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人将眼光投向“民间”。“五四”时期，在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民间文艺在中国新文化体系的建构中获得崭新的意义。1927年开始，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少数民族民间文艺越来越被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成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文章通过对1949—1966年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特征及范式的梳理与总结，阐释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以“民间信史”的面貌进入文学史，并参与到国家文化建设工程。另外，各民族民间文艺的交流、交融，为新中国多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情感与精神纽带。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多民族文学格局；“以文入史”；多元交融

一、引言

晚清民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及本土变革的推动下，文学承担起唤起人心、改造国民乃至塑建国家之责。“五四”时期，随着对现代启蒙及人之个性的强调，民间文学“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渐为知识人所重，尤其是1919年兴起的“到民间去”，参与者意识到民间文艺在发动民众革命意识中的特殊作用。1927—1936年的民间文学运动除了理论探索外，注重民间文艺的社会价值，尤其是民间文艺在革命运动中的独特意义；另外就是这一时期对瑶、苗、黎等民族的历史生活、文化进行了调查，还辑录出版了藏族民间故事、壮族谜语等。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民间文艺在“文艺为人民”这一权威话语架构下呈现出新的革命样态；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包含的民族、语言、传统与时代的“文化同一性”正在被创制。1949年以后，文学与多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其文艺以口传为主，这样新中国初期的多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首先从民间文艺领域兴起。

二、“民族”与“民间”：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之滥觞

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日文中“民族”一词受汉学影响出现，在日译西方著作中对应了volk、ethnos、nation等，这些著作中nation等词的定义及其相关研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直接影响。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称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陆续在该刊“学术栏”发表，所用笔名为“中国之新民”，暗合其办刊宗旨“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此文在“中国民族”概念的基础上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提出中国民族的“混成”。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沿袭了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之概念，且较为清晰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同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在梁、杨思想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之空模”之论。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并将其运用于政治领域。

20世纪初期，随着“中华民族”意识的不断加强，围绕着“中华民族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年）、《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1912年），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傅绍曾的《中国民族性之研究》（1929），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以及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等。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滇缅界务，日久未决，片马江心坡，已非我有，界碑外移，人民外徙”，“西教会已深入普及”，“外洋商品，充塞边市，印洋法币，横行垄断”。为了救亡图存，“到边疆去”“到西北去”“到西南去”的呼声此起彼伏，民族思想亦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生重要转变。如顾颉刚在甘肃、青海进行实地考察之后，主张废除使用“中国本部”“民族”等带有分裂性意味的词汇，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这也引发了学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其中，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出质疑，亦为他日后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和主张中国“多民族”发展的观点并存。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第一节即为“中华民族”，明确提出中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且都拥有“长久的历史”。1942年，《讲话》发表之后，开启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的新阶段。鲁迅艺术文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创立之后，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歌曲调、民间戏曲、民间木刻等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培养了一批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的优秀人才。如：1939年3月，鲁艺成立了“民歌研究会”，研究会的师生在陕西、甘肃和绥远一带展开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歌。延安是各民族进步青年的“集散之地”。“民歌研究会”的师生还展开了对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歌谣的搜集。据统计，至1942年底，他们搜集整理陕甘宁边区各县民间歌曲700余首，还收集了一批蒙古、绥远、山西、河北及江南的民歌，各地数十首至一二百首不等。这一时期其他投身抗日的进步人士，也积极致力于搜集民歌，包括内蒙古、绥远一带的少数民族民歌，希冀建立中华民族的新音乐，如《蒙古歌曲集》《绥远民歌集》等。延安时期的文艺可以说是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新版图的初步描绘。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编写的《文教工作的新方向》中刊载了《蒙古民族文化座谈会》，此文谈到蒙古族同学在学习之余，开始学习秧歌的形式和表演技巧，采用蒙古民歌编出了蒙古戏剧《赶会》，其后又陆续编出了《找八路军去》《到好地方去》和《反抗》等蒙古歌剧，在“三段地、盐池、定边等地的骏马会上表演”；另外，延安还设有成吉思汗纪念堂，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

1949年7月，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该报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间创作的政策，并强调艺术作品与民族传统、民间创作之间的联系。第一次“文代会”后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艺集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作品及相关研究论文。如安波的《谈蒙古语民歌》、马可的《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通信）》与《马头琴及其他》、赵沨的《云南的山歌》、许直的《我采集蒙古民歌的经过和收获》、乔谷的《西康藏民的音乐生活》、波浪的《苗家的跳舞与音乐》等；《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中专设“朝鲜民间文艺选辑”栏目，收录《人鬼的故事》《爱穷苦的女人》《国王的耳朵》《大同江水为什么是绿的》等作品。《民间文艺集刊》第三集亦设“藏族民间文艺特辑”，收录《藏族歌谣选》（27首）、《藏族故事选》《藏族谚语录》等藏族民间文艺作品。

