,及全书最后两个“注卷”之间的“时笺:倾偈”。奇怪的是,所谓《北流》的“正文”部分,其实被印成“……北……流……”就是被省略了,被省略的还有“时笺:倾偈”部分的第二章,即“七线小城的世界视野”,印为“……”如果不把其当作故弄玄虚,那就是叙述者觉得正儿八经的讲述为难,即使是复述“七线小城”(可视为北流的同义词)的“世界视野”也颇为不宜,只好从略。“注”“疏”“笺”的名称均为古书注释的体例,似乎可以理解为,《北流》一书并非严格意义上在写林白的故乡广西北流,而是关于北流的一些注脚,甚至是道听途说(所谓倾偈,粤方言或北流白话中聊天之意)。

但《北流》实实在在又是在写北流。同林白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一样,主人公的故事、经历和思想感情,常常有作家自身的影子,却都是虚虚实实、真假参半,并不能当作自传的。作为中国19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个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作家,林白的写作一直是主观色彩浓厚、女性与自我意识强烈的,到《妇女闲聊录》,作者才发现“世界如此辽阔”,所以“向着江湖一跃”,开始扩大自己的视野,用自己极富个人色彩的文字编织出更丰富复杂的世界。《北流》可以说是这个复杂世界的集大成者。虽然在以前的写作中,故乡北流也不时出现,有的是偶然提及,有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北去来辞》,只有《致一九七五》写的插队经历,写的基本是当年的知青生活,但地方的名字却成了“南流”,似乎刻意回避“北流”两字。当然在《北去来辞》等作品中,北流常被写作“圭宁”,《北流》中也一样。只是对于这个故乡,主人公并没有流露出深切的怀念之意,这是出乎读者的意料的。

小说故事是由一个所谓的“作家返乡”活动引发的。文中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想到返乡她向来不激动,只是一味觉得麻烦”,对于活动本身也没有什么好话,“头尾仅半日的‘作家返乡’,与三十多人蝗虫般隆隆来去,有谁热衷于成为一只蝗虫吗?”这种对故乡疏离的情感,必有来由。果然,那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情景慢慢浮现。主人公也是主要叙述者李跃豆,生于“大跃进”期间而得名。其父母祖上均非本地人,也都有些不愿或不能提及的过往。他们在当时火热的斗争和建设工作中,本就聚少离多,感情生活可想而知。而其母亲还有意向孩子隐瞒了一些实情,比如她曾经在怀着跃豆时就带孕参加了丈夫的批斗会。跃豆刚满月就被母亲背着到大炼钢铁的工地上去了。真正影响跃豆和家人之间的感情联系的,是母亲另嫁,跟继父生了另一个弟弟后,曾将她和同父的弟弟李米豆送到生父老家乡下,让她感到被抛弃了。“她变成了一个自私而扭曲的人”,“就是从那时起,她和母亲成了陌路人”,“她跟家庭的疏离感始终没有弥合,每次回来都不觉得亲,人不亲,地方也不亲”。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跃豆认为,母亲梁远照强烈地偏心跟继父生的小弟弟海宝,而对米豆不闻不问。当然,跃豆自己平时也不关心,唯一一次关心,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普遍性的正义感,而不是对亲人的感情,没想到实际上可能是反而害了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没人通知她。按叙述者的说法,“他们对跃豆厌恶到了极点”,“她感到了悲凉,他们对她这个人,也是要当垃圾扔掉的”。没有了亲情的联系,对故乡的感情当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了。

