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卫视《春天花会开》—— 用歌声激荡新时代的民族审美精神
古代的中国官府与19世纪的欧洲艺术家、哲学家们都很注重民歌,但各自的理由与关注的侧面却全然不同。
一首歌的构成必然包括歌词和曲调两部分。古代的中国关注前者,歌词被当做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发挥着“兴观群怨”的功能。是以,当代的小学生都能背诵“敕勒川、阴山下”,却并不关心1500年前的人是用何种曲调吟哦这样的句子。
19世纪的欧洲人则相反,他们更注重民歌的曲调。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大篇幅讨论民歌。在他看来,民歌的曲调才真正凝聚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族群的集体审美,甚至是集体无意识。是以,从肖邦到柴可夫斯基,众多音乐家把民族音乐元素纳入创作,为原本德奥风的欧洲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气息。
歌词和曲调,到底哪个更代表民歌?又或者,决定民歌身份与特色的究竟是歌词内容,还是曲调形式?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决定着,到底怎样的歌谣才是新时代的民歌?
湖南卫视新开播的《春天花会开》,在我的眼中不仅仅是一档音乐竞唱类节目,也是一档试图探索、解答这个问题的音乐答卷。
《春天花会开》主打民歌新唱,从第一期节目看,参加比赛的“民歌”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类:传统民歌新唱,以及用民族特色唱法演唱的原唱新歌。
最先听到那些新创的民歌时,内心不免质疑:新创的歌谣算民歌吗?民歌本就应该是一个地区的人在生产生活中的集体创作,它们不该属于某一个作者,而是属于一群作者。只有那样,民歌才能是一群人当时、当地的审美、心境的体现,人们才能从民歌深处听到一群人的心灵。
难道,当前文化中越来越浓郁的个人化、个性化倾向连这个领域都能入侵?
这是我看到节目时产生的第一个困惑。但节目中主持人的一句戏言却为困惑的我打开了另一扇窗。在一首新编排的《货郎担》之后,有人质疑它已经没有了原本的东北韵味,主持人笑着打圆场:在你的歌声中听到了直播带货的味道。
虽有玩笑的成分,又何尝不是对民歌的一种新解读?
过去的民歌里沉淀着20世纪之前的生活。那时的世界还不是地球村,你在纺织他在撒网,有人在采茶,有人在套马。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地域的隔绝是传统民歌诞生的土壤,后者的多姿多彩正是源于前者的多样多元,而这个土壤已在21世纪被掀翻。当代的人们,就算在洞庭湖边长大也看不到“千张白帆盖湖面”的壮阔,内蒙来的人也未必都见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生活变了,工作变了,当代人的民歌难道不需要与之相应的新内容?
只是,填新词易,翻旧曲难。当代人又该如何对待那些凝聚着过去旋律曲调?传统的曲调凝聚着传统的审美,既然传统审美在当代已然发生了改变,那些曲调是该原样保存、尽皆抛弃、还是注入新生?
人们自然希望为传统歌谣注入些新的活力,但那活力到底是什么?新的旋律还是新的调式?新的唱法还是新的配器?新的和声还是新的节奏?
老歌的面貌改了多少还算老歌,原创新民歌的哪一部分坚持了传统才算民歌?
这需要探索。这种探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找到真正的当代民歌发展之路之前,需要许多人去努力,也需要机会让人试错。
其实,节目组和选手都是试错的勇者。节目里有人用传统歌谣的韵味来唱新的歌,有人用新的唱法来唱老歌,有人用民族的唱法唱原唱。他们既想尝试传统民歌可以怎么唱,也想证明可以用传统民歌的方式来唱什么样的歌。
相比较于成功晋级的选手,我倒更敬重那些被淘汰的歌者。他们都是勇者,他们用自己失败的尝试为他人带来更深刻的思考。
于是,我们听到有些翻新的老歌被质疑“为什么要创新”,有些加入创作的老歌被建议“去那里走一走”。可见,虽然当代人对音乐的偏好已经与过去不同,但骨子里还是希望能够从民歌里听到地域风情、听到民族审美吧。
试错是一个进程,节目也是一个过程。节目刚刚开始,未来也许还有更多的成功和更多的失败。相信在一次次仿佛出于直觉喜好的投票中,节目组也好、现场投票者也好、节目观众也好,都能帮助自己、帮助时代一点点厘清每一个选择背后的标准,从而一点点探明新时代的民歌该在何处传统,该在何处创新。