从20世纪初期“民族”概念的讨论到1942年《讲话》发表，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初现；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被纳入到“一个现代方案的历史框架中重新予以定位和解说”，围绕搜集、整理及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成为“在国家学术行为中的现代民族国家方案”。

三、“以文入史”：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之特征

1949年之后，在借鉴苏联民族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20世纪40年代就已确立的民族自治政策。新中国文艺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除了延安时期的文学经验支撑外，亦广泛吸纳苏联的文艺理论。这一时期，《苏联文艺问题》《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苏联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苏联文学与艺术的方向》《苏联文学史》《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苏联文学小史》《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等译著陆续出版。

我国很多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的文学以口传为主，因此，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在政治与文学等因素的共同建构中迅速发展，逐渐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体化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1951年，建业书局出版《少数民族文艺论集》，收录了费孝通、严立、孜牙萨买提、钟华、力文、郭基成、辛弘、杨放等人的文章，并将《阿那尔汉》（故事诗）作为书后附录，在篇目编排上呈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张寿康在《论研究少数民族文艺的方向（代序）》中提出“少数民族的文艺，是中国文艺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其后，他以苏联多民族文学的论述为理论依据，通过1950年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的“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的“题词册”，以及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副刊”读者来信栏刊出的两封“希望出版界、文艺刊物注意介绍少数民族的文艺”的来信，进一步阐述了“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没有看见群众的要求，没有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如当时出版的研究新文学史的著作，依旧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文艺。这说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有学者关注到各民族文学史的编纂问题。

在《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说明”中明确提出当前研究工作的总的任务是，“运用正确方法，研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整理我国的科学文化遗产”。其中，“文学”学科的重要问题第二条“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的中国文学的研究”第七点“各少数民族现代创作的成就”、第八点“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第三条“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及民间文学的研究”第七点“各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研究”、第八点“民间文学的研究”的提出，使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及研究上升为一种“国家文化行为”。195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历史调查亦为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建构提供了契机。1956年2月，老舍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上发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强调“在还没有文字的民族里，目前我们应着重帮助的对象是歌手与艺人。他们保存了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学遗产，同时也是创作者。如何帮助他们，还须详为计划。”此报告中提出的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兄弟民族文学”之计划实为进行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之先声。1956年3月在昆明召开了云南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讨论了“发展民族民间文艺问题”。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研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此外，另有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8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分赴各地调查。从1956年8月到1964年6月，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队整理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档案及文献摘录100多种，1500多万字。在调查中，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由于“保留了大量的有关民族的起源与发展、民族战争与迁徙、民族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们作为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补充，以“民间信史”的面貌出现。

1958年，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抢救、搜集、发掘、整理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高潮。同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提出“编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问题。座谈会“纪要”中提到：准备先编写“中国文学简史”，后出版“详史”。书中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部分，主要由“各民族自治区和有少数民族聚居”省份负责编写。其中特别注明：凡是不能写出文学发展史的民族，均写“文学概况”。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任务由中共中央直接提出，这就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纳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赋予其“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新内涵。各民族文学史的编纂既是一次对已整合、写定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进行新的“历史的、科学的、系统的、纵与横的评介”，又是对少数民族发展历程的“理性的认定”。经过几年的努力，截至1961年“第二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召开前夕，共有白族、纳西族、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等15个少数民族完成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编纂。

四、“多元交融”：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之范式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民族理论的借鉴到195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历史调查，再到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座谈会”的召开，少数民族民间文艺逐步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多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力量，并成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文化建设工程的具体体现。