也许更重要的,是李跃豆的想法。回家后,她了解到,远照大孙女大二没毕业就嫁了富二代,辍学在家生了三个孩子。她自问:“若你仍在这七线小城,也会成为一个生育机器吗?”“地方越小,女性的空间越窄,越有可能被天然地当成生育机器。”她认为小地方本来就太窒息,而结婚和生孩子更是小县城对人的窒息,“她庆幸自己早早就离开了”。小说特别写到,当年跃豆从武汉大学毕业到南宁工作,专门去服装市场买了一件风衣,由于武汉是大过南宁几倍的大城市,她因此断定,“此处服装要比南宁好看……在边远的广西省会断断不会有”。她不认为这是出于自己个人的想法,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有人问我,为何要离开广西去北京?只觉得,提问者竟不能理解一个文化中心的强大吸引力,一个人从小地方去往大城市,实是文明进化的永恒内驱力,全世界均如此”。显然,北京和北流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她在生活中碰到不如意和烦闷的时候,她也不是回到故乡找亲人倾诉,而是去旅行。“故乡向来不能成为她的避难所,每当她感到心灵破碎需要修补,第一反应总是远走他乡。”意味深长的是,小说还写到了好几个人的私奔,也写到了叙述者对私奔的向往,“私奔的激情大于返乡”“私奔是乌托邦,是激情与灵感的来源,从未枯竭的理想,是时间之外的时间,老天昂贵的礼物”,作为对照,“返乡除了疲惫没有别的……”

问题在于,私奔属于年轻人的特权。“热恋中的年轻人眼里只有对方,他们既不会留恋事物,也不会留恋地方。如果有必要,那么他们会离家私奔。”②而李跃豆不再年轻,只能在想象中赞美私奔、埋怨返乡。同时,我们也看到,她在改变,其中一个表现是,自闭的她近年来逐渐愿意听人聊天。“回到家乡文友找吃饭她总是欣然赴约,她爱听他们聊天,粤语称之为倾偈”,她认识到,不光私奔是乌托邦,应该承认文学也是一个乌托邦,“写作的朋友同在一个文学共同体内。他们认她,她也因此获得抚慰”。《北流》中也就因此写到了几位文友在倾偈中讲的故事,让她能更全面地了解当今家乡所发生的各种变化。

于是,叙述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主观感受或想法,而是深潜到李跃豆成长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尤其是北流这个“地方”成为了核心,而不只是李跃豆个人。有关故乡的几个重要侧面凸显了出来。也许是因为作者在植物稀缺的北方生活得太久之故,小说中充满了关于植物的记忆和描写,但她不是为了写植物而写植物,而是为了把那些“茂密汹涌的绿色”和人物的生命历程与经验,或者人物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同时赋予植物与人生机与活力。“作家返乡”活动参观市博物馆,她发现这里原来就是旧医院宿舍,她家曾经住过几年,但她并不怀念旧居,而是想找到当时院子里的一棵大芒果树,“找到芒果树就算找到了往时……结果迎面扑见一个空”,为了建博物馆几年前就把芒果树砍了,现在仅剩树蔸残存。“那树蔸和不再存在的树冠出奇的空,从地上到半空,空出了一大块”,这几个醒目的“空”字反复提醒读者,跃豆此时是多么的失落。关于果树的记忆在小说里有多次描述,或者是朋友们玩游戏时的背景和道具,或者是少年时偷摘果实的窃喜。但有关树木的描述不只是和自身的生命经验有关,更与时代变迁紧密勾连。《注卷:小五的生活与时代》的第一章“树上”,写表哥罗世饶的少年时代,他上小学时并不喜欢在地上走,而是在沿途的大树上攀爬跳跃,可以一直在连绵不绝的树上活动,不用下地就能到学校。有心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卡尔维诺著名的《树上的男爵》(一译《在树上攀援的男爵》),但林白的作品明显不同于卡尔维诺的寓言化和哲理化,而更多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小说中写道,由于“大跃进”,为了大炼钢铁,大树纷纷被砍,小五(罗世饶)的空中路径因此不得不中断。“再也没有从西门口攀上一樖树就直接到达龙桥小学的日子了,从前他攀上人面果树,半丈远就会有一樖玉兰树接住,玉兰树之后是木棉树,木棉树之后是苦楝树、榕树、万寿果树、龙眼树、芒果树、马尾松树——那些富有弹性的神奇道路,深浅不同的绿色,或大或细的树叶,时疏时密,光滑和粗糙的树枝交替摩擦他的脚窝”,如此不厌其烦地列举那么多树名,显然绝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照耀我头顶的,是那些消失多年的大树”,在“序篇”里明确将那些大树作为历史的参照物。

