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余温
人事与记忆，终将构成一个人的文学地理。
我的文学人生聚焦在两个点上，一点是乡村生活，一点是企业生活。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在乡村度过，毕业后一直在企业工作。期间在城市短暂的求学经历，仿佛成了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构建的一个缓冲地带，或者说成了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断裂与衔接。工业文学与乡土文学都是对人性进行勾勒与描述，只不过是人的生存地理位置不同。无论乡村题材还是工业题材，写的只是不同生活场景中的人的处境、人的精神境遇和心灵遭际。小说所着力探究的，终究还是人的内心，是人性的波澜起伏和幽微明灭。
加缪在《写作的光荣》里有一段话：“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由于故事的架构能力以及语言才华的局限性，我还无力承载这份写作的光荣。这段话于我而言，也许只是一个虚妄的错觉，但我也愿意为此耗尽自己的平庸。所以，我渴望写出的每段文字里都能散发出时代的微光和人性的余温。
小说集《余温》收录了近两年来发表的10部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5部。
“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黑格尔语）“余温”仿佛有了无法言说和难以呈现的本质。蓦然想到这个语词，居然会刹那间眼潮。若有若无的温度，像握在手心里的沙子，正一点点散逸。这个词似乎混杂了得到和失去两种质疑的情绪，既暗含了失而复得的喜悦，又有稍纵即逝的悲伤。
“余温”的确很难担纲一本小说集的主旨，像结束，又像开始，所以很难把握。但我还是选择了用“余温”这个词作为文集的名称。我愿意把“余温”放置在这个特定的语境里，去表现当下的社会关系和幽微的人心世界，让复杂的情感作为叙事介质，把人心的变化作为叙事推动力，从不同角度捕捉和放大那些小人物的杂乱声音和细微表情，给隐秘的人性赋予可见的、有温度的呈现方式。“余温”更像文本的隐喻和缩影，将会浸润在这个集子里不同题材的小说场景中。如何让文字有温度，一直是指引我创作方向的路标。
《比邻》描述了两代三户人家，携带着不同的生活错觉，有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扭曲，在蝇头微利里满腹心机地纠缠，彼此争斗又相互容纳。一起事件引发的不是另一起事件，而是一组如矢量般向四面辐射的事件，所有的人都裹挟其中，但最终将其弥合的还是人性的温暖，因为它始终藏在情感交往的罅隙之中。时代的变迁导致了价值观的“颠覆”，使他们卸下了所有的伪装，消除了所有的时空障碍。小说用“邻里关系”来映像世界，当充满温情的叙事退场后，希望世界能被留在一个有“余温”的空间里。《寒鸦归林》很像一篇“还没有来得及发生，就已经结束”的小说，主人公胡曰假惺惺的温情不是道德的“余温”，而是贪欲膨胀的慢性毒药。在这种戏谑和反讽的叙事里，小说表达了对贪官另类形象的批判和反思。《人生只若初见》里李二虎和罗小丫的爱情，在“时势权力”的诱惑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爱情坍塌。追溯故事背后的迷离情节或许毫无意义，不过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隐秘创痛，或者“不思量，自难忘”的伤感情怀。其实，爱情也有“余温”，就像一只敏感的鳞翅目昆虫。如果习焉不察，它将在风中逃遁得无影无踪。所以转瞬之间，爱情往事已来如飞花散似烟。爱情更像谜语，用开头猜测结局终是徒劳。如果是势利让爱情变得脆弱，那什么才是锻造爱与情的铁和砧呢？《血豆腐》以活色生香的“血豆腐”为隐喻，每个人何尝不是在渴望来一碗能补充“元气”的食品？这是功利的实用主义想法，这种强大的动机来自人的本性。如果真能吃啥补啥，倒希望胡太平的“善”与“爱”能成为一碗热气腾腾的“精神血豆腐”，用“余温”来与社会内卷碾压下的众生进行一场和解。《桥坪的桥》里的驻村干部付洪，通过发掘张祖武的人性“余温”，点燃了他突破乡村贫穷困境的创业激情，也将他打造成了“农村新人”，是“扶贫先持志，扶贫先扶智”的一场彩排，更是对新时代语境下农民精神史的新呈现。文学是另一种历史的记录，它是有温度、有气息、有肌理的历史记忆，它保存的是一个时代的肉身。在这个扶贫攻坚的火热时代，多么希望“桥”所呈现出来的，不仅是新与旧的对峙、破与立的纠缠，也有时代的烟火气、乡村光影交织的生活，还能托举起扶贫干部的形象……
《崔家塘》《余温》和《挖坑》，故事里的“我”“李树明”和“张二林”，都是聚焦当下乡村生活里的小人物，却张扬着为时代赋形张力的意图。我曾经生活过的鄂西南山区，许多村庄只有老幼留守，传统村社结构在悄然消解，而乡村伦理和礼治秩序在数千年的变迁中还能维持原生样貌，是因为它隐藏着秘密，承载了希望，也贮存着时代记忆。这几个短篇不是远距离观察的“回乡偶书”，而是通过深入细部、毫不避讳的乡村叙述，将爱的“余温”平整地熨进小说里的日常生活。生活的流水向生命低洼处汇集，在复杂混沌的状态里，也包容着泥沙俱下的人性。如《余温》试图把他们（李树明、张二林）内心的忏悔、反省一一折叠好，他们用温暖彼此靠拢，像求生，去救赎物伤其类的痛。他们最终用“还牛”的方式，找到了原谅的道德减震器。“他们”判断事物的价值观可能并非对错，而是善与恶或真与假，这恰恰也是文学应该暗含的一种情绪和认知方式。虽然这点“余温”式的良知光亮，显得那么微弱、摇曳、不确定，但“他们”在妥协中的抗争里、在庸常中升起了人性余温，用善良和爱映射出了“狭隘里的伟大”。《灯笼》和《城防图》是一组红色题材的小说，以鄂西南山区和宜昌城为背景，讲述了峥嵘岁月里的两个传奇故事。作为精神镜像和文化遗产的红色故事，有着遥远的记忆，也有恒久的温暖。
“余温”像带着某种小小的使命，就是要让那些深长的往昔苏醒过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往昔，而是一个我们经过的这个时代的往昔，是那个与我们现实生活对照的往昔。如何让语言把人性的温暖之光映射出来，直指世象人心，也许这才是这本小说集最想表达的。希望这部小说集能够给读者带来那么一点短促、内敛的“余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