1951年，何愈在其著作《西南少数民族及其神话》一书中提到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的报告中所提到的：“所有各民族文化实际上的成果，不问它们是多么古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非常珍贵它们的。这些成果现在在其本民族及苏联一切民族之前，已经成了一种再生的东西，表现出实际的思想的光芒。”此书根据语言将西南少数民族分为南亚语系与汉藏语系，后者又分为“藏缅、洞台、苗瑶”3个语族。书内介绍的13个民族，便是根据3个语族分别排列。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师范大学即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民间文艺研究”，其后改称为“人民口头创作”。为满足教学需要，1951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出版《民间文艺新论集》，收录《原始文学的意义》《口头文学底基本形式》《对于民间文艺一些基本的认识》《论中国民歌》《从音乐观点上来看民歌》等十数篇论文，并将闻一多的《西南采风叙录》、曹靖华的《魔戒指序》、周立波的《民间故事小引》作为附录。1952年前后，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人民口头创作教研室，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1959年谭达先在其著作《民间文学散论》“序言”中自述，书末所附的一些例子，有一部分即出自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口头创作教研室的油印参考资料。1954年东方书店出版的“人民口头创作丛书”《苏联口头文学概论》苏联人民创作引论》，成为他们及当时学术界民间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苏联口头文学概论》是当时唯一以口头文学命名的著作，同时也是学界重要的理论参考书籍。钟敬文在1953年11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谈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搜集、发扬人民固有的优秀艺术，已经成了政府的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全国高等学校里中文系的学生大都在修习着人民口头创作的功课”。各类文艺刊物或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也经常刊发“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及其相关研究。“有些著名的民族口头文学（好像牛郎织女、白蛇故事等）更被反复覆地讨论着。”“口头文学”的意义被界定为“人民创作”“人民智慧”，内容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传说、勇士歌、童话、歌曲、谚语、俚语、谜语、歌谣”等。

“人民口头创作”理论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2期发表了中文系四年级民间文学小组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教学大纲（初稿）》。该大纲第十一章“兄弟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崭新面貌”中着重介绍了搜集整理兄弟民族民间文学的辉煌成就。如阿细人（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讲述世界起源的民歌集《阿细人之歌》的搜集整理，1954年云南省文化局工作人员共同整理的撒尼人叙事传说《阿诗玛》，西藏、内蒙古搜集整理的史诗《格萨尔》及在苗、壮、白、维吾尔等民族所搜集到的叙事长诗。此外，各少数民族调查组依照“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推动了少数民间文艺资料体系与理论研究的完善与发展。如傣族调查队记录了将近100篇传说、叙事歌和情歌；哈尼族调查队研究了创世纪的各种传说，以及广泛流传在云南各少数民族广泛流传的有关1917年农民运动的传说和歌谣；白族调查队搜集到几十篇长篇传说和500多首歌谣。尤其是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开展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进入了文化史的视野，正式参与了这一时期国家文化工程的建设。在对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价值发现和重构中，“新型民族国家平等政策的体现、国家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建构、对全体国民特别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以国家认同为目的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等”多重目的的交融，赋予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参与“新中国文学秩序”建构的“合法性身份”。如1952年《兄弟民族的赞歌》“引论”部分谈到参加1950年国庆典礼的各族代表见到毛泽东的激动之情：西康巴安县咱中村的一位老人，将自己珍藏了15年的红军北上抗日，路过西康时所颁发的“保护喇嘛寺”的布告，请当地人民政府转献给毛主席留作纪念。此书收录的200首赞歌也是兄弟民族在翻身之后唱出的“切身感受”，是他们感谢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主席的“心声”。他们在歌曲中用了“太阳”“明星”“高山”“大河”等“崇高和美丽的词汇”，以及“祖父”“父亲”“菩萨”“救星”等“尊贵和亲切的称呼”，藉以表达出自己纯真的情感。

围绕着各地域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高校、研究机构及地方文艺工作者多采用合作的方式展开调查，并出版了大量作品集和理论译作。如1960年5月到9月期间，青海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学校、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和群众艺术馆的人员共同组成的青海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团到全省藏族自治州和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调查，调查范围包括39个县、135个公社，涉及汉、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萨克等7个民族，共搜集到的新、旧民歌17.7万多首，民间故事、传说1500多个，戏曲500多部以及长篇叙事诗、谚语、谜语和其他文学资料、史料6000多件。

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对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相关报道亦体现了其作为构建多民族国家文化基础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如《人民日报》对1964年11月26日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开幕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进行了多次报道，特别提到了青海循化县城关公社撒拉族色乙卜演唱的《新循化》。在这场演出中，各少数民族共同描绘和赞颂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各地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歌曲在意涵上有着“同一性”，但它们在曲调及演唱形式上或多或少都与各自的“传统”之间有话语上的衔接。可以说它们是对“从前的文本和习俗在文本生产中的表达方式”的再造或改变，同时又赋予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以全新的社会功能

五、结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转型发展及其与世界体系的互动，“民族”“民间”在五四运动及延安文艺运动影响下被赋予全新的现代性意涵。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延续了延安时期“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并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新中国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建构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说1942年《讲话》奠定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的基础，并进一步激发了民间文艺的政治文化功能。1953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识别工作与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之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重要前提。1958年开启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使得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研究在人民文学话语中逐步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同时也为多民族文化格局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情感与精神纽带。

（注释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