可以说,在《北流》里,这些故乡的植物并不仅仅是作为自然景观出现的,它们总是和人的生活、劳作等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并不只是《北流》独具的,在《致一九七五》里,就以作物作结:“萝卜在地底下生长着,发出簌簌之声”,《北去来辞》结尾,“旷野上,农作物和草连在了一起”,在那种“百草苍荡”的景象中,每种草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长方式:“有的喜欢爬地长,有的呢,往上飘——它们生逢其时”,似乎暗含主人公海红对生命的领悟。李跃豆通过植物与故乡产生联系,也有多种方式。作为“片瓦不留的采花大盗”,她与小伙伴们曾经多次采摘过美人蕉的花、宝塔花、扶桑花、芭蕉花……或嗅或吸,有时用于编织,或仅仅是好奇娱乐。自然,植物对人类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直接提供食物,既给了人类生存必需的营养,也给了个人以独特的体验。所以在小说一开始,提及返乡让她觉得麻烦之后,笔锋一转,“当然,若少时的好友……也凑在一起,她是欢喜的”,表明虽然没想到亲人,但故人仍然有心灵的联系,但也仅止于此,接下来的篇幅就留给食物了,“若能吃到紫苏炒狗豆……煎米粽,她的欢喜会像一串气泡,一路从脚底心升到头壳顶”,也就是说,与见到故人相比,更乐于品尝自己喜欢的食物。仿佛意犹未尽,文中继续写道,“只有这时,才觉得家乡对她凭空有了一种大河似的壮阔。那壮阔有着紫苏薄荷似的颜色味道,在青苔的永生中”,家乡于跃豆,只是味道永生,真是醍醐灌顶。她对中学生活的回忆,最重要的一笔也是食物。老师带高中同学们去生产队帮助春插,生产队招待大家吃饭,她第一次听到神情时常忧郁的回乡知青、生产队长用的词“用饭”,感到“如此讲究”,“同是高中生,与人家高下立判”。之后就是一大段活色生香的描绘:“两只黑棕色的木桶,一桶粥,一桶饭,粥和饭都热腾腾的,散发着好闻的木香。有条凳,但大家站着,方桌上脸盆盛了一大盆炒咸萝卜,有肥猪肉,金灿灿的,还放了青蒜,非常非常之好吃。最后一餐是酸菜鱼,酸菜是芥菜腌的,茎肥叶厚脆爽味醇,酸菜叶浸透了鱼汁……那味道,常有念想。”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吃的文化,岂不信然?谁敢说林白这里书写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这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头。如果说植物构成了李跃豆生命经验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大致是不错的,但更重要的生命经验仍然得说是那些生活经历和人际交流,可能有些经验,就如她和母亲的隔膜一样,充满别扭和痛苦,却层层叠叠地积累在心灵的深处,遇到合适的时机就涌现出来。这里有遗憾,有痛惜,也有留恋与怀想。她带着飘逸的神思重述她曾经穿过的一件风衣,也曾表达过对自己使用过的一个旧衣柜的深情款款。恰如哲人所言,衣柜是一处充满私密感的空间,更是一个“收藏回忆”意象的隐喻③。无论叙述者如何强调她对北流的人不亲、地方不亲,但她的叙述却不时暴露她真正的情感归宿,与她成长过程中的正面收获。比如她的审美趣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年演《白毛女》中喜儿的姚琼,是姑娘们心中的榜样,现在人老珠黄、疯疯癫癫,早已面目全非,李跃豆却感到她很亲近,“召唤了过去的亲爱的时光”。站在同样面目全非的大兴街上,她想起了一首叫作《拖拉机进苗寨》的歌,她当年指挥大家合唱过。歌声嘹亮且清脆,“有点凉,却又是热情的,有点喧闹,却又有其辽远”。她甚至清晰地记得歌词,“拖拉机,进苗寨,姑娘坐在驾驶台,禾苗迎风点头笑,柳树摆头把手摇”,“歌词浅而幼,但有喜气”。也许是因为她今天回忆起来仍觉得愉快,所以发出了一句追问:“这有何美感呢?”她的回答是:“但它把1974年春天的风直接吹到我的额头上,而别的什么经典名曲,说到底是隔的。”思想感情和人生目标、追求等都可以发生改变,甚至是颠倒,但美学趣味可谓固若金汤,轻易不会改变。无独有偶的是,在火车上听到对面铺位一位老大姐手机里传出《闪闪的红星》中的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我不得不承认,就歌曲欣赏而言,我与她有着相同的趣味。”类似这样的歌,她过了四十年仍觉得好听,“她仍喜欢那抒情的曲调,抒情遮盖了那些大而无当的大词的粗暴”,“那曲调仿佛被时间加持了,遥远的少女时光擦亮了它”。

但时间不会停止在“少女时光”,它同时无情地吞没荡平一切,包括个人行动痕迹和日常经验。一个表哥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了;姚琼发了疯;罗世饶烧掉了自己写给恋人的情书……承载着少时记忆的大树被砍掉,有历史意义的“礼堂”被拆除,“沙街整条街消遁在时间中,有一半铲平另作他用,另一半并到龙桥街,地名无存,沙街沉入河底。丧失的美。沉入河底的街”,个人在宏大的历史或现实面前既无可奈何也无能为力。北流或圭宁不再是以前的北流,人非物也非。或者,“以写作填充茫茫空旷”,就成为一个作家的唯一选择了。至此,作为林白“地方”想象的重要一环的北流方言(文中有时称作圭宁话)登场了。有评论家将《北流》视为“一个北流方言和普通话以有机的方式彼此交织缠绕的文学文本”④,并给予高度评价。细绎文本,读者会发现,北流方言主要出现在“注卷”和“时笺:倾偈”中,“注卷”这部分的故事发生地在北流,主要人物是李跃豆和她生活在北流的亲朋故旧,“时笺:倾偈”是叙述者听她弟媳和旧友等的聊天记录。“疏卷”则主要写李跃豆在外地的生活,主要是几次旅行,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火车上、香港和滇中,北流方言就极少出现了。也就是说,《北流》的叙述语言仍然主要是普通话,而涉及北流生活的部分,主要是人物对话,则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北流方言。其实,作者本人对使用北流方言并没有那么自信,能用的词汇少,句式虽简劲,却又让整个叙述为难,因为说到底,如作者自言,“北流方言已然不是我的舒适区了,三十多年来我不怎么使用北流话,我的方言思维已近死亡,尽管我的北流口音依旧纯正,但思维已是普通话的思维,语言表达中的词语是普通话的词语。这样,在这个长篇的写作中,我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⑤,既然作为叙事手段的北流方言,并不能让作者觉得趁手,那她为什么最后还是在文中予以保留呢?

作家对语言有天然的敏感,所以对语言的历史变化自然也有清醒的认识,“按理说世间万物万事都是流动变化的,方言亦如此。一种方言,或一种文化,若无实际功效,自然也就被淘汰”。从来没有一种古今同质、一成不变的语言,一个人也不会一直使用一种语言,何况是经常走南闯北的人呢?这当然也不影响人对母语的亲切感,但母语和使用母语的人也在变化。“从长途客车落到圭宁一片陌生尘土中,连乡音也变得生疏,当地口音混杂,城乡杂糅,外地人口”,飞速发展的小城,其语言也在变化,连远照这样高龄的人,在告别时也都开口说“bye-bye”了。至于跃豆参加的一个晚会,主持人整晚标准普通话,丝毫不带本地口音。普通话代表高水平,圭宁话太土,上不了台面。问题在于,这不是个别年轻人的想法或官方活动的正式需要,而是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多数人都认为本地话难听,土得不能再土,小孩子在家同父母也讲标准的普通话,“时代车轮滚滚,随便一想,方言迟早都会被普通话的大车轮碾压掉的”⑥。即使林白将自己在香港时讲粤语的愉快经验,以“她”的叙述方式再现出来,我们也不难看出,讲一口“夹生广东话”未必得心应手,比如用普通话发言,她的语速是飞快的,而用粤语演讲,语速就明显慢下来,更有意味的是,“与知识分子和做文学的人她无法说粤语……只有同卖饭的大妈、打扫卫生的阿姨、保安大叔这一类人,她的粤语才可以顺畅”,毫无疑问,香港话对于作为粤语勾漏片的次方言,也是一种强势的语言,带给她的感受与没有充分掌握普通话时的感受相差无几。对北流方言的命运,让我们看看作家对2066年的情形的描述吧,“作为粤语主体的广州粤语和香港粤语仍然存在,基本上保存完好,只有37%的外来语混杂。日常使用仍然畅通无阻。但作为粤语小方言勾漏片的北流白话已基本消亡,日常使用已完全由普通话取代”,普通话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天然的母语,“北流话作为一种文化,已经是死去的文化”。

在自己的写作中,用真正的北流方言叙述是不现实的,毕竟那是一种口头语言,而不是书面语,就是只使用它的部分语汇和句式,也显得左支右绌,而对这种语言的未来,又持如此悲观的态度,林白还坚持使用部分母语,其意义只有到别处去寻找。在全文最后一个“注卷”的“语膜,2066”一章里,李跃豆的外曾孙女为了录制所谓的语膜曾经查到过“一本几无人知的长篇小说《北流》”,知道其中“镶嵌了大量外曾祖姑个人生活”,并发现书里包含的《李跃豆词典》“不过是个存目,属小说的衍生文本,它从来没有完成过”。整个《北流》中,其实也就是在“注卷”中,确实常常在文中插入所谓的《李跃豆词典》,但那些词条其实和叙事没有直接关联,许多词条还多次重复⑦。让我们听听叙述者自己的解释吧,“那部想法庞杂的《李跃豆词典》也是写写停停,本来就不是真正的词典,不过是某种修辞方式,再者说,圭宁方言已经不是她的舒适区,大量土语词汇她已忘得差不多,甚至句法,她脑子想事是本能地使普通话,母语已陌生遥远。她感兴趣的只是里面的《备忘小词典》,但,她一边写一边看见它们变成支离破碎的故纸堆”,这和我们前面所引的林白对《北流》中夹杂北流方言的说明,几乎一字不差。“备忘”,应该就是奥妙所在。故乡北流, 这个地方和她的联系已经支离破碎,有可能消逝在时间的黑暗中,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唤醒和照亮它,就像她重新找到插队时的日记本一样。语言只有和过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才获得它存在的意义,否则就真的死了。

所以那部虚拟的有关母语的书不叫《北流方言词典》,而是被命名为《李跃豆词典》。故乡是个人出发的地方,关于地方的想象也就成了个人“自我”想象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说,自我想象必然从地方想象开始。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所谓词典结尾处的“两行手记”:“返回能回到哪里去,逃离又能离得多远?”原来,语言使用的“进退维谷的困境”正是人生进退失据的写照。从这个角度,就容易理解小说为何没有正文,以及“注卷”和“疏卷”的区别了。所谓“注”,不就是集中、注入,也就是返回吗?而“疏”当然是离开、分散了。以北流为中心,李跃豆和泽鲜等故交,都离开了故乡,只是偶尔返回。返回,已然不是过去的北流(圭宁),但,确实,逃离又能离得多远?只是到香港,她就为不习英语而难受,讲“夹生广东话”才让她有了点自信,“仿佛找到了母语”。而到滇中去与泽鲜相聚的火车上,看到一些宛如故乡的景物,她领悟到,“原来,北流河跟着她,一直流到了丽江,又从丽江流到了滇中”,那些过去的时间重重叠叠,深埋在她的生命里,又不经意间浮现出来。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北流。她写的,就是北流。

她的所有人生经验,不管是逃离或返回故乡,或者是一位不合时宜、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有点自闭又有点离经叛道的女性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她对母语的亲近、疏远、遗忘和重忆,通过想象、重构和书写,变成了一行行的句子和诗。李跃豆在香港教学生写作,有学员问,“别人说自己琐碎怎么办?”她的回答简捷明了:“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方式琐碎,琐碎到底,将来琐碎会升华,成为好东西。”显然,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那些支离破碎的生命体验的片段,通过作家的想象力重新构造为一个精美的统一体,正如她把关于北流的地方想象和李跃豆的自我想象统一起来一样。《文心雕龙•神思》中有言,“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⑧。那些如乱麻一般、庸庸碌碌的日常经历的生活片段,通过作家如织布机一样的巧手,最终呈现出美轮美奂。比如那些植物,确实是李跃豆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些深藏的簕,她的身体适应了它们,有的变成了血液和骨骼中的铁”,但它们只是诗歌的材料,而不是诗本身,只有作家用词语将其再现出来,簕或簕鲁,这种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常见的植物才在文本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个林白曾经在《致一九七五》中曾写过的准初恋男人韩北方,他又反复出现了,其实那是一个一本正经的人,每周给她写信全部都是正能量,唤起的是辜负青春的回忆。“故我要幻想另一个韩北方……愿意韩北方的皮肤紧贴我……”只有在想象中,过去的缺憾得到了弥补,生命才完整圆满美好了。

换言之,《北流》可以理解为一部成长小说。文中反复提及跃豆想写一部《须昭回忆录》,准备了大量的材料,可一直没真正动笔。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我更应该写的是一部六感回忆录”,与其写别人的故事,不如直接写自己。这一次,对六感的回忆仍然是重要内容,甚至是对同一个故事的重写,如有关韩北方的那部分那样,那是人成长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重要阶段,也是个人与地方、历史、现实世界的重重纠缠和紧张。叙事中那个不停回望的叙述者,时而是“我”,时而是“你”,“这样我又望见指挥合唱比赛的那个自己。那个李跃豆。那个‘她’”。不断地自我审视,同时重塑重构“自我”。《北流》结尾,“在无尽的岁月之后,她才看见这条大蛇,它飞奔着,从码头扑向了北流河,它已然成精,并将有一只新的名字:蛟。她在虚空中望见,这条大蛇将要乘北流河的河水一直去往西江珠江然后奔向大海……”时间从不停止和凝固,那个小女孩从北流出发,奔向大海,通过自己的想象和书写,在编织世界的过程中试图与世界和解。

[本文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一流学科团队“广西当代文学研究”“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的科研成果]

注释:

①林白:《北流》,《十月•长篇小说》2021年双月号。

②[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

③[法]巴舍拉(或译巴什拉):《空间诗学》,龚卓军、王静慧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56、157页。

④王春林:《方言化写作的大胆突破——对林白长篇小说〈北流〉的一种解析》,《十月》微信公众号2021年7月28日。

⑤林白:《重新看见南方》,《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⑥有关现代的官方语言或标准语的形成,在有关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多有讨论,以笔者有限的见识,以布尔迪厄的论断最简捷,见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⑦“疏卷”里也有对相关词条或知识点的注释,一般标作“笺”。

⑧刘勰:《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